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月“女孩怒斥号贩子”视频引发热议后，今年的两会上，“号贩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在3月9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黄洁夫表示，号贩子的问题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结构性矛盾严重错配，“都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医院没有人去看病。”另一方面，“一个门诊号有人愿意花4500”的问题也反映出国家规定的价格没有正确反映医生合理的劳动收入。

黄洁夫透露，前几天和政协委员一神经外科专家吃饭，该专家门诊号已炒到8000，他每天要看60到80个号，每个人几分钟就打发了，“病人看完病都不感谢他，而是怒气冲冲”，医生也很委屈。黄洁夫认为，这反映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出现了结构性错配现象，没有很公正的医疗环境。

自今年2月以来，北京市卫计委相继推出几大举措打击号贩子，其中包括取消现场预约挂号、完善多渠道预约挂号；严格加号管理、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部分医院试点采取专家团队工作模式，院内按病情分诊、转诊求诊者，以确保专家号留给病情疑难、危重患者等措施。

黄洁夫今日称，对于依法逮捕黄牛，他是表示支持。然而，对于“医生不能加号，有些医院取消门诊号”等措施，在他看来，大可商榷。

“这是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断绝这个事情，大多数政协委员觉得是不可行的。”黄洁夫表示，要确保不会复发，还需根治，而根治号贩子现象还是要靠推动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来说，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在黄洁夫来看，对于医院体系，需要一场改革，明确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慈善医院的不同属性，进行合理定价，给患者以充分的选择。黄洁夫称，政府要管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以保证社会公平公正，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疗。但对于多元性、高端的医疗服务则要开放市场，让社会资本进入社会办医，让民营医院甚至外资进入到市场里来。

“把这块蛋糕做大，而不是这一块小蛋糕用计划经济来分配。所以这样才能很好的解决。”黄洁夫称，将民营医院等同于诚信不好的医院的认知，其实是错误的。“其实美国最好的医院都是私有医院，台湾的长庚医院是公益性的性质，比现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家公立医院都更公益。”

此外，除了适当放开市场调节的空间外，还有一些两会代表在谈及号贩子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贾爱芹也十分赞同“目前国家规定的价格没有正确反映医生合理的劳动收入”这一观点，她认为，应当放开挂号定价权，通过价格的调配来让优质资源能够最大化利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表示，目前对号贩子的处置措施太轻，最多只能采取拘留，因此方来英建议将号贩子入刑。他将号贩子买卖号源定义为非法交易。他说，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号贩子尚未入刑，“而号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则提出，“号贩子”的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3月5日上午，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部长通道”被众多媒体记者拦住，李斌表示，老大难问题看着是号贩子现象，深层还是结构性问题。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打组合拳。在此前一日的政协医药卫生界委员联组会上，黄洁夫也曾就“组合拳”展开讨论，在他看来，要彻底解决好号贩子问题，并非一日一事之功，全科医生体系、医生规培、分级诊疗等等进展如何都与解决这个问题切身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