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顾嘉琪

如何推进上海更深层次改革？如何让促成上海更高水平开放？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副院长程金华建议对上海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再做精准定位。

程金华指出，长期以来，上海改革开放的定位为引领全国发展，做“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为其他城市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如近年来的自贸区建设。这方面工作固然重要，但上海改革开放，尤其是把浦东打造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更有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任务。

因此，上海改革开放具有特殊性的定位，是其他城市难以效仿的。“简言之，上海改革开放可复制推广性及特殊性共存，不可偏废其一。”程金华指出。

其次，为了要让上海更有效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程金华认为上海应有更加自主的“制度创设权”。目前，浦东的经济规模和竞争力比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都更大、更强，但浦东尚无地方立法权，上海的地方立法权也只是《立法法》赋予的一般性地方立法权。

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明确规定将地方立法权扩大到所有设区的市，并由省级人大常委会确定新获得立法权的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自此，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从49个增加到284个。

程金华认为，对于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具有特殊性定位的上海而言，一般性地方立法权会“捆”住上海改革开放的“手脚”。所以，上海应向深圳、海南学习，向中央争取合理的“特别地方立法权”，方能有更大作为。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制定单行经济法规权。1988年，最大经济特区海南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立法，此后，深圳、厦门、汕头和珠海特区相继获得特别立法权。五大经济特区运用特区立法权，创制性地制定一系列特区法规，充分发挥了特区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窗口”示范作用，同时促进了特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