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翔宇说他已经能把鹿港小镇工体店的菜单背下来。几分钟前，他戴着一顶Vans的棒球帽走进这家餐厅，店门外就是北京最负盛名的潮人区，装潢华丽的夜店和时尚品牌的橱窗要在夜幕降临后才会被点亮。

而周翔宇是这一带的常客。

“我是狮子座，如果我的生活里没有一些刺激的东西，我会觉得很无聊，我很喜欢玩。” 周翔宇说。

Xander Zhou 是周翔宇的英文名，也是他经营了9年的同名男装品牌名，而人们在他身上贴得最多的标签是——在伦敦时装周官方日程内走秀的第一位中国设计师。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是在1月11日的2016秋冬季伦敦男装周上，他在以“多样性”为主题的新系列发布会上把客人的座椅都刷成了彩虹色，秀款的性别身份也很难界定。新闻稿上，客人们没有看到长篇累牍的灵感介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郑重其事的短词——多样性、自由、矛盾的和谐、痴迷、美不完美、包容性... 那场秀几乎座无虚席。

秀结束后，他在后台忙着寒暄和拥抱，以及行使时尚圈最热爱的贴面礼。从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有人把手机举过头顶喊着要和他合照，他在几米开外答应下来。当时的场面就像中国的新年聚会，所有人都表现得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难以按耐住情绪，起码看上去是的。

在这个行业，每年大大小小的时尚派对都不胜枚举，社交一直是种生产力。

在点了一份海南鸡饭和一扎梨汤后，周翔宇把双手撑在桌子上。他才刚熬完夜，头天的派对开到太晚，还好到了下午酒已经醒了。

“今晚上七点还约了人吃饭。” 周翔宇说，“ 我本来都戒酒了…”  但几天前，他在朋友圈里写“没有酒精的生活太无聊了。”几天后，他又写“头疼，但是玩得还挺好的” 以及 “我在唱歌”。

戒酒是因为刚接了广告片要保持身材，但周翔宇没说为什么又喝上了，他有时候的确对生活的态度有些随性。或许叫叛逆吧，就像他小时候就常常拆掉好端端的品牌Logo，把衣服按照自己的想象改版，长此以往，朋友们都说他对时装挺有天分的。

这些耳边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在2000年，读大一的他放下了北京理工大学的工业设计专业，决定落跑。

“我之前想考北服没考上，其实也没那么认真在考，我想说衣服设计不成，我就试试设计汽车。” 但事实证明，隔行如隔山，就像那位最高产的工业设计师 Marc Newson 说的，大部分工业设计师对时尚可没什么感觉。

现在看反过来也一样。于是他开始不怎么上课了，他打心底里觉得自己要离开了。他把那次出逃归于家庭教育的开放，因为自由和包容所以想要看到更多。

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荷兰找到了自己。起初他在 Amsterdam 自由大学学荷兰语，后来考上了 Den Haag 服装学院。教制版的老师是男装 Hugo Boss 的制版师，另一位老师是荷兰的一位男装设计师，他们带他入了时装业的大门。毕业后，他顺利进了当地一个品牌工作。然而很快，欧洲过于一尘不变的环境令他再次感到无趣，加上在别人的品牌下做设计，局限实在太多。

“我想包揽全部，我是狮子座。” 周翔宇就这样决定回国。

那是2007年，中国自己的时装市场还没有形成，没有所谓的主义，连主题都没有。那一年，认识 Fendi 的人还远不如今天那样多，为了扩大中国区的影响力，Fendi 跑去长城发布2008年春夏款，大概是迷信“不到长城非好汉”。

虽然没有独立设计，但北京始终不乏有情怀的文人骚客。这座城市有安抚各类迷思的能力，没钱靠兄弟局气也能撑过几年，弹着吉他唱着歌，歌声里没有南方空气里的莺莺燕燕，多了些揭竿而起的热血。回国没多久，周翔宇就认识了崔丹等一大票时装编辑和摄影师，他们都怀抱同一个梦想，想要针对中国的年轻人做点事情。

2007年底，Xander Zhou 的成立在朋友圈里算是众望所归，周翔宇把它当成实验性项目，最初的那五六年，品牌谈不上太多商业回报。

“ 07 到13年期间，做了很多事情，摄影、造型、所有跟图像有关的东西。每一季我们推出两个服装系列，但我觉得那更像是一个视觉互动项目。” 周翔宇回忆道，“那时候中国没有独立设计师，而时尚杂志又开始对翻译纯西方的内容感到腻烦，极度渴望本土的新鲜血液，于是我成了那个在每一期杂志都出现的人。”

《Vision》是第一家大篇幅采访周翔宇的杂志，但对于周翔宇来说，《Vision》的更大意义在于，没有它，他就不会认识许闯——那个给Xander Zhou免费拍了9年大片的人。

许闯被称为如今中国最好的时尚摄影师之一，手上接过的品牌从Gucci、爱马仕到 Alexander McQueen、苹果，拍过的名人也多如牛毛。许闯印证了周翔宇说的一句话“人们都说我挺会社交的，但我想说我们是一起成长起来的，那时候刚回国认识的人们现在都成了时尚界的大佬。”

2007年周翔宇认识许闯的时候，许闯也是个刚从英国归国的留学生，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创意，时不时接点时尚杂志的活儿。有一天，《Vision》来找许闯拍周翔宇。

“我记得我俩坐在一个出租车上，就在国贸桥，周翔宇说有机会可以一起拍点东西，我说好啊，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要拍什么，就是随口一说。” 许闯学的是电影，那时候他连大图小图都分不清楚，“我不是学摄影的，那时我只会用自然光。”

但没想到最后的拍摄成品还挺好的，一组图给了《Vision》，另一组被洪晃的《iLook》要了去。工作结束后，本来想回去继续上班的许闯接到的时尚界邀约却越来越多。

“我怀疑是不是周翔宇在外面忽悠别人，说我是从英国回来的时尚摄影师，还说我拍得特别好！” 对于这一点，许闯至今都没得到答案。

谁料到两人的合作一下持续了9年，迈过了七年之痒，那份默契还在。周翔宇把办公室搬去许闯隔壁，能彼此帮忙的时候就一脚跨进对方的门，连招呼也不打。在许闯和交往多年的女友结婚时，周翔宇给他亲自设计了全套造型，从衣服到领结，从袜子到腰带，许闯打趣：“ 除了内裤，其他都准备了。”

许闯说，他是周翔宇走得最近的朋友，他还叫他“老伴儿”。这种亲近建立于彼此欣赏：“周翔宇是少数设计衣服的时候，会把拍摄画面也想到的设计师”，而深化于互相包容，“他是狮子座，干事的时候动不动就想 hold 一下全场，但你知道，我是水瓶，水瓶座谁也不鸟。他说的时候我就默默答应下来，但拍摄的时候按我自己想的拍。”

和周翔宇不同，长得很文青的许闯是个待在派对上会尴尬的人，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成套单色运动服，还有一把积了灰的民谣吉他，藏在工作室的一台电子钢琴后面。

周翔宇和许闯，他们在玩乐上缺乏共识。

“合作的时候就很默契，不合作的时候就很平行。” 许闯说，“但我发现，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们都是最好的状态。”

和设计一样，能够激励身边的人也是一种天分。但对于周翔宇来说，那更像是一种本能，“我有时候挺懒的，也需要周围环境的激励。” 这种本能延伸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让彼此获益。而正是得益于和《 GQ 智族》私交甚好，他等到了自我超越的好机遇。

2012年，伦敦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男装周 LCM，全球瞩目。当时，伦敦男装周的主席时任英国GQ主编，他们决定和中国GQ合作一个项目，选一个中国最好的男装设计师去伦敦。

“ 他们直接给我说就是我去，我也没有很意外的。”周翔宇笑着说。

周翔宇应了下来，他在盛夏6月带着去2013春夏系列去了伦敦。大秀结束后，媒体开始集体叫他“首位登上三大国际时装周的中国设计师”。听起来的确酷，周翔宇也这么觉得，他沉浸在舆论高潮制造的愉悦中不能自拔，完全忘了秀后还有订货会。结果，2013年的春夏系列成了一场美轮美奂的纸上谈兵，没有任何生产。

“ 我每天都在翻媒体报道，还按时段 Google 我自己，我连 Showroom 都不知道。可能那时候在我看来，卖衣服都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知道自己的这种坏毛病。” 周翔宇睁大了眼睛，仿佛这一段回忆令如今的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不得不在几个月时间里学习时装产业链的规则，这种规则关乎生存。伦敦没有义务长期赞助一个中国设计师，想留下只能靠真本事。当然，真本事除了设计本身，也包括人脉，但寻找投缘的朋友一直是周翔宇的长项。一直到2016年1月，周翔宇始终是伦敦男装周的必选曲目，他成了那个特例。

周翔宇把首次踏上伦敦男装周的秀台视作人生转捩点，从那以后，他似乎才对生意上了心，除了学会在巴黎订货，还找来一个资深的日本渠道商帮着把市场拓展到30个，其中一家店还开去了沙特阿拉伯。虽然在2011年，Xander Zhou 就开始和买手店“栋梁”上海店合作了，不过栋梁的主理人Tasha 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2012年后的不同。

“在伦敦走秀后，他从产品到生产都一点点在完善。” Tasha 说。

Tasha印象中最深刻的设计，是周翔宇设计的刺绣肚兜。她在纽约 Opening Ceremony 店中看到了这件肚兜。挂在异国他乡的货架上，在中国可能会不自然的东西反而展现了价值，Tasha 觉得很好看。

虽然栋梁没订这件肚兜，不过 Xander Zhou 2016 春夏系列在栋梁上架了很短时间就卖得差不多了。即使外界对于 Xander Zhou 的印象一直都是在秀台或者杂志上，他的设计很多都是非常革新的、犀利的、难穿的，但在Tasha眼里，零售商依然可以在每一个系列找到有利于穿着的单品。

“ 这是一个品牌想选择通过什么方法和市场对话的方式——Xander希望通过这些革新性吸引到外界到店中来，然后再发现很多是适合平常生活的。” Tasha 解释道，“我觉得周翔宇和其他设计师不同的是，他本身设计特点很鲜明外，造型上也有很多选择，他的客群不仅是男生，很多女生也喜欢。”

“ 我会观察人们大多喜欢哪些衣服，我也会重点推我自己觉得穿着体验好的，而我推的方式就是调低他们的价格。” 周翔宇说。

这是周翔宇自己的生意经，即使他坦诚地说自己的订货会情况挺一般的，但他已经学会以更多样性的方式获得满足。无论市场如何，设计师总是个个人喜好渗透严重的职业，而他享受这个职业能够给予他的多重身份。

比如 2009年，他在《iLook》当客座主编，做了一期 Gay China 专题的杂志，在那个同性恋话题还很禁忌的年份里，一本20元的杂志炒到了近约120元。又比如，一年多前，他就开始和做朋友们琢磨着想拍一部青春题材的电影。

再比如，他不久前做上了 T Magazine 的男刊主编，在他心里，在T工作是伦敦后的又一次人生转折。翻开那本杂志，不是满眼的肉体的华裳，而是充盈的故事和情绪。拍照的人是许闯，摆弄视觉的人是周翔宇，书里页页透着他的个人喜好。

“ 我觉得编辑都是个体，只有有自我的理解和特质，辅以刊物的定位，才能创造好的媒介。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对于产品、摄影、甚至周遭八卦的观点，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好朋友才会有这些一致性。当时看到T的时候就觉得男刊只有他能做。后来谈的时候吃了一次饭，一拍即合。 ” T 杂志的主编冯楚轩继而补充了四个字，“非常仗义。”

冯楚轩无疑是了解他的，他确实很喜欢在对话中谈到朋友，“设计不是一个人控制就出来的，他还取决于你周围的朋友是什么样子，他们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

聊到这里，北京的冬夜彻底降临。三里屯和工体一齐陷入狂欢状态，几个年轻人嘻嘻哈哈地站在寒风里跺着脚，让人想起前段时间湖南台播放的真人剧《三里屯的朋友圈》。周翔宇没有看过，但他看上去对这名字还挺感兴趣。他拿出手机用手指滑动了一下，应该是在查找剧情简介，几秒种后他大声说：“啊！这演员里有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