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副行长:我国暂未打算发行大额人民币
去年网上热传的“第六套人民币”中赫然出现500、1000的大额钞票。针对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发行大额人民币的声音,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回答《法制晚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央行尚没有发行大面额人民币的打算。
此前,央行相关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注意到,在从事大额交易、特别是买大件商品的时候,现在钞票的面额比较小携带不便。但是,大额现钞用于小额交易时又不方便找零。与此同时,大额钞票在面对造假时,会给持有者带来更大的损失。央行认为,发行大额现钞还有可能会强化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且电子支付制度已在很大程度上可解决现钞的携带和大额交易的便利性问题。
最高法原副院长:不太赞成法官检察官终身追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苏泽林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不太赞成终身追责这种提法。
苏泽林说,基层法官、检察官面临很大压力,待遇偏低、工作繁重、安全风险大,这三点已经显现出来,还有一点似乎是隐形的,即终身追责制。
苏泽林认为,法官责任是应该强调的,错误用权要受到追究。但法官是不在场的裁判,所办的案件都是过去式的,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判断出来的事实做出判决,跟客观公正是有差异的。“举个例子,我借你一千块钱,只有我俩知道,没有借条,你起诉我,没有证据你就要败诉。你败诉的结果就与客观事实不一样。”苏泽林说。
苏泽林认为,法官、检察官终身追责,首先要与他的权力相一致。如果法官、检察官在处理案件时自己有决定权,办案错了,他应该完全承担责任。其次,要分清这个错,是故意错还是过失错,还是知识能力认识不到,因为目前的知识认知只到这个水平,今后随着因为技术发展发现的错,你叫原来办案的法官、检察官来承担责任就不对。第三,评价错案的标准是什么?责任追过头的情况下,法官、检察官的心理压力就会很大。
李稻葵:将“一行三会”整合为统一的大金融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稳定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
李稻葵说,近期中国出现了一轮股票指数快速下行与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轮番互动的市场波动。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和转型升级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李稻葵认为,金融市场出现巨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还是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比如,一些公司并没有按照招股说明书所说的那样将募集资金投资于企业发展,一些公司造假,一些市场人员从事内幕交易等。
对此,李稻葵建议,必须从根本上加强监管,严厉打击那些内幕交易和不合理行为;应该在适当时候将“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整合为统一的大金融监管;上市公司注册制的实行必须辅之以更加严格的事后监管,尤其是要强力清理注册制推行后靠弄虚作假上市的公司。
此外,李稻葵还建议建立较大规模的资本市场稳定基金,一旦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巨幅下降,资本市场稳定基金就及时果断入市;迅速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在国际市场上反复表明人民币汇率政策意图,同时更加科学、精准地管理跨境资本流动。
李鸿忠:“三镜说”驳斥中国经济“硬着陆”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表示,中国经济是不可能“硬着陆”的,对于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有个形象的比喻,“戴墨镜看,戴近视镜看,戴偏光镜看”。
所谓“戴墨镜看”,因为戴的是有色眼镜,看什么都是黑的。李鸿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过几次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调,但每次都以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的事实作为结局,让唱衰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这一次我相信也必将是如此。”
所谓“戴近视镜看”,就是说他短视,看近处,不看长远,也不看实质。李鸿忠指出,比如,中国经济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后进入新常态,呈现出鲜明的三大特征,即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
所谓“戴偏光镜看”,就是像偏光镜一样,“选择性地过滤来自某个方向的光线”,盯着中国经济发展中某一方面的问题,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用“放大镜”,把问题扩大化,实在是有失偏颇、有失公允。
李鸿忠认为,中国经济是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但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必将继续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理性、客观、公正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关系中国,也有利于全球。
政协委员:列车上应增设专职医护人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建议,在列车上增设专职医护人员和医疗器械,为旅客进行服务,并制定合理的收费和服务标准。
吴以岭称,尽管现在铁路提速,但长途旅行还是会持续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时。铁路主管部门应该重视加强为旅客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现在,绝大多数列车上会配 备晕车药、感冒药、退烧贴等应急药品。但药品种类稀少,无法满足突发疾病旅客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列车即使有医务室,也没有专职的医护人员,无法对旅客 进行救治或用药方面的指导,更没有专业的医疗救助。一旦旅客突发疾病,列车工作人员只能通过广播寻求从事医疗行业的旅客帮助。
他建议,在列车上设立医务室,配备专职的医护人员,配置一些基本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铁路部门可以考虑有偿服务制度,制定合理的收费和服务标准,向乘客收取一定费用。
厉以宁:国企应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说,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实行明确的人才激励制度、推行职工持股制度、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厉以宁认为,如何有效的推行国有企业改革,有四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首先,国有企业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一律按公司法自主经营,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开展业务。至于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控股。国家控股究竟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可以依据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
其次,推行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可以在这样的企业中实行明确的人才激励制度,且奖励需要公开化。
第三,推行职工持股制度时,要汲取20世纪90年代某些国有企业试行职工持股,后来逐渐解体、消失的教训,一定要规定严格的职工持股程序,而不能采取“人人持股”“免费赠股”“企业内部自由转让”“企业职工可以任意将股票出售给非本企业职工”等不规范的做法。
最后,要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由于我国尚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职业经理人队伍未能迅速成长起来,职业经理人显然供不应求。这一问题不容忽视,厉以宁认为可以对现有国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愿意担任混合所有制企业经理人的,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听其自愿,加入职业经理人供给行列,应聘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脱离原来的就业岗位。
人大代表:保障标准不统一 异地养老难推行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吕薇表示,目前异地养老还需要系统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短时间内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异地养老条件还不成熟。吕薇表示可尝试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区域进行区域性异地养老。
吕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异地养老还需要国家继续推进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配套政策,目前全国各地的看病标准以及报销标准都不统一,所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异地养老条件还不成熟。
“由于各地的工资水平不一,因此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缴纳保险的标准也不一样,例如北京缴纳的标准就会高于其他一些地方。”吕薇举例称,即便在河北境内,石家庄、保定、唐山等地的标准也不统一。“我们现在统筹的层级太低,至少应该对统筹的档次进行提级,拿到省一级进行统筹,先实现省内统一。”
吕薇认为,在养老问题上,至关重要的就是医疗保障体系的统一。当然,还要区分对待医疗保险统一的问题,不可能所有人的医保都是统一的,应当区分基本保险和辅助性的商业保险,有的人缴纳的钱多,不能大家都一窝蜂地拉平标准。
吕薇表示,可以尝试省内的异地养老,或者区域性的异地养老,例如京津冀地区,“现在京津冀地区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正在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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