实习记者 赵兰溪

编辑 刘素楠

（一）被互联网改变的人生

20世纪70年代初，在南疆某个石油基地，一对来自北京的勘探工程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男孩3岁时，忽然高烧不断，烧成了心肌炎，住进重症监护室。被抢救回来后，却发现视神经已经烧坏了，男孩就此双眼失明。

当时，男孩的家人不知道一个视障者可以如何生活下去，做好了准备要照顾男孩一辈子。

小男孩在北京上了盲校小学和初中。收音机成为了他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他在收音机里听了人生的第一本小说《李自成》，寒暑假时从早到晚守在收音机前。他最爱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中午12:30-13:30播放的小说，他由此听完了《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等书籍，初次进入文学的世界。

由于从小学习盲文，男孩摸读的速度很快。一本200多页5万字左右的盲文书，他一天读几个小时，3天左右可以读完。

市面上的盲文书远远不能满足男孩的阅读需求，当时盲文书的生产成本高，只能优先保证教科书，有余力才出社会读物，文学书根本排不到优先级，连四大名著都是2000年以后才出了盲文版。此外，盲文书单本信息量小，体积又大，不便于储藏。

男孩怀抱着上大学的理想，在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后，坚持去了天津残联开办的全国第一所面向视障者的高中。

1987年长春大学成立，并成为全国首个面向视障者单考单招的大学，当时招收按摩专业和音乐专业，后来增添了中文系。男孩考上了长春大学中文系。

上大学时，为了阅读更多的书，他想到一个办法，贴大字报找学生志愿者帮自己念书，作为回报他可以教别人弹吉他。那时候，读一本书大约需要一周时间。

不能自己控制阅读有诸多不便之处，比如有的书他听了两页之后觉得枯燥，但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只能坚持听下去。

此外，他觉得从没看过武侠小说是一种缺憾，但是志愿者时间宝贵，只能帮他读专业要求的经典名著。“让别人给我读个《射雕英雄传》，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好像也不太靠谱，至少不是个正经事儿。”

1994年，他顺利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盲文出版社，由此开启了他与计算机的缘分。

这家成立于1953年的出版社是中国唯一一家为视障者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出版机构。1995年，香港盲人辅导会为出版社捐赠了5台286电脑，配备了盲文点显器。

在此之前，做勘探工程师的母亲早他两年接触到了电脑。她对他说：“你不是想做自由撰稿人吗？你写盲文别人也不认识，要不然学学电脑，将来有可能帮你写别人看得懂的汉字。”

男孩将信将疑地从妈妈那里接过一个用坏的键盘开始练习打字。

在他真正学会使用电脑以后，发现电脑还挺有意思。1999年，他听说清华大学出了一款在windows系统里能够读出声音的软件，他从发明者毛余杭教授手中免费获得了这张光盘，又自己花钱买了台电脑，开始接触互联网。

当时上网需要用电话拨号，一小时8块钱，晚上10点以后网费便宜。他便熬夜上网，把想看的书都下载下来。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有两周假期时间，他什么也没干，就在家里用电脑把金庸全集一口气听完了。

从此，别人聊的东西，他通过互联网马上就能知道。别人提到的畅销书，他也能立刻从网上下载阅读。他觉得，自己跟这个社会不再脱节。

在网上用QQ跟陌生人聊天，也让他感到很好玩。他打字很快，可以同时跟几个人聊天。他说，自己在现实生活里是弱势群体，总会有一些生活片段让他不得意，但是在网络连成的“虚拟世界”里，别人并不知道他是视障者，聊什么他都能接得住。

2002年初，盲文出版社决定立项，把盲文图书出版的工艺提升为自动化。在此之前，这项工作由一位健视者手工翻译并录入盲文，用手动的打板机制版，一本盲文书的出版周期很长，成本较高，一年只能出一百种图书。

出版社当时提出设想，在生产线上加入电脑，这就面临视障者如何使用电脑的问题。当时，男孩被调到软件开发小组，研发一款更适配windows系统的读屏软件。

他说，所有的地方他都需要电脑读出来：开始菜单、对话框、读标准窗口，标题栏、菜单栏、状态栏等等。

2004年，中国盲文出版社和IBM、中国残联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合作办了第一届信息无障碍论坛。第一届论坛以科普为主，向大家介绍什么是信息无障碍，为什么要倡导信息无障碍。

他当时就负责表演视障者如何使用电脑。

“你看我是个视障者，千真万确。这个电脑是台普通电脑，你看我是怎么实现的？”他打开音响和读屏软件，一顿操作，引起观众的兴趣。

观众们还经常要“点播”，让他当场点开搜狐体育、切换频道，或者让他示范打字，他就用拼音输入法打出：“今天天气真不错。”这一幕令在场观众感到很神奇。

他还记得，在那届论坛上，IBM介绍了做信息无障碍研发的视障工程师，东京大学教授说北欧四国17%的视障者可以使用电脑，中国港台地区有9%的视障者可以用电脑完成工作学业。

2004年时，我国有1000多万视障者，他当时认为，教会1%的视障者学会用电脑，应该可以实现。那时，国内很多健视者还未学会使用电脑，一些视障者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但是他认为，视障者不一定每一步都要落后于明眼人。学会用电脑对于明眼人来说是锦上添花，但是对于视障者而言，完全就是0和1的概念。

因此，他发起了10万盲人学电脑的活动。这个培训项目做了10年，从2006到2015年，他作为“总教头”培训了骨干师资3000多人，老师们再去给更多视障者培训。最终，受益者达9.8万，基本实现既定目标。

这就是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盲文图书馆信息无障碍小组负责人何川的亲身经历。

（二）“信息无障碍”的障碍

“你们不觉得我们视障者的生活就像囚犯吗？这些年，我们作为‘囚犯’，最高的追求就是‘越狱’。怎么样才能打破无形的镣铐，冲破无形的牢笼？办法就是信息无障碍！”何川说。

这些年来，他试图利用各种渠道宣讲、推动立法。他说，只要是能管事儿的，他都要跟他们讲信息无障碍。

信息无障碍是从联合国决议中引申出的概念。2005年，国际电联（ITU）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上提出，要鼓励设计和推出信息通信技术设备和服务，使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和其他处境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都能方便地并以可承受的价格使用这些设备和服务。

对于障碍用户而言，互联网世界的边缘化，会加深他们与健全人之间的鸿沟，强化边缘感。信息无障碍（Accessibility）服务，相当于互联网世界的“盲道”、“义肢”或者“助听器”，帮助障碍者与主流信息社会接轨。

2007年，QQ忽然在登陆页面上增加了验证码，导致很多视障者无法登陆。何川将此事向盲协反映，并找到了腾讯相关负责人。

腾讯表示完全不知此事，并反问：“你确定有很多视障者都用我们的QQ吗？”何川告诉他，具体的数字不清楚，但使用QQ的视障用户至少有1万人。之后，腾讯做了一个白名单计划，收集视障用户的QQ账号，让他们可以不用验证码即可登录。

这件事给了何川很大启发，正如时任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所言：“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也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秘书长杨骅指出，很多国人由此第一次听到“无障碍”这个词是在2008年。

2008年是信息无障碍理念在我国发展的一大重要节点。由中国互联网协会等单位发起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网站信息无障碍行动，北京奥运会官网和部分主流媒体网站实现无障碍浏览，提供多种信息无障碍服务。

2010年后，随着智能手机终端加入移动互联网，视障者群体又一次面临被挡在信息大门外的风险。好在当时，苹果、安卓等系统都研发了读屏解决方案。

何川认为，在2012年以前，互联网基本是完全虚拟的世界，2012年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结合相当于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打通，比如在网上下单外卖后，真的会有人送上门。“这对于残障者是至关重要的，为他们衣食住行提供了极大的便捷。”

2013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指导下，相关行业组织开展了“美丽中国--中国政务信息无障碍公益行动”。这是政府层面大力推动信息权利平等，保障所有人融入信息社会的重大举措。

7年时间，大部分省级政府网站完成了无障碍建设，500多个县区以上人民政府完成了政务信息无障碍服务平台的建设，无障碍政务网站数量达到3万多个。

在民间层面，2013年11月，中国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CAPA）成立也是一个重要节点。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联合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微软中国等互联网巨头成立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截至目前，该联盟有57个成员及相关单位。

杨骅说，目前“信息无障碍”的概念已经被更多人知晓，但整体而言，这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概念，而且很多人只限于“听说过”，并不了解具体是怎么回事。当下，信息无障碍理念的持续普及跟教育仍比较缺乏。

近日，90后视障女孩杜妍春告诉界面新闻，她在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屡屡碰壁，因为很多公司都不愿意招一个视障者。当她终于找到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客服岗位，并且快要签合同时，对方面试官最终因为担心公司系统无法适配读屏软件而拒绝了她。

此外，验证码仍是视障群体在生活中随时会被卡住的关口。杜妍春说，读屏软件根本无法读出图片上歪歪扭扭的字，更别提一些拼图验证码了。

除了视障者，信息无障碍的受众还有听力障碍人群、肢体障碍人群、儿童、老年人、认知障碍者以及因环境而受障碍的人群。从已有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8500多万残障人士、2亿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是信息无障碍的刚需人群。

为视障人群提供远程私人秘书服务的公益平台“小艾帮帮”创始人金希认为，信息无障碍社会中，受益的是每一个人，比如帮助听力障碍者的语音转文字功能，也可以帮助普通人在嘈杂的环境里查看语音消息。“障碍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每个人在他的生活中都会有遇到障碍的时候。”

何川认为，推行信息无障碍的基础是改善社会整体上对障碍者的认知，不要觉得障碍者是在给社会添麻烦。此外，要让人们从具体场景中理解，信息无障碍是指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方便的利用、接收、获取信息。

他举了几个例子：公交车为什么进站时要报一声“XX路开往XX”？“因为看不见的人就等着听这句话，要是等不着这句话，这车视障者就不敢上。”

过马路时，红绿灯为什么会发出“嘟嘟”的声音？“对视障者来说，这是个重要的提示。视障者听不到，就不敢过马路。”

“对老百姓来说，应用场景的理解，比理论政策的宣讲更重要。因为写在书面上的文字往往不那么生动，大家不是特别能够有代入感。”何川强调。

在他看来，目前信息无障碍最需要提升的场景是银行、机场、火车站的售票机，由于生产厂家没有进行信息无障碍优化，导致很多障碍者在使用这些机器时遇到困难。

何川说，早年间自己确实是一个“开路者”，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视障者、健视者、社会组织加入互联网“修盲道”的工程，“现在不是太孤单了”。

（三）在互联网“修盲道”

吴力权有一万多常规联系人，都是视障用户。作为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的视障工程师，他认为不同的视障者因为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使用习惯，会有不同的需求点。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收集视障者在使用网络时遇到的障碍，筛选出重要且可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向相关企业反馈，并为他们制定无障碍优化方案。

“由于行业的大环境对信息无障碍的重视程度仍比较薄弱，因此我们会通过收集整理用户的使用体验、需求和建议，经过我们技术层面的评估后，输出成产品无障碍解决方案提供给产品方。”吴力权告诉界面新闻。

一次，在一家盲人按摩店，吴力权了解到视障店主在用支付宝收钱时，有时听不到收钱声。他就向支付宝反馈，支付宝随后增加了一个主动提示功能，支付确认后就可以听到收款信息。

吴力权告诉界面新闻，与其说是他在帮助视障者，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自己对信息无障碍有所需求，倒逼着自己去一点一点摸索。

从小，吴力权就发现身边的小伙伴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描述出很多细节，东西掉在地上了很快就能找到，而自己却看不清这些东西。而后的学习过程，他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视力障碍意味着他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才能达到别人轻易就能达到的信息接受度。

在2006年，13岁的吴力权了解到国外视力障碍的孩子可以使用搜索引擎，有技巧性地输入关键词来便捷地获取信息。他才意识到，原来视障者可以使用计算机。

计算机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觉得，哪怕自己看不到，但只要能够阅读输入，就有知识输出的机会。

受招生限制，他大学学的是针灸专业，但是他坚持每天花三小时以上学习计算机技术，还在国外的技术论坛上学习交流。

大学毕业之后，吴力权进入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工作。他最大的感受便是：“在这里，最不能感受到视力障碍对我的影响。”

和他一样有视力障碍或者肢体障碍的同事还有10多位，研究会在物理环境和信息网络中都充分考虑了无障碍设计，让他们可以在现实工作和网络中畅行。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最早专注于信息无障碍的专业机构，首创了适应国内互联网环境的一站式信息无障碍解决方案，组建了国内首支信息无障碍专家团队，以第三方身份为企业和产品提供专业的信息无障碍服务。

2013年，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联合互联网巨头成立了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这是信息无障碍行业的里程碑事件。

截至2020年底，研究会的视障信息无障碍工程师团队已为包括手机淘宝、优酷、钉钉、支付宝、QQ、微信、今日头条、滴滴等在内的60多个主流互联网产品提供了信息无障碍优化服务，还为约20个政府门户网站做了信息无障碍优化简报，提升产品无障碍化情况，使障碍用户能顺畅使用相关产品。

作为信息无障碍工程师，早期他更多考虑的是视障者的需求，但是在更开阔立体地了解信息无障碍后，他希望在涉及一款产品时能够兼容普通用户和多种障碍类型人群的需求。以电梯为例，视障者需要语音提示，同时，语音提示的声量不能太大、太啰嗦，按键不能太高，否则不方便小孩或乘坐轮椅者。

“做信息无障碍，是为了今天我们的爷爷奶奶，明天的爸爸妈妈，后天的我们自己。”吴力权说。他希望，信息无障碍理念能逐步扩展到全行业。

由于国内信息无障碍起步晚，当设计方意识到信息无障碍问题时，只能在现有框架再做改动，这将花费很大成本，正如建一座房子，打完了地基、做完了主体，才发现没有留够接口，导致电线连不进来。“如果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信息无障碍，为此留了空间，后面修改适配就会节约很大的成本。”吴力权解释。

界面新闻记者从研究会官网发现，大部分客户进行信息无障碍优化的原因是“经常会接到障碍用户的投诉”、“障碍用户集体在应用市场打差评”、“在无障碍方面产生了负面消息，出现危机公关”、“ 竞争对手率先推动了产品的无障碍建设”等。

吴力权认为，目前企业进行信息无障碍优化一部分是为了维护社会形象，从而提高商业价值，但更多时候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产品，认为没有做好信息无障碍会成为产品的缺陷。在他看来，互联网企业在信息无障碍方面的竞争属于一种良性竞争。

（四）互联网巨头加入

据不完全统计，至2020年底，国内已有超过40家互联网公司设立了专门负责产品信息无障碍的部门。

黄刚（花名：腾渊）是最早在国内一家著名互联网企业从事信息无障碍优化的工程师之一。2011年，国内的信息无障碍发展基本上还是一片荒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腾渊所在的信息无障碍小组属于“一线程序员自发成立的民间机构”，没有资金保障，只能靠小组成员自掏腰包，能做的事杯水车薪。一旦有小组成员忙于业务、或者转岗、离职，这部分业务就空缺了。

2019年，企业成立技术公益委员会之后，信息无障碍委员会成为企业内部的正式机构，有了人力、资金、组织上的支持，参与的人数也翻了两三倍。

目前，张怡远（花名：行久）是该信息无障碍团队的负责人之一。在加入信息无障碍团队之前，他承接过该企业里面大大小小的多项业务。2017年，行久开始接手信息无障碍业务。

起初，他认为信息无障碍纯粹是技术工作。接手之后，他意识到，信息无障碍优化不仅仅是敲代码，还需要从业务层面提供解决方案，对内要向企业旗下的所有APP推广信息无障碍并探讨个性化的优化方案，对外要满足消费者的诉求，完善产品功能。

很多企业在产品升级换代时往往会忘记考虑无障碍优化，导致产品升级后出现障碍，原因是负责信息无障碍的部分往往只有社会责任部这一个部门，他们要把意见传递给开发部门需要经过很长的链条。

因此，行久所在的信息无障碍团队从不同部门招揽人才，不仅有技术人员，还有产品经理、运营人员、测试人员等，由信息无障碍委员会组织定期沟通，形成扁平化组织，确保信息无障碍的工作顺利贯彻到各个业务线。

这样的组织设计不仅把残障朋友的需求传导到了产品团队，还向下渗透到了更深层的技术团队。例如，该企业旗下专职前沿技术攻关的达摩院，就因为信息无障碍的需求，把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作为研发重点，将机器对网络图文的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9%。

“比起很多营销手段提升的项目，无障碍切切实实是在默默投入和打磨产品。”行久认为，尽管做信息无障碍很难在短时间带来巨大利润，但是他们仍然愿意承担这份社会责任。

《信息无障碍：提升用户体验的另一种视角》一书提到，信息无障碍优化方面，不仅要考虑到障碍者的使用问题，还需要考虑到他们的心理感受。

行久在做购物APP的信息无障碍优化时，曾考虑过直接给障碍者选择销量最好的一款产品，省去他们挑选时的时间成本。但是跟障碍者交流以后，发现他们很反感“被差异”，不希望被区别对待，只想使用做好无障碍适配的普通版本。

此后，行久便了解为障碍“定制”的产品并非最优选择，不仅是为了照顾心理感受外，也考虑到APP的主功能往往在不断更迭，一旦把障碍群体作为分支划了出去，他们就无法享受到主功能进步带来的优势。事实上，一些专门为障碍群体开发的手机、软件，因为受众群体太少，很难跟上主流技术迭代更新的节奏。

把信息无障碍的知识和标准推广到每一条业务线是一件成本很大的事，因为需要所有相关技术人员理解很多新的知识。为了花更少的精力把信息无障碍大规模扩展到一线，行久带领团队联合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打造了一款名叫“途明”的无障碍自动检测平台。

在“途明”平台上，所有的开发者可以试运行自己的产品，平台会自动检测出信息无障碍方面的问题，并且给出修复建议，开发者只需要把建议复制到自己的代码中，或者按照建议修改自己的代码，就可以实现信息无障碍的优化适配。

为视障人群提供远程私人秘书服务的公益平台“小艾帮帮”创始人金希表示，目前国内在认真做信息无障碍的主要是大企业，“因为只有大企业才会考虑社会形象”。他指出，很多时候，视障者下载一个新的软件，往往在读屏上就会面临许多障碍。“就像摸彩票一样，好不容易一个软件能读出来，就谢天谢地了。”

金希认为，由于国内缺乏信息无障碍的法律强制标准，所以信息无障碍的推动只能依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自发进行。一旦有了强制标准以后，所有的软件开发商都会按照信息无障碍的标准去做产品，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内的信息无障碍环境发展。

（五）推动制定国家标准和立法

2020年3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审核的的《信息技术 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正式施行。标准中规定了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开访问性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适用于互联网网页（含移动端网页）和移动应用产品的开发测试。

这也是首个信息无障碍领域的国家标准，由浙江大学中国残疾人信息和无障碍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残联信息中心等，联合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盲人协会、中国聋人协会、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等单位，历时3年共同制定，被称为“互联网盲道”标准。

2020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残联制定下发了《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确立了“十四五”信息无障碍的发展目标：到2021年底，面向持证残疾人及60周岁以上农村老年人的通信服务资费优惠进一步加大，显著减轻重点受益群体通信资费负担；各级政府部门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基本公共信息指示设施的无障碍普及率显著提高，村镇中小学、卫生院（室）互联网接入与信息化应用水平普遍提升；初步构建起涵盖设备终端、服务应用等领域的无障碍规范标准体系；探索开展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信息无障碍评级评价。

上述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底，我国将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信息无障碍产品服务体系和标准体系；建成信息无障碍评价体系，信息无障碍成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技术服务全社会的水平显著提升。

何川认为，上述指导意见对于推动信息无障碍有重要意义，但如果有立法支持，就能更促进各方主体加强信息无障碍的建设。

在立法方面，信息无障碍相关的内容以只言片语零零散散分布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目前，住建部最新发布的环境无障碍规定中，把信息无障碍作为一个专章来叙述，这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何川说。

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理事赵英在《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影响因素及保障体系研究》一书中指出，我国的信息无障碍相关立法目前整个体系尚不完善，具体体现为与之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少，各法律法规在内容上的衔接不够紧密，而且具体的实施细则不够明确，比如对信息无障碍的建设主体多用“国家”“政府”等较为模糊的指代，而责任和义务多以“推广”“加强”等语言描述，缺乏对具体单位的具体要求。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建议，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

他认为，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已经具备理论实践和推广应用的基础条件。这次疫情防控突发应急事件的应对中，因无障碍条件缺失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和损失显示出无障碍环境的至关重要，也充分表明亟需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以法律制度来保障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满足社会成员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协主席李庆忠也表示，现有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建议加快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工作，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中进一步丰富信息无障碍内容，通过立法推动无障碍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

对于立法进展，何川认为，信息无障碍和所有的事一样是有发展阶段的，社会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强行突破也只可能是单点突破，因此需要系统地推进。“推动立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020年12月24日，工信部印发《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决定自2021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

行动方案要求着力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在使用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时遇到的困难，首批将优先推动8大类115家网站、6大类43个App进行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首批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App名单中，包括腾讯新闻、新浪微博等新闻资讯类产品，也有微信、QQ等社交通讯工具，还有淘宝、京东、抖音、百度等生活购物类产品，以及支付宝、百度地图、滴滴出行、叮当快药等金融、出行、医疗领域App。

何川认为，由于疫情期间出示健康码和网上购物给老年人造成了很大障碍，引起国家高度重视。此次专项行动是信息无障碍发展的重大机遇，和2020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国标形成首尾呼应，将对国内信息无障碍带来重大提升。

他表示，中国盲人协会和中国盲文图书馆都会积极参与到此次活动中，力所能及地提供检测、咨询等服务。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秘书长杨骅则认为，此次专项行动方案是对2020年9月工信部和中残联印发的《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2020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响应。

杨骅指出，《指导意见》已经将老年人纳入了信息无障碍的重点关注人群，《实施方案》则是我国官方文书中首次提出“适老化”概念。相较于以往的文件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去谈信息无障碍，此次的行动方案聚焦在具体的网站和应用App上给出了做法和工作时间。

此外，以往各社会主体大多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在做信息无障碍，现在行动方案是国家在向各主体提要求，具有政策上的支持，比如通过开展适老化和无障碍水平评测并关联到“企业信用评价”，将信息无障碍标识作为从事互联网服务的一项重要认证。

2021年1月8日，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针对专项行动，向“互联网+”各行业发出倡议，内容之一便是做好线下服务无障碍及适老化优化，尤其针对线下办事服务窗口、就医通道、生活服务类门店，需匹配能服务于老年人及不同类型障碍人士的硬件设施设备，并组织服务人员开展专业的无障碍接待培训，打通线上线下无障碍及适老化服务闭环。

如今，是时候由互联网巨头们主动迈出一步，帮助障碍人群跨越“数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