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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线人制度:打击犯罪的高招,还是毒化社会的昏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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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线人制度:打击犯罪的高招,还是毒化社会的昏招?

相对于港片和好莱坞大片中各种带有英雄气场的线人角色,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线人,并不是那么可靠。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告密:美国司法黑洞》

作者:(美)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

译者:郭航、周航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1月

线人、“内鬼”,通过港片以及好莱坞大片,中国读者显然不会对这一刑事司法特殊形式感到陌生。拜众多流行大片所赐,线人(专指警方在犯罪嫌疑人中招募的告密者,不包括警方派遣的卧底)很多情况下会赢得广泛的同情——编剧、导演、演员常常会将这类角色诠释为误入歧途,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犯罪),心有悔意,本性正直,陷入持续的自我认同混乱……

美国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在其所著的《告密:美国司法黑洞》一书中指出,线人制度已经成为美国管控犯罪,以及间接控制有色族裔居民社区的一种方式。

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在书中愤怒的提出指控,因为打击毒品犯罪、跨国公司犯罪、帮派犯罪以及挫败恐怖主义的需要,美国许多城市的执法部门滥用了线人制度,与臭名昭著的轻罪制度结合起来,以钓鱼执法等方式让无罪公民或是违规但过不及罪的公民,强迫这些人成为线人;不仅如此,执法部门还毫不忌惮将为患城市社区的一些黑恶分子发展为线人,只要其能够配合指认、取证以侦破大案,或者能够帮助对社区实施威慑,就可以坐视这些线人的违法犯罪而不顾。

线人制度被滥用,直接后果就是犯罪行为不被追究,这体现出一种高度功利化的交易思维:为了打击重大犯罪,可以对哪怕是较大的犯罪行为不作追究。而在此过程中,执法部门会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线人情报、证据等信息,这在无形之中让美国各地的执法部门的权限获得了扩充,且不受法庭的有效监督。

线人制度还造成美国刑事司法体系运行变得成本高昂——无论是美国联邦和地方各级执法部门的相关预算成本的增长,还是广义意义上的社会成本增长。

没有规则的游戏

线人制度与辩诉交易类似,后者意味着控方证据不足,如果需要继续收集证据,面临着不可知的风险以及高昂成本,所以刑事司法体系会在这种情况下与被告人进行交易,以降低量刑换取对方认罪。但两者的本质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辩诉交易的运行总体上处于法律制度严密运行的基础上,受到多方监督,如果有人打算以此钻空子,也很可能受到事后处罚。

线人制度不一样,这是个高度隐秘的制度,甚至没有书面记录,也无需考虑诉讼规则。裁量权由个别执法人员行使,甚至可以不对执法部门的长官公布。这其中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变得十分突出,如前述,美国警察会将不同犯罪的危害程度、办理价值进行排序,只要线人能提供高价值案件情报,就容许豁免其曾经的低价值犯罪甚至默许其继续犯有类似罪行,受害者将无从寻求法律保护,这一点在美国各地的有色族裔人口聚集的社区变得十分突出。而美国警察深谙平民害怕执法搜查、拘捕的心理,会采用钓鱼执法等方式来迫使无罪平民,或是违规但实际上不构成犯罪的平民为之担当线人。在这一过程中,线人将无从获得诸如律师保护,线人的上线(美国警察)也完全可能拒绝承认自己作出过的保护承诺。

《告密:美国司法黑洞》书中指出,无论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特工,还是各地警局以及检察官,都频频出现上线与线人之间的非法勾当,比如上线要求线人为其办理的相关案件提供伪证、捏造证据,甚至栽赃陷害他人,书中明确提及,达拉斯警方付钱给线人,要求他们在移民工人身上注入假的毒品,然后以涉毒罪名将后者逮捕;又如,加州检察官在谋杀案的起诉中,捏造证据让线人“顶包”;再如,波士顿的FBI探员与线人合作,从毒枭那里盗得了大量的毒品。

尽管美国法律确实赋予了警方和检察官(以及FBI等部门)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来招募和奖励线人,奖励内容包括直接豁免线人的犯罪行为,或授权线人以犯罪行为来刺探其他犯罪行为。但这种授权是非常模糊的。《告密:美国司法黑洞》书中对之嗤之以鼻,认为线人制度就是没有规则的游戏。

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一起案件的裁决中明确了政府有偿使用线人合宪。而线人活动最近20多年来与新技术结合,让美国警方等执法部门得以绕开了监听需要申请法院许可的规定,直接安排线人窃听、盗窃等方式就可以获得其想要的证据。而许多案件的被告人在庭审中面对十分不利的状况,因为线人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捏造却难以通过实证驳倒。

线人是英雄,还是什么?

相对于港片和好莱坞大片中各种带有英雄气场的线人角色,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线人,并不是那么可靠。《告密:美国司法黑洞》书中指出,“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在针对如何检验线报的真实性问题并没有进行良好的制度设计。”

这本书援引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错案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指出,根据对当前有记录的死刑错案的调查,有45.9%是由线人提供的虚假证言造成的。另有报告则显示,美国20%的各类错案,是由线人的虚假证言造成的。书作者指出,“问题并不是刑事线人的惯常性撒谎”,而是他们意识到编造可以取悦办案单位的证言,有助于让自己获得利益,比如减刑,比如免除罪刑追究,又比如奖赏。

美国执法部门对此其实完全清楚,但在办案中尤其是侦办帮派、涉毒案件中,已经严重依赖线人,甚至出现检察官和警察因为长期频繁与线人接触,所以相信线人证言,远远高于对其他人证词、供述的信任——哪怕是一些证据显示线人证言的不可靠,检察官和警察也会予以袒护,不向法庭说明真实情况。

近年来,美国一些地方的立法机关已经意识到线人很不可靠,而且线人证据也导致了被告人合法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为此开始出台补充规定,包括要求线人证言必须有证据佐证、举行线人证言可靠性听证、线人证言需履行更严格的证据开示义务。但正如书作者所说,因为线人制度在刑事诉讼的侦查环节,往往不会留下足够档案,也没有充足信息可供对外公开以接受监督。

为什么线人制度让黑人等有色族裔居民深受其害?

《告密:美国司法黑洞》书中指出,“美国刑事制度最为臭名昭著的一点就在于其对贫困黑人社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但不限于,高度频繁的搜查,并将尽可能多的黑人居民纳入刑事司法监督之下。

据统计,在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等美国城市,超过50%的黑人年轻男性有过服刑经历——同年龄段、同城市的白人男性每180人才会出现1名服刑人员。

造成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虽然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吸毒率是大致相同的(8%-9.1%),但黑人因毒品犯罪被捕和监禁比例却远远高于白人,倍数在20-57倍之间。这主要是美国各地的警方更热衷在黑人社区展开频繁搜捕,但主要针对的是毒品犯罪,而对困扰黑人社区的其他问题,如帮派犯罪则往往视而不见。而黑人社区缺乏足够的公共服务导致地下经济盛行,这为帮派犯罪提供了土壤,这也不在美国各地公共治理改善的考量范围之列。

为了打击黑人社区的毒品犯罪,美国各地警方在这类社区大量发展线人,鼓励告密,依托线人制衡线人,发展相互揭发。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许多线人享有事实上的犯罪豁免处罚权,使之可以在出卖同行、顾客、进货商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生意——一些人还肆无忌惮的实施其他犯罪,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存在对执法部门很有价值,不至于很快被卸磨杀驴。

社会学家的研究证实,(美国)警方的线人策略已经加剧了社区暴力;并且加剧了社区尤其是黑人社区对于警方的不信任。书中谈及指出,黑人社区的孩子对于街区上转悠的混混、犯罪分子不被警察带走,继续做着各式违法买卖感到大惑不解,而这也必然降低人们对于法治的信心。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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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港片和好莱坞大片中各种带有英雄气场的线人角色,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线人,并不是那么可靠。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告密:美国司法黑洞》

作者:(美)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

译者:郭航、周航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1月

线人、“内鬼”,通过港片以及好莱坞大片,中国读者显然不会对这一刑事司法特殊形式感到陌生。拜众多流行大片所赐,线人(专指警方在犯罪嫌疑人中招募的告密者,不包括警方派遣的卧底)很多情况下会赢得广泛的同情——编剧、导演、演员常常会将这类角色诠释为误入歧途,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犯罪),心有悔意,本性正直,陷入持续的自我认同混乱……

美国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在其所著的《告密:美国司法黑洞》一书中指出,线人制度已经成为美国管控犯罪,以及间接控制有色族裔居民社区的一种方式。

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在书中愤怒的提出指控,因为打击毒品犯罪、跨国公司犯罪、帮派犯罪以及挫败恐怖主义的需要,美国许多城市的执法部门滥用了线人制度,与臭名昭著的轻罪制度结合起来,以钓鱼执法等方式让无罪公民或是违规但过不及罪的公民,强迫这些人成为线人;不仅如此,执法部门还毫不忌惮将为患城市社区的一些黑恶分子发展为线人,只要其能够配合指认、取证以侦破大案,或者能够帮助对社区实施威慑,就可以坐视这些线人的违法犯罪而不顾。

线人制度被滥用,直接后果就是犯罪行为不被追究,这体现出一种高度功利化的交易思维:为了打击重大犯罪,可以对哪怕是较大的犯罪行为不作追究。而在此过程中,执法部门会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线人情报、证据等信息,这在无形之中让美国各地的执法部门的权限获得了扩充,且不受法庭的有效监督。

线人制度还造成美国刑事司法体系运行变得成本高昂——无论是美国联邦和地方各级执法部门的相关预算成本的增长,还是广义意义上的社会成本增长。

没有规则的游戏

线人制度与辩诉交易类似,后者意味着控方证据不足,如果需要继续收集证据,面临着不可知的风险以及高昂成本,所以刑事司法体系会在这种情况下与被告人进行交易,以降低量刑换取对方认罪。但两者的本质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辩诉交易的运行总体上处于法律制度严密运行的基础上,受到多方监督,如果有人打算以此钻空子,也很可能受到事后处罚。

线人制度不一样,这是个高度隐秘的制度,甚至没有书面记录,也无需考虑诉讼规则。裁量权由个别执法人员行使,甚至可以不对执法部门的长官公布。这其中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变得十分突出,如前述,美国警察会将不同犯罪的危害程度、办理价值进行排序,只要线人能提供高价值案件情报,就容许豁免其曾经的低价值犯罪甚至默许其继续犯有类似罪行,受害者将无从寻求法律保护,这一点在美国各地的有色族裔人口聚集的社区变得十分突出。而美国警察深谙平民害怕执法搜查、拘捕的心理,会采用钓鱼执法等方式来迫使无罪平民,或是违规但实际上不构成犯罪的平民为之担当线人。在这一过程中,线人将无从获得诸如律师保护,线人的上线(美国警察)也完全可能拒绝承认自己作出过的保护承诺。

《告密:美国司法黑洞》书中指出,无论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特工,还是各地警局以及检察官,都频频出现上线与线人之间的非法勾当,比如上线要求线人为其办理的相关案件提供伪证、捏造证据,甚至栽赃陷害他人,书中明确提及,达拉斯警方付钱给线人,要求他们在移民工人身上注入假的毒品,然后以涉毒罪名将后者逮捕;又如,加州检察官在谋杀案的起诉中,捏造证据让线人“顶包”;再如,波士顿的FBI探员与线人合作,从毒枭那里盗得了大量的毒品。

尽管美国法律确实赋予了警方和检察官(以及FBI等部门)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来招募和奖励线人,奖励内容包括直接豁免线人的犯罪行为,或授权线人以犯罪行为来刺探其他犯罪行为。但这种授权是非常模糊的。《告密:美国司法黑洞》书中对之嗤之以鼻,认为线人制度就是没有规则的游戏。

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一起案件的裁决中明确了政府有偿使用线人合宪。而线人活动最近20多年来与新技术结合,让美国警方等执法部门得以绕开了监听需要申请法院许可的规定,直接安排线人窃听、盗窃等方式就可以获得其想要的证据。而许多案件的被告人在庭审中面对十分不利的状况,因为线人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捏造却难以通过实证驳倒。

线人是英雄,还是什么?

相对于港片和好莱坞大片中各种带有英雄气场的线人角色,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线人,并不是那么可靠。《告密:美国司法黑洞》书中指出,“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在针对如何检验线报的真实性问题并没有进行良好的制度设计。”

这本书援引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错案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指出,根据对当前有记录的死刑错案的调查,有45.9%是由线人提供的虚假证言造成的。另有报告则显示,美国20%的各类错案,是由线人的虚假证言造成的。书作者指出,“问题并不是刑事线人的惯常性撒谎”,而是他们意识到编造可以取悦办案单位的证言,有助于让自己获得利益,比如减刑,比如免除罪刑追究,又比如奖赏。

美国执法部门对此其实完全清楚,但在办案中尤其是侦办帮派、涉毒案件中,已经严重依赖线人,甚至出现检察官和警察因为长期频繁与线人接触,所以相信线人证言,远远高于对其他人证词、供述的信任——哪怕是一些证据显示线人证言的不可靠,检察官和警察也会予以袒护,不向法庭说明真实情况。

近年来,美国一些地方的立法机关已经意识到线人很不可靠,而且线人证据也导致了被告人合法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为此开始出台补充规定,包括要求线人证言必须有证据佐证、举行线人证言可靠性听证、线人证言需履行更严格的证据开示义务。但正如书作者所说,因为线人制度在刑事诉讼的侦查环节,往往不会留下足够档案,也没有充足信息可供对外公开以接受监督。

为什么线人制度让黑人等有色族裔居民深受其害?

《告密:美国司法黑洞》书中指出,“美国刑事制度最为臭名昭著的一点就在于其对贫困黑人社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但不限于,高度频繁的搜查,并将尽可能多的黑人居民纳入刑事司法监督之下。

据统计,在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等美国城市,超过50%的黑人年轻男性有过服刑经历——同年龄段、同城市的白人男性每180人才会出现1名服刑人员。

造成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虽然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吸毒率是大致相同的(8%-9.1%),但黑人因毒品犯罪被捕和监禁比例却远远高于白人,倍数在20-57倍之间。这主要是美国各地的警方更热衷在黑人社区展开频繁搜捕,但主要针对的是毒品犯罪,而对困扰黑人社区的其他问题,如帮派犯罪则往往视而不见。而黑人社区缺乏足够的公共服务导致地下经济盛行,这为帮派犯罪提供了土壤,这也不在美国各地公共治理改善的考量范围之列。

为了打击黑人社区的毒品犯罪,美国各地警方在这类社区大量发展线人,鼓励告密,依托线人制衡线人,发展相互揭发。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许多线人享有事实上的犯罪豁免处罚权,使之可以在出卖同行、顾客、进货商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生意——一些人还肆无忌惮的实施其他犯罪,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存在对执法部门很有价值,不至于很快被卸磨杀驴。

社会学家的研究证实,(美国)警方的线人策略已经加剧了社区暴力;并且加剧了社区尤其是黑人社区对于警方的不信任。书中谈及指出,黑人社区的孩子对于街区上转悠的混混、犯罪分子不被警察带走,继续做着各式违法买卖感到大惑不解,而这也必然降低人们对于法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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