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肖恩

在被中国外交部第五次“点名”前，美国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生物基地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

这个距离华盛顿美国陆军医疗司令部仅一小时车程的生物基地掌握着埃博拉病毒、炭疽、鼠疫等众多高危病原体，是美国陆军主要的生物研究基地，也是其新冠病毒疫苗研究基地之一。

在1月18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外方记者几度追问新冠病毒起源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华春莹强调，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溯源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应该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结论。这是中方一贯的正式立场。

这不是德特里克堡第一次被与新冠病毒联系在一起。据《参考消息》统计，去年外交部已经至少四次呼吁美方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以作溯源调查。

更早以前，美国国内也对德特里克堡提出过质疑。据央视新闻报道，2020年3月10日，就曾有名为B.Z.的网民在白宫请愿网站“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发起请愿贴，要求美国政府公布去年7月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真正原因，以澄清该实验室是否是新冠病毒的研究单位，以及是否存在病毒泄漏问题。

目前新冠病毒起源问题还未有定论，但德特里克堡从建成起就写满了黑历史。

根据美国陆军官网的介绍，德特里克堡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前身是一个小型机场，后在1931年被纳入马里兰州国民警卫队。二战时期，一批科学家为了保护美军免受生物武器威胁，集中在德特里克堡研究生物防御工程，开启了它的传染病研究史。

尽管美国军方对德特里克堡的定位是以防御为主要任务，但从细菌战到精神控制项目，再到疑似病毒泄漏，有关生物安全和“暗黑实验”的疑云始终笼罩着这块神秘的土地。

二战期间：生物武器工厂

1942年，美国陆军雇用了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化学家鲍德温（Ira Baldwin）秘密开发生化武器，并要求他为新的生物研究综合体寻找适合的场所。鲍德温选择了当时仍属于国民警卫队的德特里克机场。

次年，德特里克机场正式停止运营，美国政府同时买下机场周边几个农场，将其更名为“德特里克营地”（Camp Detrick）”，并成立美国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USBWL），成为美国生物战的大本营。

整个1940年代，德特里克营地一直是美国陆军生物武器实验室总部。

美国“政客”新闻网（Politico）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美国陆军之所以选择德特里克堡作为制定高度机密的细菌战计划的地点主要是出于隔离需要。当时周边一片荒芜的德特里克堡如今已经建起近600座建筑。

二战期间，德特里克营地共有4个生物制剂生产厂，其中最重要的“产品”是炭疽细菌。炭疽细菌是一种致命的高传染性病原体。1944年，德特里克营地已经能够生产炭疽炸弹，并收到了美国政府的100万枚订单。

美联社在1991年的一篇报道中援引军方解密文件称，美国军方曾计划在1945年对日本发动大规模生化武器袭击，可能轻易夺走500万人的生命，这会比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威力大得多。

炭疽炸弹订单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被取消，但德特里克营地的研发和生产工作还在继续。

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记载，战后美国曾陆军曾5次派出科研团队通过各种渠道调查和了解日本细菌战实验的结果，参与者中有多名德特里克堡的专家。历史学家推断，当时杜鲁门政府很可能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达成某种“协议”，用活体研究数据换取免受战争罪起诉，甚至聘请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为生物武器顾问。

目前并没有确凿证据证实上述推断，但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审判中，石井四郎及其他731部队参与者因“证据不足”无一被提起诉讼。

冷战期间：精神“集中营”

二战后，随着核武器的面世，德特里克堡的地位开始下降。但1947年中央情报局（CIA）的成立又为它带来新的使命。

潜伏在欧洲和亚洲的CIA探员时不时抓捕到一些敌方间谍嫌犯，他们希望开发新的手段，诱使这些嫌犯在无意识状态下泄露机密。于是时任CIA局长的杜勒斯（Allen Dulles）提出了精神控制计划（MK-ULTRA计划）。

很快CIA就与军方达成协议，在德特里克营地里建起一个秘密部门，授权犹太化学家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研发可以实现精神控制的“吐真剂”。为了寻找能摧毁人类意识的方法，戈特利布测试了数量惊人的复方合剂，并配合其他精神折磨方式使用，例如电击或感官剥夺。

戈特利布的实验对象包括监狱里的囚犯、战俘等。他们通常对自己的遭遇一无所知。

Politico报道称，在MK-ULTRA计划下，有7名肯塔基州囚犯连续77天被喂服了迷幻药；还有一名朝鲜战俘接连服用了镇静剂和兴奋剂，期间还受到高温和电击折磨。大批人因此丧命或精神崩溃。而受害者使用的药物都是在德特里克营地制造的。

MK-ULTRA计划在1960年代初以失败告终。戈特利布事后承认，以这种方式操纵人类行为极为困难。

但德特里克营地并没有因此而沉寂。它于1956年正式定名为德特里克堡，并被指定为和平时期生物研究与发展的永久性设施。戈特利布的化学基地也在MK-ULTRA计划结束后被保存，用来开发和储存CIA的毒药。

据报道，戈特利布可能在冰柜中储存着能引起天花、结核病、炭疽在内的致病生物制剂，以及大量有机毒素，包括蛇毒和麻痹性贝类毒素。

MK-ULTRA计划的大部分记录在1973年被销毁。但后续的几十年里，外界仍通过一些解密文件、采访和国会调查拼凑出德特里克堡在美国精神控制和毒剂制造计划中的核心作用。

1969年，时任总统尼克松根据《日内瓦议定书》宣布禁止在美国进行进攻性生物学研究，并下令销毁现有生物武器。这意味着，此后在德特里克堡进行的所有研究本质上都是单纯防御性质的。

同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成立，负责研究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鼠疫在内的67种高危病原体。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和物资司令部（USAMRMC）、弗雷德里克国家癌症研究所、农业部研究中心也陆续进驻德特里克堡。

目前USAMRMC约有900名员工，专门研究可能造成军事或公共威胁的细菌和毒素，也参与疾病疫情调查。该研究所也为政府机构、大学和医药公司提供有偿研究服务。

战后时代：安全疑云密布

即便是在和平时期的德特里克堡，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

2001年，美国媒体和政府办公室接连收到涂有炭疽病毒的信件，最终导致17人感染，5人死亡。调查发现，是德特里克堡微生物学家埃文斯（Bruce E.Ivins）取出炭疽孢子并用信寄出。2008年埃文斯在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前自杀身亡。

而最近的一次安全事件则引发外界更多联想。据《弗雷德里克邮报》2019年8月报道，USAMRIID因违反生物安全规定，被美国疾控中心勒令无限期关停。恰好在同一个月美国爆发大规模流感疫情，造成上万人死亡。

疾控中心在调查中发现至少6处存在安全隐患的违规行为，包括违反重要的生物安全防护流程、管制病原体储存清单不准确、废水消毒系统出现故障导致泄露等。

德特里克堡发言人林登（Caree Vander Linden）随后证实，当年6月疾控中心在视察研究所时发现其操作流程中有有多处违规，而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保护3、4级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次月疾控中心就向德特里克堡发出禁止令，使其暂时退出“联邦选择剂计划”（Federal Select Agent Program），暂停所有生物选择剂和毒素（BSATs）研究。

根据美国法律，生物选择剂和毒素指的是被认为可能对公共卫生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生物制剂，例如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拉沙热病毒， 新冠病毒SARS-CoV-2尚未被纳入这一类别。

在德特里克堡的违规操作中，最令人担忧的一项是废水泄漏。根据林登的说法，2018年5月的一场暴风雨损耗了实验室的蒸汽消毒厂出现了故障，随后德特里克堡使用了新的去污系统来取代蒸汽消毒厂。但疾控中心发现该新系统存在机械问题和泄漏。

林登强调，故障未造成实验室材料外泄，不会对其员工和公共健康构成威胁。

此外，实验室的建筑物表面没有完全密封，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有裂缝均不符合疾控中心规则。

《弗雷德里克邮报》在报道中称，德特里克堡授权区域以外并未发现任何传染性病原体或致病物质。

该事件的一个疑点在于，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抹去了调查报告中有大量细节信息，包括违规事件中具体涉及的病原体。

但禁令只持续了3个月。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2019年11月底就宣布重启部分设施。研究所的负责人考克斯（Darrin Cox）上校强调， 疾控中心指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

2020年3月底，在美国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的同时，疾控中心对德特里克堡发出恢复研究许可。

恢复运行后的德特里克堡当即获得了联邦政府高达9亿美元的拨款，以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时任国防部长的埃斯珀（Mark T. Esper）在接受采访时高度肯定了德特里克堡的专业能力，并强调了他们成功研发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疫苗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