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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调查:过去一年,我们都患上了“疫情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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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调查:过去一年,我们都患上了“疫情后遗症”

“我感觉我们是危险最大的一个剧组。”

文|骨朵网络影视 耳朵

“我们今年没有人再去玩春节档猜票房的游戏了。”

入行近六年,周健森每一年都和朋友们玩猜春节档票房的游戏,他们会在春节档来临之前预测票房的金额或是排行高低。作为原工厂大门影业的开发合伙人,周建森参与制作的《春江水暖》《气·球》两部文艺电影在2020年上线。

“其实这个小游戏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对于市场环境的把握,说明你对未来的预期是自信的。”在采访的当天,河北疫情处于爆发上升期,全国新增确诊病例144例。周健森和他的朋友们预感到2021年的春节档可能真的不需要这个游戏。

这一天,制片人钱锋走在武汉的街道上,上一个冬天的记忆与眼前的景象重合,让他有些感慨。2019年底,《青春创业手册》本只有三个月的拍摄的拍摄日程,最后让他在武汉待到2020年的4月。

从武汉回到上海后,钱峰变得格外小心翼翼,“现在一旦有风吹草动,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周边的安全。”他和当时一起受困武汉的同事不论前往何地都习惯了下意识戴紧口罩。复工后,一些同事甚至从北京开车到了横店,只为减少人员接触。钱峰将这种心理取名为“武汉后遗症”。

所有身处影视行业的人也深知,不仅是武汉,疫情所带来的后遗症已经感染了这个行业的角角落落,它并不能以单一的好与坏来定义效果,但已经改变了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包括周健森口中的猜票房游戏。“你以为你可以把握的东西,其实有可能不那么牢靠,这是疫情告诉我们的”,周健森说。

不止76天

“我感觉我们是危险最大的一个剧组。”

不安感在制片人钱峰心中滋生。1月23号正式宣告武汉封城后,《青春创业手册》剧组拍摄暂停,所有工作人员在酒店中进行自我隔离。在此之前,剧组在武汉同济医院发热门诊、酒吧等人流量极大的地方都进行了取景拍摄。

即便12月时就已经听到疫情的风声,但在官方未出任何报道前,整个剧组只能小心翼翼地进行拍摄,“我们要求所有人全部戴口罩,演员拍的时候再把口罩拿掉。”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死亡却每天在身边发生。暂停拍摄后,他们曾经规划了2月8日重新开机,但却未曾想过这场停机在武汉便持续了76天,伴随而至的是全剧组的继续的自我隔离。作为制片人,钱峰最大的压力便是保证所有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只要活着,就打赢了这场战争。我损失多少,无非就是打这场仗我浪费了多少子弹”。

最后,钱峰和他的团队打赢了这一场胜仗,四月离开武汉时,《青春创业手册》的157个人无一感染。五月再次回到武汉时,钱锋见到一些朋友,他们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变成了“活着就好”。

但四月对于从事电影影视宣发的小野来说则是与日俱增的绝望。武汉解封了,电影院却依旧关门着。1月疫情最严重时,小野觉得自己只要过一两个月就能正常复工。“熬一下很快的”,小野告诉自己。而不断被证伪的小道消息和迟迟不开门的影院却逐渐凌迟着小野对这个行业复苏的希冀。

小野在2018年的暑假进入影视行业,但她似乎入行即寒冬,并且这冬天还越来越冷。2019年年初,她所在的公司因资金问题而倒闭。在家待了半年多后,她靠朋友的介绍进入了这家影视宣发公司。但陆续传来的影院和影视公司纷纷裁员、倒闭的消息叠加于影院无限期的关门和自己手上空空如也的项目让小野的焦虑日渐加重。

感到难熬的还有同处电影行业的周健森。由他参与制作的电影《春江水暖》在2019年于戛纳国际电影节首映,并提名第32届金鸡奖。在原先的规划中,这部文艺电影本应在2021年初进行院线发行,但疫情对于影视行业的打击使得没有一家发行愿意接受这部注定不挣钱的电影。

“我从发行方的角度,我能理解他们。你发一个比较稳妥的商业片,大家都有利益可赚还是是做一个本来就是叫好不叫座的文艺片项目,它可能搁在常态的市场环境下,也未必能有什么样的票房回报,那现在大家要不要去做?但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的是绝望。”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线上播出,这部电影8月时在爱奇艺上线。即便爱奇艺已经给到了他们最好的技术条件以保证电影放映的观赏感,但周健森仍然感到遗憾。在他看来,这部电影的叙事和沉浸感只有在电影院才能够得到最极致的体现。

如果要定义疫情对于影视行业的首要后遗症,那答案就是煎熬和绝望。

一条没有尽头的下坡路

从武汉回家一个月后,钱峰和团队将《青春创业手册》的录制重启选择了横店,“来横店拍摄我们可能多花了几百万来重新搭建场景,但所有的出品人都觉得这样做是最安全的。”5月30日,这部经历坎坷的剧集正式杀青。而期间所消耗的财力和时间远远超于最初的规划。由于他们受困武汉,出品方和投资方给予了钱峰最大限度的理解。

但整个行业却很难像钱峰一样被理解,甚至这种理解也并不能改变行业的向下趋势。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有13170家从事与影视相关的公司注销或吊销。横店影视在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4.5亿到4.9亿。疫情所带来的问题层层叠加在影视行业的每一个角落,为众多本就处于“寒冬”中的影视公司、影视人的添上最后一根稻草。

过去一年,小型影视公司的出品人李九六准备的几个项目无一开拍,“现在投资是一块太头疼的事。”李九六告诉骨朵,在疫情之前有些房地产商还会考虑投资一些影视公司的项目,而现在他们也都自顾不暇。2019年,李九六的一个项目有许多公司都找上门来合作,最后他们选择了一家北京的公司。李九六的公司已经为了这个项目投入了两百多万,但碰上疫情,合作方直接撤资,项目也因此停滞。

李九六也不是没有想过尝试一些新的业务,例如网络电影和短视频,“但新的路子你想出来了,你还是会发现一个问题,资金”。李九六知道,在整体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即便网络电影和短视频看起来还在处于上升期,资本的投资意向也不会偏向新入行者。匮乏的资金就像是一片不散的乌云,在2020年一直笼罩在影视行业之上。据统计,2020年的全年影视行业的融资事件只有25起,总额35亿元,与2016年的195起、百亿资金相比不堪一击。更为直接数据的是光线传媒、幸福蓝海、鹿港文化等公司2020年的业绩少至一两亿多至近十亿的亏损。

长时间没有可以开机项目让李九六公司的员工无事可做,因此李九六将员工都外派到资金相对充裕的公司工作,以保证员工的收入。他没有从中收取费用,在他看来,公司没有必要赚这些钱,他只希望员工们能念着一份情义,在公司恢复后能够回来。“其实也就是勉勉强维持这个公司还活着”,李九六的语气有些无奈。

项目无法开机同样意味演员的半失业状态。艺人李海珊在2020年的上半年没有接到一部戏,这也意味这没有任何收入。李海珊告诉骨朵,这并不是个例,许多演员在2020年的上半年没有接到一部戏。随着时间不断累积的不安和日渐减少的存款数字让这些演员们选择了离开演员行业。

但转行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彻底离开影视行业。过去一年里,周健森时常会发现朋友圈里的一些同行的信息变了,取而代之的是微商和保险的广告。那些曾经和他有过来往的影视人有不少离开了这个行业,这些人多是影视行业中最基础也是最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离开让周健森心里不是滋味。在他看来,所有从事过的影视行业的人对于影视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理想主义,但最终他们或自愿或被迫地选择了离开。而他项目里的一个年轻编剧也在父母的压力下选择了回家。周健森知道对于大量影视工作从业者来说,回家就意味着离开一线城市,某种程度而言也就是离开这个行业。

周健森并没有劝说他的任何一个朋友留下来,在他的心里更多的是对这些朋友的惋惜,“劝其实是一件挺残酷的事情,我们也没办法为他们做什么”。但周健森也知道即便影视行业的冰封期有所解冻,这些朋友们也不再会回来了。“他们的工作没有那么强的不可替代性,离开之后就会有新人顶替上来,所以当他们想再回头的时候也未必容易。”

李海珊也纠结过是否要转行,但是她在想了很多行业之后,还是觉得自己的天赋只是在这个行业。“拼一拼,挺一挺”,李海珊告诉自己。但接到戏也并不代表和以前拥有一样的待遇。在下半年,李海珊陆陆续续接到了戏约,片酬却不如从前,“大家其实片酬都降了”。

不论是否是一线演员,片酬都遭遇了疫情和规定的双向挤压。在2020年4月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发布的《倡议书》中,全体演职人员总片酬不得超过总投资的40%,男女主角不得超过10%。制片人梁振华曾在一篇报道中提到,现在一线演员的片酬可能是以前的20%-30%。但在2020年能够接到戏,就已经让演员们足够庆幸。

对于整个行业而言,降薪在2020年再常见不过。小野所在的影视宣发公司在3月份的时候便将薪水降低至70%,而后又降低到50%。期间公司还将办公地点迁到了一个租金更加低的地方,这也是2020年影视公司们的常规操作。而降薪和节流并没有拯救这家公司,11月时这家公司在微信群里宣布倒闭。“因为经历过一次了,内心毫无波澜”,小野平静地接受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次失业。

失业之后,小野一边找工作,一边零散接着外活。这些外活不仅量少、酬劳也纷纷降低。小野告诉记者,现在一个广告策划案的酬劳只有以前的70%。而她之前接的一个条漫广告,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对方的尾款。最近,小野开始考虑转行游戏文案。但她总觉得自己的能力更加适合影视行业,不过即便是在进入影视行业,她也不愿意再去单纯的影视公司了,她希望能进入一个有其他业务支撑的公司。“纯影视的公司太容易倒闭了”,小野说。

在失业半个月时,小野在豆瓣小组发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入行来的遭遇。“最后许个愿吧,不切实际地希望能有一家眼瞎的公司,愿意招我进去。让我在自己喜欢的工作里学习成长,我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拼命的”,小野在结尾写到。

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2020年的每一天对于影视行业而言都像是一颗定时炸弹,没有人知道第二天或者下一秒,是否会有新的病例、新的中高风险区出现。而一旦对正在进行的项目产生影响,必然会产生损失。

“我们有一批在海外的嘉宾流失了,所以造成了整体录制时间的推迟。”对于《我们恋爱吧3》的总制片人张红岩而言,疫情成为了确定素人嘉宾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她制作的另一档节目《新相亲大会》中,国内疫情小规模爆发给节目的前期准备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在2020年的几次录制中,导演们已经将素人嘉宾敲定了,但却因为素人嘉宾所在地产生疫情,他们只能手忙脚乱地去寻找新的素人嘉宾顶替。有几次,甚至连去面试素人的导演也因经过疫情爆发区而无法参加录制。

张红岩面临的是换人,制片人王鑫璇面临的则是换场地。节目组原先将这一季《令人心动的offer》的背景定在北京,律师和场地选用的都是君合的北京部门。但六月的疫情却猝不及防打乱了他们的规划,导演组和搭建场地工人们不论是进京还是离京都变得特别困难。而当时拍摄的相关日程已经定好,王鑫璇和团队需要决策到底在哪录制。

最后,他们选择了将录制地定在上海,“北京君合的景我觉得还要漂亮”,王鑫璇说。

这些变动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损失,却没有暂停拍摄来的形势严峻。1月22日,由于疫情,广电总局下发文件,要求河北所有电视剧剧组暂停拍摄、就地隔离。这样的意外成为了2020年大多影视人的集体担忧。

为了应对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所有人的顾虑都在在增加。演员李海珊所在的剧组里,没有拍摄时演员都必须佩戴口罩。他们的酒店也会经常消毒,只要拍完戏就待在酒店里,以免产生更多的麻烦。

而在拍摄的前期规划上,影视公司需要考虑的更多、也更加地不确定。周健森告诉骨朵,很多影视公司都希望能在天冷之前完成手上的项目,以规避万一疫情反弹带来的损失。《大主宰》的导演张萌也面对着同样的顾虑,他手上的两个项目为了避免疫情的影响,可能会考虑调整拍摄的季节。但张萌也告诉骨朵,“一定不能做的事就是延长拍摄时间,应该尽量压缩拍摄时间来缩短可能发生特殊情况的机会”。

不论是避开冬天或者缩短拍摄时间,这些考虑都是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调整,需要规避什么,准备什么都将变成的未来的常规操作。而戏本身需要的场景却难以规避一些目前看来风险系数较高的场景。在去年1月中旬时,周健森开发的一个项目本来需要开拍,疫情让这个项目无法顺利进行。但由于这是冬天的戏,这个项目不得不推迟到这个冬天在东北进行拍摄。值得庆幸的是,在黑龙江疫情出现之前,这个项目的冬天部分正好拍摄完成。

李九六告诉骨朵,因为疫情,他们在项目经费上至少需要多预存30%。除了食宿和交通费,因换景而隔离所产生的费用也需要项目方承担。不论是演员还是设备,这些由于隔离的费用都是以天累加。这无疑给本就难以拉到投资的团队和项目经费紧张的团队雪上加霜。

2020:不好,却也没那么坏

疫情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在许多创作者眼里,疫情下的这一年确实并不好过,但也不是只有坏处。疫情给创作者带来了更多的思考时间和思考深度。在被强制停下来后,许多创作者开始构思新的作品、思考自己的创作理念。

在武汉自我隔离的76天里,钱峰待在房间“与世隔绝”,但他看到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剧组里的演员偷偷去做志愿者,生死的一线之隔……世界像是快进了一般将生活的波澜集中展现。“拍戏到底是为了什么?”钱峰开始质问自己。

这场疫情不止影响了钱峰一人的创作心态。每个人在2020年的春天都在被原有的世界隔离,而现在的创作者们很少会经历像疫情一般所有个体都受到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疫情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创作心态和创作思维,从而也催生了不少的作品。“我觉得有可能会沉淀出一些还不错的东西”,张萌说。

事实也确实如此,周健森陆续收到了一些让他惊喜的好作品。而在他的过去一年里,被强制停下来反而是给了他与行业里的朋友更多的交流时间,“我们可以很真诚的去关注到内容层面,去讨论一些特别具体的事情。”

在与行业内的朋友的交流中,一位带周健森入行的老制片人告诉他,其实老一代的影视人疫情所带来的变化反应并不大,因为在他们入行时,影视行业穷得一清二白,做电影就是不赚钱。要如何面对现在行业低谷的环境,周健森将这位退休的老人的话归纳为两点:一是务实,尽量去做可靠的拿得准的东西,而不是追求所谓的爆款;二则是在现在的环境下,不要奢谈艺术,活下来最重要。

不仅周健森感受到务实已经成为当下影视行业的关键词,许多创作者都有所感悟。根据广电总局的电视剧备案公示概括,2020年备案的剧集仅有688部,相比2018年的1061部及2019年的890部呈递减趋势。在钱峰看来,由于疫情而萎缩的影视行业和影视作品数量其实代表了行业的减量提质。在有限的资金下,投资会集中于更加优秀、拍摄可行性更高的作品,而所谓的烂剧也会相应减少,这是一种务实。

而这种务实也在通过其他的方式得以推动,比如说,疫情所带来严格的防疫管理规定和紧张感。在张萌眼里,这些压力并不是坏事,它们都使得剧组在拍摄的时候速度更快、操作也更加规范,“工业化的本质就是流程化,现在疫情造成的强压实质上就是在加速流程化的过程”。

制作的流程化不仅对拍摄助益,在整个的制作流程中都得以体现。导演朱辉告诉骨朵,前疫情时代里的前期聊剧本总是大家聚在一起边吃边聊,而在现在的线上剧本会里,聊剧本就是聊剧本,“比如说你之前没交稿,你现场来喷就完了。但现在你不交稿我没法开线上的会”。一些曾经“划水”的从业者因为疫情带来工作方式改变而促进了他们的习惯养成,工作效率也相应提高。

对于观众而言,或许影视行业曾经停滞过。但对于整个行业而言,步伐并没有停止,只不过工作的场所、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方法发生变化,疾行变成了缓行而已。投射在影视行业的个体上,所有人都再去回顾疫情所带来的焦虑、绝望和悲伤时,剩下的常常是一笑了之。这场由外界而催生的行业之痛留下的后遗症,有些仍然在燎烧着一些公司和一些人,有些却已经转化为对行业思考和经验的逐渐沉淀。

李海珊在疫情期间写了三十多首歌,再听到这些歌时,她能感觉到那段时间时间在她身上的巨大压力和心情变化。而3月时曾在知乎上发帖说自己在家已经闲了两个多月的综艺自由剪辑师卢攀则在机房里加班加点。疫情常态化后,由于行业内熟练综艺剪辑的人并不多,综艺节目却没有变少,堆在卢攀手上的工作越来越多。

2020年初为了减少预算,网络电影编剧胭脂接过了自己作品导演的工作。这部导演处女作的好成绩也让胭脂现在所负责的项目投资方和投资额并没有减少,甚至目前正在进行前期筹备的项目投资额比去年增加了50%。“电影需要好制作、好演员,这些都需要更多的投入。”院线电影在上半年的缺位让更多的观众和投资人看到了网络电影,加之较低的创作门槛,更多的资金和人才进入了网络电影市场。“我个人觉得,网络电影应该崛起了。”胭脂说。

2021年的春节档影片也于1月29日正式开启预售,目前总票房已经破亿。虽然疫情并没有彻底结束,许多人在这个春节也无法回到家乡,但电影院和电影人心中的大门并没有再次关上。几部本应在2020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终于等到了亮相的那一天。周健森和他的朋友们或许也会重启猜票房的游戏,就像过去的每一年一样。

一月初,钱峰回到武汉,在那些一年前曾经拍摄过、走过的街道故地重游。而被滞留武汉两个多月《青春创业手册》也即将上线。“春天已经慢慢来了,只不过它步伐很多人还没有感受到。”钱峰说。

(应采访者要求,小野、李九六、朱辉采用了化名。)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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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调查:过去一年,我们都患上了“疫情后遗症”

“我感觉我们是危险最大的一个剧组。”

文|骨朵网络影视 耳朵

“我们今年没有人再去玩春节档猜票房的游戏了。”

入行近六年,周健森每一年都和朋友们玩猜春节档票房的游戏,他们会在春节档来临之前预测票房的金额或是排行高低。作为原工厂大门影业的开发合伙人,周建森参与制作的《春江水暖》《气·球》两部文艺电影在2020年上线。

“其实这个小游戏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对于市场环境的把握,说明你对未来的预期是自信的。”在采访的当天,河北疫情处于爆发上升期,全国新增确诊病例144例。周健森和他的朋友们预感到2021年的春节档可能真的不需要这个游戏。

这一天,制片人钱锋走在武汉的街道上,上一个冬天的记忆与眼前的景象重合,让他有些感慨。2019年底,《青春创业手册》本只有三个月的拍摄的拍摄日程,最后让他在武汉待到2020年的4月。

从武汉回到上海后,钱峰变得格外小心翼翼,“现在一旦有风吹草动,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周边的安全。”他和当时一起受困武汉的同事不论前往何地都习惯了下意识戴紧口罩。复工后,一些同事甚至从北京开车到了横店,只为减少人员接触。钱峰将这种心理取名为“武汉后遗症”。

所有身处影视行业的人也深知,不仅是武汉,疫情所带来的后遗症已经感染了这个行业的角角落落,它并不能以单一的好与坏来定义效果,但已经改变了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包括周健森口中的猜票房游戏。“你以为你可以把握的东西,其实有可能不那么牢靠,这是疫情告诉我们的”,周健森说。

不止76天

“我感觉我们是危险最大的一个剧组。”

不安感在制片人钱峰心中滋生。1月23号正式宣告武汉封城后,《青春创业手册》剧组拍摄暂停,所有工作人员在酒店中进行自我隔离。在此之前,剧组在武汉同济医院发热门诊、酒吧等人流量极大的地方都进行了取景拍摄。

即便12月时就已经听到疫情的风声,但在官方未出任何报道前,整个剧组只能小心翼翼地进行拍摄,“我们要求所有人全部戴口罩,演员拍的时候再把口罩拿掉。”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死亡却每天在身边发生。暂停拍摄后,他们曾经规划了2月8日重新开机,但却未曾想过这场停机在武汉便持续了76天,伴随而至的是全剧组的继续的自我隔离。作为制片人,钱峰最大的压力便是保证所有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只要活着,就打赢了这场战争。我损失多少,无非就是打这场仗我浪费了多少子弹”。

最后,钱峰和他的团队打赢了这一场胜仗,四月离开武汉时,《青春创业手册》的157个人无一感染。五月再次回到武汉时,钱锋见到一些朋友,他们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变成了“活着就好”。

但四月对于从事电影影视宣发的小野来说则是与日俱增的绝望。武汉解封了,电影院却依旧关门着。1月疫情最严重时,小野觉得自己只要过一两个月就能正常复工。“熬一下很快的”,小野告诉自己。而不断被证伪的小道消息和迟迟不开门的影院却逐渐凌迟着小野对这个行业复苏的希冀。

小野在2018年的暑假进入影视行业,但她似乎入行即寒冬,并且这冬天还越来越冷。2019年年初,她所在的公司因资金问题而倒闭。在家待了半年多后,她靠朋友的介绍进入了这家影视宣发公司。但陆续传来的影院和影视公司纷纷裁员、倒闭的消息叠加于影院无限期的关门和自己手上空空如也的项目让小野的焦虑日渐加重。

感到难熬的还有同处电影行业的周健森。由他参与制作的电影《春江水暖》在2019年于戛纳国际电影节首映,并提名第32届金鸡奖。在原先的规划中,这部文艺电影本应在2021年初进行院线发行,但疫情对于影视行业的打击使得没有一家发行愿意接受这部注定不挣钱的电影。

“我从发行方的角度,我能理解他们。你发一个比较稳妥的商业片,大家都有利益可赚还是是做一个本来就是叫好不叫座的文艺片项目,它可能搁在常态的市场环境下,也未必能有什么样的票房回报,那现在大家要不要去做?但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的是绝望。”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线上播出,这部电影8月时在爱奇艺上线。即便爱奇艺已经给到了他们最好的技术条件以保证电影放映的观赏感,但周健森仍然感到遗憾。在他看来,这部电影的叙事和沉浸感只有在电影院才能够得到最极致的体现。

如果要定义疫情对于影视行业的首要后遗症,那答案就是煎熬和绝望。

一条没有尽头的下坡路

从武汉回家一个月后,钱峰和团队将《青春创业手册》的录制重启选择了横店,“来横店拍摄我们可能多花了几百万来重新搭建场景,但所有的出品人都觉得这样做是最安全的。”5月30日,这部经历坎坷的剧集正式杀青。而期间所消耗的财力和时间远远超于最初的规划。由于他们受困武汉,出品方和投资方给予了钱峰最大限度的理解。

但整个行业却很难像钱峰一样被理解,甚至这种理解也并不能改变行业的向下趋势。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有13170家从事与影视相关的公司注销或吊销。横店影视在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4.5亿到4.9亿。疫情所带来的问题层层叠加在影视行业的每一个角落,为众多本就处于“寒冬”中的影视公司、影视人的添上最后一根稻草。

过去一年,小型影视公司的出品人李九六准备的几个项目无一开拍,“现在投资是一块太头疼的事。”李九六告诉骨朵,在疫情之前有些房地产商还会考虑投资一些影视公司的项目,而现在他们也都自顾不暇。2019年,李九六的一个项目有许多公司都找上门来合作,最后他们选择了一家北京的公司。李九六的公司已经为了这个项目投入了两百多万,但碰上疫情,合作方直接撤资,项目也因此停滞。

李九六也不是没有想过尝试一些新的业务,例如网络电影和短视频,“但新的路子你想出来了,你还是会发现一个问题,资金”。李九六知道,在整体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即便网络电影和短视频看起来还在处于上升期,资本的投资意向也不会偏向新入行者。匮乏的资金就像是一片不散的乌云,在2020年一直笼罩在影视行业之上。据统计,2020年的全年影视行业的融资事件只有25起,总额35亿元,与2016年的195起、百亿资金相比不堪一击。更为直接数据的是光线传媒、幸福蓝海、鹿港文化等公司2020年的业绩少至一两亿多至近十亿的亏损。

长时间没有可以开机项目让李九六公司的员工无事可做,因此李九六将员工都外派到资金相对充裕的公司工作,以保证员工的收入。他没有从中收取费用,在他看来,公司没有必要赚这些钱,他只希望员工们能念着一份情义,在公司恢复后能够回来。“其实也就是勉勉强维持这个公司还活着”,李九六的语气有些无奈。

项目无法开机同样意味演员的半失业状态。艺人李海珊在2020年的上半年没有接到一部戏,这也意味这没有任何收入。李海珊告诉骨朵,这并不是个例,许多演员在2020年的上半年没有接到一部戏。随着时间不断累积的不安和日渐减少的存款数字让这些演员们选择了离开演员行业。

但转行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彻底离开影视行业。过去一年里,周健森时常会发现朋友圈里的一些同行的信息变了,取而代之的是微商和保险的广告。那些曾经和他有过来往的影视人有不少离开了这个行业,这些人多是影视行业中最基础也是最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离开让周健森心里不是滋味。在他看来,所有从事过的影视行业的人对于影视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理想主义,但最终他们或自愿或被迫地选择了离开。而他项目里的一个年轻编剧也在父母的压力下选择了回家。周健森知道对于大量影视工作从业者来说,回家就意味着离开一线城市,某种程度而言也就是离开这个行业。

周健森并没有劝说他的任何一个朋友留下来,在他的心里更多的是对这些朋友的惋惜,“劝其实是一件挺残酷的事情,我们也没办法为他们做什么”。但周健森也知道即便影视行业的冰封期有所解冻,这些朋友们也不再会回来了。“他们的工作没有那么强的不可替代性,离开之后就会有新人顶替上来,所以当他们想再回头的时候也未必容易。”

李海珊也纠结过是否要转行,但是她在想了很多行业之后,还是觉得自己的天赋只是在这个行业。“拼一拼,挺一挺”,李海珊告诉自己。但接到戏也并不代表和以前拥有一样的待遇。在下半年,李海珊陆陆续续接到了戏约,片酬却不如从前,“大家其实片酬都降了”。

不论是否是一线演员,片酬都遭遇了疫情和规定的双向挤压。在2020年4月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发布的《倡议书》中,全体演职人员总片酬不得超过总投资的40%,男女主角不得超过10%。制片人梁振华曾在一篇报道中提到,现在一线演员的片酬可能是以前的20%-30%。但在2020年能够接到戏,就已经让演员们足够庆幸。

对于整个行业而言,降薪在2020年再常见不过。小野所在的影视宣发公司在3月份的时候便将薪水降低至70%,而后又降低到50%。期间公司还将办公地点迁到了一个租金更加低的地方,这也是2020年影视公司们的常规操作。而降薪和节流并没有拯救这家公司,11月时这家公司在微信群里宣布倒闭。“因为经历过一次了,内心毫无波澜”,小野平静地接受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次失业。

失业之后,小野一边找工作,一边零散接着外活。这些外活不仅量少、酬劳也纷纷降低。小野告诉记者,现在一个广告策划案的酬劳只有以前的70%。而她之前接的一个条漫广告,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对方的尾款。最近,小野开始考虑转行游戏文案。但她总觉得自己的能力更加适合影视行业,不过即便是在进入影视行业,她也不愿意再去单纯的影视公司了,她希望能进入一个有其他业务支撑的公司。“纯影视的公司太容易倒闭了”,小野说。

在失业半个月时,小野在豆瓣小组发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入行来的遭遇。“最后许个愿吧,不切实际地希望能有一家眼瞎的公司,愿意招我进去。让我在自己喜欢的工作里学习成长,我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拼命的”,小野在结尾写到。

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2020年的每一天对于影视行业而言都像是一颗定时炸弹,没有人知道第二天或者下一秒,是否会有新的病例、新的中高风险区出现。而一旦对正在进行的项目产生影响,必然会产生损失。

“我们有一批在海外的嘉宾流失了,所以造成了整体录制时间的推迟。”对于《我们恋爱吧3》的总制片人张红岩而言,疫情成为了确定素人嘉宾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她制作的另一档节目《新相亲大会》中,国内疫情小规模爆发给节目的前期准备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在2020年的几次录制中,导演们已经将素人嘉宾敲定了,但却因为素人嘉宾所在地产生疫情,他们只能手忙脚乱地去寻找新的素人嘉宾顶替。有几次,甚至连去面试素人的导演也因经过疫情爆发区而无法参加录制。

张红岩面临的是换人,制片人王鑫璇面临的则是换场地。节目组原先将这一季《令人心动的offer》的背景定在北京,律师和场地选用的都是君合的北京部门。但六月的疫情却猝不及防打乱了他们的规划,导演组和搭建场地工人们不论是进京还是离京都变得特别困难。而当时拍摄的相关日程已经定好,王鑫璇和团队需要决策到底在哪录制。

最后,他们选择了将录制地定在上海,“北京君合的景我觉得还要漂亮”,王鑫璇说。

这些变动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损失,却没有暂停拍摄来的形势严峻。1月22日,由于疫情,广电总局下发文件,要求河北所有电视剧剧组暂停拍摄、就地隔离。这样的意外成为了2020年大多影视人的集体担忧。

为了应对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所有人的顾虑都在在增加。演员李海珊所在的剧组里,没有拍摄时演员都必须佩戴口罩。他们的酒店也会经常消毒,只要拍完戏就待在酒店里,以免产生更多的麻烦。

而在拍摄的前期规划上,影视公司需要考虑的更多、也更加地不确定。周健森告诉骨朵,很多影视公司都希望能在天冷之前完成手上的项目,以规避万一疫情反弹带来的损失。《大主宰》的导演张萌也面对着同样的顾虑,他手上的两个项目为了避免疫情的影响,可能会考虑调整拍摄的季节。但张萌也告诉骨朵,“一定不能做的事就是延长拍摄时间,应该尽量压缩拍摄时间来缩短可能发生特殊情况的机会”。

不论是避开冬天或者缩短拍摄时间,这些考虑都是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调整,需要规避什么,准备什么都将变成的未来的常规操作。而戏本身需要的场景却难以规避一些目前看来风险系数较高的场景。在去年1月中旬时,周健森开发的一个项目本来需要开拍,疫情让这个项目无法顺利进行。但由于这是冬天的戏,这个项目不得不推迟到这个冬天在东北进行拍摄。值得庆幸的是,在黑龙江疫情出现之前,这个项目的冬天部分正好拍摄完成。

李九六告诉骨朵,因为疫情,他们在项目经费上至少需要多预存30%。除了食宿和交通费,因换景而隔离所产生的费用也需要项目方承担。不论是演员还是设备,这些由于隔离的费用都是以天累加。这无疑给本就难以拉到投资的团队和项目经费紧张的团队雪上加霜。

2020:不好,却也没那么坏

疫情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在许多创作者眼里,疫情下的这一年确实并不好过,但也不是只有坏处。疫情给创作者带来了更多的思考时间和思考深度。在被强制停下来后,许多创作者开始构思新的作品、思考自己的创作理念。

在武汉自我隔离的76天里,钱峰待在房间“与世隔绝”,但他看到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剧组里的演员偷偷去做志愿者,生死的一线之隔……世界像是快进了一般将生活的波澜集中展现。“拍戏到底是为了什么?”钱峰开始质问自己。

这场疫情不止影响了钱峰一人的创作心态。每个人在2020年的春天都在被原有的世界隔离,而现在的创作者们很少会经历像疫情一般所有个体都受到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疫情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创作心态和创作思维,从而也催生了不少的作品。“我觉得有可能会沉淀出一些还不错的东西”,张萌说。

事实也确实如此,周健森陆续收到了一些让他惊喜的好作品。而在他的过去一年里,被强制停下来反而是给了他与行业里的朋友更多的交流时间,“我们可以很真诚的去关注到内容层面,去讨论一些特别具体的事情。”

在与行业内的朋友的交流中,一位带周健森入行的老制片人告诉他,其实老一代的影视人疫情所带来的变化反应并不大,因为在他们入行时,影视行业穷得一清二白,做电影就是不赚钱。要如何面对现在行业低谷的环境,周健森将这位退休的老人的话归纳为两点:一是务实,尽量去做可靠的拿得准的东西,而不是追求所谓的爆款;二则是在现在的环境下,不要奢谈艺术,活下来最重要。

不仅周健森感受到务实已经成为当下影视行业的关键词,许多创作者都有所感悟。根据广电总局的电视剧备案公示概括,2020年备案的剧集仅有688部,相比2018年的1061部及2019年的890部呈递减趋势。在钱峰看来,由于疫情而萎缩的影视行业和影视作品数量其实代表了行业的减量提质。在有限的资金下,投资会集中于更加优秀、拍摄可行性更高的作品,而所谓的烂剧也会相应减少,这是一种务实。

而这种务实也在通过其他的方式得以推动,比如说,疫情所带来严格的防疫管理规定和紧张感。在张萌眼里,这些压力并不是坏事,它们都使得剧组在拍摄的时候速度更快、操作也更加规范,“工业化的本质就是流程化,现在疫情造成的强压实质上就是在加速流程化的过程”。

制作的流程化不仅对拍摄助益,在整个的制作流程中都得以体现。导演朱辉告诉骨朵,前疫情时代里的前期聊剧本总是大家聚在一起边吃边聊,而在现在的线上剧本会里,聊剧本就是聊剧本,“比如说你之前没交稿,你现场来喷就完了。但现在你不交稿我没法开线上的会”。一些曾经“划水”的从业者因为疫情带来工作方式改变而促进了他们的习惯养成,工作效率也相应提高。

对于观众而言,或许影视行业曾经停滞过。但对于整个行业而言,步伐并没有停止,只不过工作的场所、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方法发生变化,疾行变成了缓行而已。投射在影视行业的个体上,所有人都再去回顾疫情所带来的焦虑、绝望和悲伤时,剩下的常常是一笑了之。这场由外界而催生的行业之痛留下的后遗症,有些仍然在燎烧着一些公司和一些人,有些却已经转化为对行业思考和经验的逐渐沉淀。

李海珊在疫情期间写了三十多首歌,再听到这些歌时,她能感觉到那段时间时间在她身上的巨大压力和心情变化。而3月时曾在知乎上发帖说自己在家已经闲了两个多月的综艺自由剪辑师卢攀则在机房里加班加点。疫情常态化后,由于行业内熟练综艺剪辑的人并不多,综艺节目却没有变少,堆在卢攀手上的工作越来越多。

2020年初为了减少预算,网络电影编剧胭脂接过了自己作品导演的工作。这部导演处女作的好成绩也让胭脂现在所负责的项目投资方和投资额并没有减少,甚至目前正在进行前期筹备的项目投资额比去年增加了50%。“电影需要好制作、好演员,这些都需要更多的投入。”院线电影在上半年的缺位让更多的观众和投资人看到了网络电影,加之较低的创作门槛,更多的资金和人才进入了网络电影市场。“我个人觉得,网络电影应该崛起了。”胭脂说。

2021年的春节档影片也于1月29日正式开启预售,目前总票房已经破亿。虽然疫情并没有彻底结束,许多人在这个春节也无法回到家乡,但电影院和电影人心中的大门并没有再次关上。几部本应在2020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终于等到了亮相的那一天。周健森和他的朋友们或许也会重启猜票房的游戏,就像过去的每一年一样。

一月初,钱峰回到武汉,在那些一年前曾经拍摄过、走过的街道故地重游。而被滞留武汉两个多月《青春创业手册》也即将上线。“春天已经慢慢来了,只不过它步伐很多人还没有感受到。”钱峰说。

(应采访者要求,小野、李九六、朱辉采用了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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