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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首相因育儿津贴丑闻下台: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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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首相因育儿津贴丑闻下台: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它触及了荷兰社会的两个痛点:一是针对族裔的潜在歧视,二是不公平的税务政策。在穷追猛打弱势公民归还福利的同时,荷兰却轻松成为了大企业的全球避税天堂。

荷兰首相吕特。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 王磬发自荷兰

上周,荷兰内阁集体引咎辞职了——首相下台,内阁垮台,导火线却不是防疫问题,而是一则纠缠了多年的育儿津贴丑闻。

按照惯例,原首相吕特将与原内阁一起继续以“看守”身份管理政府,直到下一届内阁被选出。荷兰将于今年3月举行大选,吕特所在的中右翼政党自民党(VVD)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他很可能再次当选。

荷兰正与新冠疫情做着艰难斗争,自去年12月以来就处在严格的全境封锁之中。一些人质疑,眼下正是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内阁是否有必要因为一件“陈年旧事”而辞职?

另一些人则认为,育儿津贴丑闻暴露了荷兰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不公,以吕特为首的精英政治集团需要为此负责,看守内阁可以继续履行防疫职责,辞职是必要的、并且它只是全面反思的第一步。

自2010年首次出任首相以来,吕特已经执掌荷兰逾十年、历经三个任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欧洲领袖之一。他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曾带领荷兰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沼,却也逐渐沉积出贫富差距扩大等诸多负面效应,在疫情中更是暴露了诸多致病的弊端。

吕特治下让新自由主义泛滥的这十年之中,给这个国度带来了什么?

育儿津贴丑闻的前因后果

育儿津贴丑闻是指发生在吕特任期内的一系列税务局执法不公事件。

荷兰有对承担育儿责任的父母进行补贴的传统。自2005年以来,补贴发放工作主要由税务局来负责。补贴名目繁多,税务局会综合父母的情况来决定发什么、发多少。税务局通常还会选择事后审查的方式,有权对不符合补贴条件的家庭追回补贴、甚至进行罚款。

其中一种针对家庭保育员(gastouder)的补贴逐渐成为欺诈的温床。在荷兰,除了那些将子女送到幼儿园的父母可以获得补贴,向中介公司雇请家庭保育员的父母也可以得到补贴。一些中介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中介费就向父母支招:可以请孩子的祖父母来照看,但仍然申请保育员津贴,省下来的部分由中介与父母中饱私囊。

这一现象引起了税务局的注意。2013年时荷兰出现了保加利亚劳工移民欺诈福利的新闻,政府意识到严厉打击欺诈行为的紧迫性,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此类案件的部长委员会,由吕特担任主席。

为了有效打击参与欺诈的中介公司,反欺诈团队采取的做法是:但凡被认定为申请不合规范的家长,将直接停止发放补贴,这样中介公司就会因为收不到钱而破产,这比上法院要快很多。但是判定标准不一。据报道,一些家长甚至因为申请表格上缺了签名这类的行政错误,就被税务机关贴上欺诈的标签,并进行高达数万欧元的罚款。

这种严打的风气逐渐成为大规模执法不公的开端。根据调查,在2013-2019年间,有大约26000名荷兰父母被税务局错误地认定为育儿津贴欺诈的嫌疑人。其中超半数的受害家庭是具有移民背景的双重国籍家庭。也就是说,税务局在选择执法对象时可能还涉及针对移民群体的歧视。

一篇由数个受害家庭联名发表于荷兰《忠诚报》(Trouw)的文章提到许多细节。家长们称,被调查和被罚款的过程非常屈辱。很多申请人本身就经济状况不佳,又被税务局穷追猛打,无法支付高额款项,有些陷入贫困,有些妻离子散,家庭破碎,孩子也在学校里遭受霸凌。

陆陆续续被曝光的个案让人们相信它不是孤例。针对执法不公的调查从2017年起缓慢开展,但收效甚微,受害者的索赔之路也非常困难。直到2020年12月,议会发布了一份极其详尽的调查报告,并给出了爆炸性的结论:受害家庭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不公正对待,从立法机关到部长、再到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都严重失职,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

上周早些时候,曾在上届内阁中担任副首相的工党(PvdA)党魁阿舍尔(Lodewijk Asscher)宣布将引咎辞职。很快,现任内阁也决定集体辞职。受害家属们还对包括财政部长在内的五名政客提出刑事指控。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可能面临最高6个月的监禁。

吕特在辞职声明中称:“(政府)在各个层面都犯了错误,导致成千上万的家庭遭受巨大的不公正……无辜的人被定罪,他们的生活被摧毁。这个内阁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丑闻触及荷兰社会的两个痛点

一些不熟悉欧美政治的朋友可能会认为,尽管可能存在执法过严的问题,但在疫情防控的关键节点上,为了福利发放这么一件“小事”,就导致首相下台,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其实,育儿津贴丑闻之所以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是因为其触及了荷兰社会的两个痛点:一是对族裔的潜在歧视,二是不公平的税务政策——对于脆弱的纳税个体过于苛刻,对于大企业的逃税避税却过于宽容。吕特在位十年间,这两个方面的积怨都变得更深了。

首先是针对族裔的系统性歧视。税务局在发放福利时的原则是宽进严出:申请时标准宽松,申请了基本都会通过;事后审查严格——但“查谁”就变成一个富有政治意味的选择。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受害家庭是具有移民背景的双重国籍家庭。

在育儿津贴丑闻发酵的同时,荷兰数据保护局也对税务局发起了一项新的指控:它们在系统里跟踪公民是否具有双重国籍,并将此信息用于风险筛查。数据保护局认为此举违反了隐私保护条例。它们警告了税务局,并尝试开展调查,但被税务局拒绝了。

其次是对荷兰税务政策的不满。在对经济窘迫的个体严格审核、高压追缴的同时,却免除了大企业的多项税款。2020年11月的一份报告指出,荷兰与英国、卢森堡、瑞士一起贡献了全球55.4%的“企业税收滥用”,是名副其实的“避税天堂”。单是荷兰一国,每年因企业税收滥用而损失的税收规模就高达9亿美元——与之相比,育儿津贴所涉及的金额几乎不值一提,但分摊到每一个个体的头上,就成为了压垮他们的大山。

这与吕特的施政纲领分不开。吕特所在的自民党是荷兰传统的中右翼政党,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为企业减税,削减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公共支出。吕特本人在从政之前是大企业的高管,这为他树立了较为务实的公共形象,但也成为他屡被诟病的根源之一。与大企业交往过密,也给予了游说组织许多空间来影响公共政策。

2017年的荷兰大选,打出反移民旗号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PVV)攻势凶猛。为了稳住被自由党带偏的右翼选民,吕特又将自民党的纲领右移了不少。

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常年削减公共支出的诸多弊端开始显现。例如,由于连年缩减医疗开支,荷兰的人均ICU床位在整个欧盟几乎垫底,根本无法满足高峰时期的入院需求。由于准备不足,荷兰也是欧盟最后一批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

育儿津贴丑闻引发政坛地震,可以说是荷兰人对于新自由主义不满的一次集中爆发。吕特执掌荷兰的十年,正是新自由主义不断深化的十年。

“内阁辞职是正义时刻。”荷兰绿党“绿色左翼”党魁杰西·克拉维尔(Jesse Klaver)称,这应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以便重建我们的福利国家”。

辞职只是一场政治游戏?

荷兰是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内阁垮台并不算罕见。导致垮台的原因可能包括,议会与内阁无法达成一致、或是执政联盟中有关键政党撤出支持导致联盟无法获得多数。

过去20年里荷兰内阁因为不同原因垮台过六次,单是吕特任期里就发生过两次。但这一次的垮台仍然勾起了人们紧张的神经。

欧洲正处于新冠疫情的又一轮高峰,各国已有的矛盾被防疫的高压态势所激化。荷兰是一周以来第三个被扔进政治漩涡的欧洲国家:同一周中,爱沙尼亚总理由于腐败丑闻而辞职;意大利现任总理孔特的执政联盟由于盟友的退出而面临垮台危险。

吕特的辞职也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金融时报》指出,吕特辞职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两个月之后,荷兰就要举行大选,自民党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如能成功组阁,吕特很可能再次当选首相,进入他的第四个任期。荷兰媒体如《新鹿特丹商报》(NRC)撰写编辑部评论称,“吕特辞职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

但也有反对的声音。《忠诚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内阁辞职只是一场政治游戏。作者援引一份民意调查结果称,在辞职前夕的1.8-1.11日之间,只有8%的荷兰人认为“辞职是合适的”——原因正是,虽然要追责,但并不该是在疫情高峰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

作者指出,吕特是计算精明的政治家。由于辞职发生在反对派发起不信任动议之前,内阁避免了被议会质询。吕特虽然称仍将带领看守内阁全力抗疫,但事实上是在暗示,如果没有处理好抗疫、可能是受到垮台事件的影响。既为自己争取了同情票,又为自己免了责。对执政联盟里的其他党派来说,辞职是对自身的一轮洗白,3月大选时便可以清白之身重新参选。

荷兰国务委员会前副主席威林克(Herman Tjeenk Willink)也在一篇评论文章里称,辞职是草率的,也不符合荷兰民主的工作方式。没有经过议会质询的环节,将掩盖问题的真正所在。而作为立法者的议会也需要“自己照照镜子”,仔细审视立法是否过严。

《纽约时报》则提到荷兰政治决策中引以为豪的“圩田模式(poldermodel),认为津贴丑闻凸显了荷兰这种政体模式的弊端。荷兰三分之一的国土都是依靠修建堤坝、抽干湖水或海水而得来的圩田,参与的各方需要高度协作。

“这种制度规定每一项重大决定都要经过每一个相关机构、代表甚至个人的审查。其结果总是妥协。”

参考文献

Trouw | Gedupeerde ouders: Dit kabinet zal onze schade niet herstellen. Vertrek en kom niet terug | 20210112

Tweedekamer | Verslag - Parlementaire ondervragingscommissie Kinderopvangtoeslag Ongekend Onrecht | 20201217

Trouw | Belastingdienst werkte zeer kritische Autoriteit Persoonsgegevens tegen | 20200717

taxjustice.net | The State of Tax Justice 2020: Tax Justice in the time of COVID-19 | Nov 2020

Financial Times | Dutch government resigns over child benefits scandal | 20210115

NRC | Kabinet-Rutte III trad terecht af en trekt noodzakelijke en vergaande conclusies | 20210116

Trouw | Deze ongewenste val van het kabinet geurt naar calculerende partijpolitiek | 20210116

NRC | Kamer moet bij Toeslagen zelf in de spiegel kijken | 20210113

New York Times | Government in Netherlands Resigns After Benefit Scandal | 20210115

此荷兰非彼河南|《深陷疫情,荷兰政府却突然倒台,原因竟因为这样一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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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首相因育儿津贴丑闻下台: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它触及了荷兰社会的两个痛点:一是针对族裔的潜在歧视,二是不公平的税务政策。在穷追猛打弱势公民归还福利的同时,荷兰却轻松成为了大企业的全球避税天堂。

荷兰首相吕特。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 王磬发自荷兰

上周,荷兰内阁集体引咎辞职了——首相下台,内阁垮台,导火线却不是防疫问题,而是一则纠缠了多年的育儿津贴丑闻。

按照惯例,原首相吕特将与原内阁一起继续以“看守”身份管理政府,直到下一届内阁被选出。荷兰将于今年3月举行大选,吕特所在的中右翼政党自民党(VVD)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他很可能再次当选。

荷兰正与新冠疫情做着艰难斗争,自去年12月以来就处在严格的全境封锁之中。一些人质疑,眼下正是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内阁是否有必要因为一件“陈年旧事”而辞职?

另一些人则认为,育儿津贴丑闻暴露了荷兰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不公,以吕特为首的精英政治集团需要为此负责,看守内阁可以继续履行防疫职责,辞职是必要的、并且它只是全面反思的第一步。

自2010年首次出任首相以来,吕特已经执掌荷兰逾十年、历经三个任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欧洲领袖之一。他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曾带领荷兰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沼,却也逐渐沉积出贫富差距扩大等诸多负面效应,在疫情中更是暴露了诸多致病的弊端。

吕特治下让新自由主义泛滥的这十年之中,给这个国度带来了什么?

育儿津贴丑闻的前因后果

育儿津贴丑闻是指发生在吕特任期内的一系列税务局执法不公事件。

荷兰有对承担育儿责任的父母进行补贴的传统。自2005年以来,补贴发放工作主要由税务局来负责。补贴名目繁多,税务局会综合父母的情况来决定发什么、发多少。税务局通常还会选择事后审查的方式,有权对不符合补贴条件的家庭追回补贴、甚至进行罚款。

其中一种针对家庭保育员(gastouder)的补贴逐渐成为欺诈的温床。在荷兰,除了那些将子女送到幼儿园的父母可以获得补贴,向中介公司雇请家庭保育员的父母也可以得到补贴。一些中介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中介费就向父母支招:可以请孩子的祖父母来照看,但仍然申请保育员津贴,省下来的部分由中介与父母中饱私囊。

这一现象引起了税务局的注意。2013年时荷兰出现了保加利亚劳工移民欺诈福利的新闻,政府意识到严厉打击欺诈行为的紧迫性,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此类案件的部长委员会,由吕特担任主席。

为了有效打击参与欺诈的中介公司,反欺诈团队采取的做法是:但凡被认定为申请不合规范的家长,将直接停止发放补贴,这样中介公司就会因为收不到钱而破产,这比上法院要快很多。但是判定标准不一。据报道,一些家长甚至因为申请表格上缺了签名这类的行政错误,就被税务机关贴上欺诈的标签,并进行高达数万欧元的罚款。

这种严打的风气逐渐成为大规模执法不公的开端。根据调查,在2013-2019年间,有大约26000名荷兰父母被税务局错误地认定为育儿津贴欺诈的嫌疑人。其中超半数的受害家庭是具有移民背景的双重国籍家庭。也就是说,税务局在选择执法对象时可能还涉及针对移民群体的歧视。

一篇由数个受害家庭联名发表于荷兰《忠诚报》(Trouw)的文章提到许多细节。家长们称,被调查和被罚款的过程非常屈辱。很多申请人本身就经济状况不佳,又被税务局穷追猛打,无法支付高额款项,有些陷入贫困,有些妻离子散,家庭破碎,孩子也在学校里遭受霸凌。

陆陆续续被曝光的个案让人们相信它不是孤例。针对执法不公的调查从2017年起缓慢开展,但收效甚微,受害者的索赔之路也非常困难。直到2020年12月,议会发布了一份极其详尽的调查报告,并给出了爆炸性的结论:受害家庭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不公正对待,从立法机关到部长、再到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都严重失职,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

上周早些时候,曾在上届内阁中担任副首相的工党(PvdA)党魁阿舍尔(Lodewijk Asscher)宣布将引咎辞职。很快,现任内阁也决定集体辞职。受害家属们还对包括财政部长在内的五名政客提出刑事指控。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可能面临最高6个月的监禁。

吕特在辞职声明中称:“(政府)在各个层面都犯了错误,导致成千上万的家庭遭受巨大的不公正……无辜的人被定罪,他们的生活被摧毁。这个内阁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丑闻触及荷兰社会的两个痛点

一些不熟悉欧美政治的朋友可能会认为,尽管可能存在执法过严的问题,但在疫情防控的关键节点上,为了福利发放这么一件“小事”,就导致首相下台,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其实,育儿津贴丑闻之所以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是因为其触及了荷兰社会的两个痛点:一是对族裔的潜在歧视,二是不公平的税务政策——对于脆弱的纳税个体过于苛刻,对于大企业的逃税避税却过于宽容。吕特在位十年间,这两个方面的积怨都变得更深了。

首先是针对族裔的系统性歧视。税务局在发放福利时的原则是宽进严出:申请时标准宽松,申请了基本都会通过;事后审查严格——但“查谁”就变成一个富有政治意味的选择。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受害家庭是具有移民背景的双重国籍家庭。

在育儿津贴丑闻发酵的同时,荷兰数据保护局也对税务局发起了一项新的指控:它们在系统里跟踪公民是否具有双重国籍,并将此信息用于风险筛查。数据保护局认为此举违反了隐私保护条例。它们警告了税务局,并尝试开展调查,但被税务局拒绝了。

其次是对荷兰税务政策的不满。在对经济窘迫的个体严格审核、高压追缴的同时,却免除了大企业的多项税款。2020年11月的一份报告指出,荷兰与英国、卢森堡、瑞士一起贡献了全球55.4%的“企业税收滥用”,是名副其实的“避税天堂”。单是荷兰一国,每年因企业税收滥用而损失的税收规模就高达9亿美元——与之相比,育儿津贴所涉及的金额几乎不值一提,但分摊到每一个个体的头上,就成为了压垮他们的大山。

这与吕特的施政纲领分不开。吕特所在的自民党是荷兰传统的中右翼政党,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为企业减税,削减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公共支出。吕特本人在从政之前是大企业的高管,这为他树立了较为务实的公共形象,但也成为他屡被诟病的根源之一。与大企业交往过密,也给予了游说组织许多空间来影响公共政策。

2017年的荷兰大选,打出反移民旗号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PVV)攻势凶猛。为了稳住被自由党带偏的右翼选民,吕特又将自民党的纲领右移了不少。

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常年削减公共支出的诸多弊端开始显现。例如,由于连年缩减医疗开支,荷兰的人均ICU床位在整个欧盟几乎垫底,根本无法满足高峰时期的入院需求。由于准备不足,荷兰也是欧盟最后一批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

育儿津贴丑闻引发政坛地震,可以说是荷兰人对于新自由主义不满的一次集中爆发。吕特执掌荷兰的十年,正是新自由主义不断深化的十年。

“内阁辞职是正义时刻。”荷兰绿党“绿色左翼”党魁杰西·克拉维尔(Jesse Klaver)称,这应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以便重建我们的福利国家”。

辞职只是一场政治游戏?

荷兰是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内阁垮台并不算罕见。导致垮台的原因可能包括,议会与内阁无法达成一致、或是执政联盟中有关键政党撤出支持导致联盟无法获得多数。

过去20年里荷兰内阁因为不同原因垮台过六次,单是吕特任期里就发生过两次。但这一次的垮台仍然勾起了人们紧张的神经。

欧洲正处于新冠疫情的又一轮高峰,各国已有的矛盾被防疫的高压态势所激化。荷兰是一周以来第三个被扔进政治漩涡的欧洲国家:同一周中,爱沙尼亚总理由于腐败丑闻而辞职;意大利现任总理孔特的执政联盟由于盟友的退出而面临垮台危险。

吕特的辞职也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金融时报》指出,吕特辞职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两个月之后,荷兰就要举行大选,自民党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如能成功组阁,吕特很可能再次当选首相,进入他的第四个任期。荷兰媒体如《新鹿特丹商报》(NRC)撰写编辑部评论称,“吕特辞职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

但也有反对的声音。《忠诚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内阁辞职只是一场政治游戏。作者援引一份民意调查结果称,在辞职前夕的1.8-1.11日之间,只有8%的荷兰人认为“辞职是合适的”——原因正是,虽然要追责,但并不该是在疫情高峰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

作者指出,吕特是计算精明的政治家。由于辞职发生在反对派发起不信任动议之前,内阁避免了被议会质询。吕特虽然称仍将带领看守内阁全力抗疫,但事实上是在暗示,如果没有处理好抗疫、可能是受到垮台事件的影响。既为自己争取了同情票,又为自己免了责。对执政联盟里的其他党派来说,辞职是对自身的一轮洗白,3月大选时便可以清白之身重新参选。

荷兰国务委员会前副主席威林克(Herman Tjeenk Willink)也在一篇评论文章里称,辞职是草率的,也不符合荷兰民主的工作方式。没有经过议会质询的环节,将掩盖问题的真正所在。而作为立法者的议会也需要“自己照照镜子”,仔细审视立法是否过严。

《纽约时报》则提到荷兰政治决策中引以为豪的“圩田模式(poldermodel),认为津贴丑闻凸显了荷兰这种政体模式的弊端。荷兰三分之一的国土都是依靠修建堤坝、抽干湖水或海水而得来的圩田,参与的各方需要高度协作。

“这种制度规定每一项重大决定都要经过每一个相关机构、代表甚至个人的审查。其结果总是妥协。”

参考文献

Trouw | Gedupeerde ouders: Dit kabinet zal onze schade niet herstellen. Vertrek en kom niet terug | 20210112

Tweedekamer | Verslag - Parlementaire ondervragingscommissie Kinderopvangtoeslag Ongekend Onrecht | 20201217

Trouw | Belastingdienst werkte zeer kritische Autoriteit Persoonsgegevens tegen | 20200717

taxjustice.net | The State of Tax Justice 2020: Tax Justice in the time of COVID-19 | Nov 2020

Financial Times | Dutch government resigns over child benefits scandal | 20210115

NRC | Kabinet-Rutte III trad terecht af en trekt noodzakelijke en vergaande conclusies | 20210116

Trouw | Deze ongewenste val van het kabinet geurt naar calculerende partijpolitiek | 20210116

NRC | Kamer moet bij Toeslagen zelf in de spiegel kijken | 20210113

New York Times | Government in Netherlands Resigns After Benefit Scandal | 20210115

此荷兰非彼河南|《深陷疫情,荷兰政府却突然倒台,原因竟因为这样一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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