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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祥如意》说开去:看向“镜头外”的双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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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祥如意》说开去:看向“镜头外”的双重真实

不设剧本的电影拍摄、遇上主人公的突然离世,《吉祥如意》并非如其名字般祥和。而当电影的故事从屏幕内延伸到镜头外,双重的真实背后,萦回着的是对生活的观察与叹息。

文 | 影视前哨 杨昕

是剧中人,亦是旁观者

电影《吉祥如意》本是导演董成鹏对家人过年团聚场景的一次不设定具体情节的记录。而主要拍摄对象姥姥的猝然离世,让他临时改变拍摄计划,将患病失智的三舅王吉祥作为新的主人公,由此记录生命的结束、以及另一段生活的艰难启程。对“天意”的不干涉,让电影在本该团圆的新年,意外地记叙着离别。

由《吉祥》和《如意》两个部分构成的《吉祥如意》,分别呈现“王吉祥一家人的新年”、以及“导演拍他们一家人”两个层次的故事。第一部分记录变数下的新年故事,第二部分则借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静默观察、深沉思考。

从王吉祥在雪中踱步的场景展开的《吉祥》,围绕三舅王吉祥展开。面对姥姥的猝然离世、失智三舅的抚养问题,让与新年不相称的离别悲痛与棘手难题交织在一起,一个中国家庭的成长记忆与现实图景由此揭开。电影的前半部分强调故事张力,以王吉祥为中心,以每个家人与王吉祥的关系、共同回忆为线索多方向展开。本该辞旧迎新、欢乐祥和的年夜饭,因为王吉祥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下,言辞愈发激烈、矛盾不断激化,刻画出的真实抉择令人唏嘘。

在《吉祥》影片的最后,随着镜头渐渐拉开,画内场景延伸至画外的电影院。《如意》作为电影的后半部分,打破“第四面墙”,记录《吉祥》的拍摄幕后。

它将视点转向作为导演大鹏、王吉祥的女儿丽丽、扮演丽丽的演员刘陆三个“边缘人物”,局中人与局外人的碰撞被悉数记录。当与家人的面对面交流变为透过镜头的采访,故事得到了更细致的倾诉、更认真的聆听,导演的观察视角时而贴近,时而疏离。而同作为“丽丽”的王庆丽与演员刘陆,在面对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展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也耐人寻味。对于十年未归的王庆丽来说,家乡的一切是在日常中被遗忘的“另一个世界”,自己的家人在镜头里争锋相对,玩着手机的她仿佛置身事外;暂时饰演丽丽的演员刘陆却在不长的拍摄过程中,有心疼、有不解、有感慨。《吉祥》中王吉祥与“丽丽”饰演者的相处氛围总透着些许生疏与低沉,《如意》中丽丽与王吉祥的真实相处过程却仿佛抹去了其中的曲折,只留下亲昵与欢笑。

“我就感觉现在的我,和北京的我是两个人”是大鹏在《如意》中的感叹;“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十年不回来?”是刘陆向王庆丽的发问。剧中人跳脱抽离,旁观者反而深陷其中。

《吉祥》的色调偏冷,契合着沉郁心绪,强化故事的戏剧感;《如意》则是更接近日常的色彩表达。相同的事件在时间线的重演下,带来的感受却不尽相同,《吉祥如意》用对一个故事的两层叙述,窥探着家庭的面貌。

“真实”的力量,如鲠在喉

作为一部纪录风格的电影,《吉祥如意》以平实笔触描摹人性质朴与复杂牵绊。姥姥的意外去世的变数,并非本意地将家庭关系中的情感纠葛自然浓缩,让影片的情绪张力持续发散。

《吉祥》采用顺叙+采访插叙的结构,电影开篇的叙事节奏平缓,情感的蓄力是通过人物刻画和情绪转变逐步实现的。

在呈现主人公王吉祥时,“重复”是王吉祥的生活日常,也是影片对他的刻画方法。总是反复念叨着“文、武、香、贵”“找妈明早”“庆屁”的王吉祥,失智却有情。简单却总在重复的话语中,饱含着他对亲人的惦念。对家庭成员的采访是对故事表达的有力扩充。一方面,他人的描述使王吉祥的人物形象更为饱满,叙述中流露出的态度也描摹着家族群像;另一方面,不同身份下的视角差异,也为年夜饭桌上的矛盾激化埋下伏笔。当平和的氛围演变成你一言我一语的激烈争执,不受控的场景中,现实中存在的家庭摩擦被鲜活呈现。王吉祥一家的新年故事是戏剧化的,却又真实、自然。

在拍摄手法上,《吉祥如意》发现生活的质朴,也寻找诗意。王吉祥独自一人在雪中漫步,平和且孤独;采访背景里敞开的门,既增加了画面纵深,也连通着故事发生的真实环境,充满生活气息。带有晃动感的手持镜头的融入,实现更加拟人化的观察,也增添了影片的纪实感;年夜饭桌上以二哥为视觉中心、再将镜头摇到发言者,不断变换聚焦主体的跟拍,将剑拔弩张的氛围呈现得淋漓尽致。划向长空的烟花、俯瞰村落的静谧雪景、大红灯笼与彩旗飘飘,空镜的运用则给予紧张的氛围喘息的空间,再将故事继续推进。

当《吉祥》的故事有了《如意》作解,第二层的现实被揭开,第一层的故事真实性也得到佐证,剧中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因而格外触动人心。

悲喜的表达:最内敛、也最外化

在将“悲”与“喜”两种情绪同时呈现于银幕时,《吉祥如意》用强烈的对比冲突,描摹出难以言说的复杂心境。

就场景而言,周围环境欢庆新年的热闹图景,与家人去世的悲痛心境形成冲突。凄冷色调与充满年味的装饰相互映衬,更显心绪繁杂。

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中国人传统的情感表达是内敛的。“文、武、香、贵”是对于兄弟姐妹的挂念;“找妈明早”是与母亲的彼此依靠;“庆屁”是对女儿的宠溺与思念。而亲人逝世后的隆重的祭拜风俗,既是情绪的出口,也是借由仪式实现的情感外化。

《吉祥如意》对于悲喜情绪的处理,不是去介入,而是如实地记录剧中人的真实情感表达。在老人离世后,家人们并非时刻沉浸在悲痛与啼哭中,有大鹏、王庆丽站在雪地里的茫然失措;有除夕夜对大家庭团聚的庆贺;有王吉祥依旧“找妈明早”的执着。生活仍要继续,笑容背后有沉重、有忧虑,也有释然。镜头只是尽可能地捕捉这些确实发生的细节,让电影中悲喜表达与生活的原貌无限贴近,形成刺痛人心的真实感。

影片关于生命的轨迹,关于家庭,关于文化;关于久别相聚之喜,也关于逝去之悲。原本因电影拍摄难得促成的家人齐聚,也许却是最后的团圆,令人五味杂陈。

这部将镜头对准导演大鹏自身家庭故事的电影,它很私人,却因相似的场景、相通的文化而让人深有共鸣。对新年来说有些沉重的《吉祥如意》,给予观众的确是关于家庭与社会的新的思考。

正如电影中大鹏对观众的提问作答,王庆丽对刘陆的发问也只是沉默,生活常常无法简单直接地给出答案。所幸影像的力量,依旧动人。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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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祥如意》说开去:看向“镜头外”的双重真实

不设剧本的电影拍摄、遇上主人公的突然离世,《吉祥如意》并非如其名字般祥和。而当电影的故事从屏幕内延伸到镜头外,双重的真实背后,萦回着的是对生活的观察与叹息。

文 | 影视前哨 杨昕

是剧中人,亦是旁观者

电影《吉祥如意》本是导演董成鹏对家人过年团聚场景的一次不设定具体情节的记录。而主要拍摄对象姥姥的猝然离世,让他临时改变拍摄计划,将患病失智的三舅王吉祥作为新的主人公,由此记录生命的结束、以及另一段生活的艰难启程。对“天意”的不干涉,让电影在本该团圆的新年,意外地记叙着离别。

由《吉祥》和《如意》两个部分构成的《吉祥如意》,分别呈现“王吉祥一家人的新年”、以及“导演拍他们一家人”两个层次的故事。第一部分记录变数下的新年故事,第二部分则借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静默观察、深沉思考。

从王吉祥在雪中踱步的场景展开的《吉祥》,围绕三舅王吉祥展开。面对姥姥的猝然离世、失智三舅的抚养问题,让与新年不相称的离别悲痛与棘手难题交织在一起,一个中国家庭的成长记忆与现实图景由此揭开。电影的前半部分强调故事张力,以王吉祥为中心,以每个家人与王吉祥的关系、共同回忆为线索多方向展开。本该辞旧迎新、欢乐祥和的年夜饭,因为王吉祥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下,言辞愈发激烈、矛盾不断激化,刻画出的真实抉择令人唏嘘。

在《吉祥》影片的最后,随着镜头渐渐拉开,画内场景延伸至画外的电影院。《如意》作为电影的后半部分,打破“第四面墙”,记录《吉祥》的拍摄幕后。

它将视点转向作为导演大鹏、王吉祥的女儿丽丽、扮演丽丽的演员刘陆三个“边缘人物”,局中人与局外人的碰撞被悉数记录。当与家人的面对面交流变为透过镜头的采访,故事得到了更细致的倾诉、更认真的聆听,导演的观察视角时而贴近,时而疏离。而同作为“丽丽”的王庆丽与演员刘陆,在面对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展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也耐人寻味。对于十年未归的王庆丽来说,家乡的一切是在日常中被遗忘的“另一个世界”,自己的家人在镜头里争锋相对,玩着手机的她仿佛置身事外;暂时饰演丽丽的演员刘陆却在不长的拍摄过程中,有心疼、有不解、有感慨。《吉祥》中王吉祥与“丽丽”饰演者的相处氛围总透着些许生疏与低沉,《如意》中丽丽与王吉祥的真实相处过程却仿佛抹去了其中的曲折,只留下亲昵与欢笑。

“我就感觉现在的我,和北京的我是两个人”是大鹏在《如意》中的感叹;“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十年不回来?”是刘陆向王庆丽的发问。剧中人跳脱抽离,旁观者反而深陷其中。

《吉祥》的色调偏冷,契合着沉郁心绪,强化故事的戏剧感;《如意》则是更接近日常的色彩表达。相同的事件在时间线的重演下,带来的感受却不尽相同,《吉祥如意》用对一个故事的两层叙述,窥探着家庭的面貌。

“真实”的力量,如鲠在喉

作为一部纪录风格的电影,《吉祥如意》以平实笔触描摹人性质朴与复杂牵绊。姥姥的意外去世的变数,并非本意地将家庭关系中的情感纠葛自然浓缩,让影片的情绪张力持续发散。

《吉祥》采用顺叙+采访插叙的结构,电影开篇的叙事节奏平缓,情感的蓄力是通过人物刻画和情绪转变逐步实现的。

在呈现主人公王吉祥时,“重复”是王吉祥的生活日常,也是影片对他的刻画方法。总是反复念叨着“文、武、香、贵”“找妈明早”“庆屁”的王吉祥,失智却有情。简单却总在重复的话语中,饱含着他对亲人的惦念。对家庭成员的采访是对故事表达的有力扩充。一方面,他人的描述使王吉祥的人物形象更为饱满,叙述中流露出的态度也描摹着家族群像;另一方面,不同身份下的视角差异,也为年夜饭桌上的矛盾激化埋下伏笔。当平和的氛围演变成你一言我一语的激烈争执,不受控的场景中,现实中存在的家庭摩擦被鲜活呈现。王吉祥一家的新年故事是戏剧化的,却又真实、自然。

在拍摄手法上,《吉祥如意》发现生活的质朴,也寻找诗意。王吉祥独自一人在雪中漫步,平和且孤独;采访背景里敞开的门,既增加了画面纵深,也连通着故事发生的真实环境,充满生活气息。带有晃动感的手持镜头的融入,实现更加拟人化的观察,也增添了影片的纪实感;年夜饭桌上以二哥为视觉中心、再将镜头摇到发言者,不断变换聚焦主体的跟拍,将剑拔弩张的氛围呈现得淋漓尽致。划向长空的烟花、俯瞰村落的静谧雪景、大红灯笼与彩旗飘飘,空镜的运用则给予紧张的氛围喘息的空间,再将故事继续推进。

当《吉祥》的故事有了《如意》作解,第二层的现实被揭开,第一层的故事真实性也得到佐证,剧中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因而格外触动人心。

悲喜的表达:最内敛、也最外化

在将“悲”与“喜”两种情绪同时呈现于银幕时,《吉祥如意》用强烈的对比冲突,描摹出难以言说的复杂心境。

就场景而言,周围环境欢庆新年的热闹图景,与家人去世的悲痛心境形成冲突。凄冷色调与充满年味的装饰相互映衬,更显心绪繁杂。

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中国人传统的情感表达是内敛的。“文、武、香、贵”是对于兄弟姐妹的挂念;“找妈明早”是与母亲的彼此依靠;“庆屁”是对女儿的宠溺与思念。而亲人逝世后的隆重的祭拜风俗,既是情绪的出口,也是借由仪式实现的情感外化。

《吉祥如意》对于悲喜情绪的处理,不是去介入,而是如实地记录剧中人的真实情感表达。在老人离世后,家人们并非时刻沉浸在悲痛与啼哭中,有大鹏、王庆丽站在雪地里的茫然失措;有除夕夜对大家庭团聚的庆贺;有王吉祥依旧“找妈明早”的执着。生活仍要继续,笑容背后有沉重、有忧虑,也有释然。镜头只是尽可能地捕捉这些确实发生的细节,让电影中悲喜表达与生活的原貌无限贴近,形成刺痛人心的真实感。

影片关于生命的轨迹,关于家庭,关于文化;关于久别相聚之喜,也关于逝去之悲。原本因电影拍摄难得促成的家人齐聚,也许却是最后的团圆,令人五味杂陈。

这部将镜头对准导演大鹏自身家庭故事的电影,它很私人,却因相似的场景、相通的文化而让人深有共鸣。对新年来说有些沉重的《吉祥如意》,给予观众的确是关于家庭与社会的新的思考。

正如电影中大鹏对观众的提问作答,王庆丽对刘陆的发问也只是沉默,生活常常无法简单直接地给出答案。所幸影像的力量,依旧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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