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昌业

《叶问3》事件，不仅仅令这部自带光芒的动作系列片蒙上阴影，更是令正从440亿起跳、即将赶超北美市场的中国电影市场蒙羞，想来这也是为何电影局24小时内即做出强有力回应和表态的关键原因。

“作为中国人来说，弘扬民族文化是我们每一个都该做的，其实我们真正发行的不是电影，而是一种中国的精神。”——《施建祥：打造中国电影业“出海”的航母》,《北京周报》，2015-04-20（下同）

面对这样一出发行闹剧，笔者再次回看施先生曾经的这句话，不禁想问一句，您在发行《叶问3》的时候，传播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中国精神呢？

施先生或许刚入行没多久，有所不知，对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的质疑，本就是好莱坞方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与我国行业监管部门以及中影（进口片进口权利拥有者）在谈判桌前令我方经常被动的一个“常规”主题。

“它（电影）是个专业市场，其投资风险并不在艺术本身，而是在一小撮动歪脑筋的人。我是从企业走出来的，我的职业就是投资而非投机，投资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投机则是一夜爆赚，之后就可能赔光。”

在上周之前，笔者一定为施先生这句话鼓掌喝彩，对“一小撮”人的直言批评，对电影行业投资和投机的两分法认识，真知灼见！但一周后，笔者怕最后半句话一语成谶。

金融+电影是电影产业必须面对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为金融打工的又何止是电影，房地产、制造业概莫如是。但金融并不是天然的恶，金融产品作为工具亦没有善恶之别，贪婪、投机的是人心——是使用工具的人。

就像次级贷作为曾经房地产证券化产品的一种创新，激活了北美的房地产市场，促进了经济繁荣以及民生幸福；就像融资融券一度对A股市场的提振；就像P2P作为民间借贷的一种创新发展，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种润滑剂甚至是催化剂——然而，都是因为工具的过度使用，甚至是滥用，越过风险红线，也越过人心底线，最终酿成悲剧。

笔者和很多电影行业人士都曾经相信、未来也会继续报以期望，金融+电影会让中国电影插上腾飞的翅膀——但，电影、电影市场、电影产业不应该只有票房这唯一的“腾飞”翅膀。

当行业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在了票房这一指标上时，商业上的设计、想象甚至是野心就会让艺术上的表达、追求和责任变得无足轻重——每一部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产品化后的“作品”却是可以量化的。

为什么制片人要被包装成产品经理？为什么连导演也应该是产品经理呢？为什么版权要被包装成IP？为什么连人都可以是IP呢？这些包装，究竟是为了创作更好的电影，还是为了卖出更好的产品？

笔者当然知道，这可以是不矛盾的，是可以辩证统一的——但这个“平衡”极其难以拿捏，在如今的市场气候里，对利润的向往、对投资回报的关切早已远超作品本身，甚至最聪明的金融产品创新者们都已虎视眈眈，对票房的关切被他们利用为资本市场危险游戏的道具——既然人们这么关心票房，就让票房变成刻画电影的唯一刻度吧，当产品的评估维度只有一种的时候——“投资者”觉得简单了，而投机者操纵起来就变得更简单了。

“这么多年来，中国电影人一直在苦心打造所谓的中国电影，可是却忘了，要把中国电影搞上去必须融合’电影、金融、互联网’这三个元素。”

“所谓的中国电影”，这个说法听起来真叫人寒心——还有刺痛，救世主姿态的自居，真真是把百余年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看扁了。

是的，中国电影人确实把一些事情忘了，但绝不是金融和互联网。

就是最近的两三年时间里，行业对票房的崇拜简直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地步，一些电影发行方、宣传方恨不得每天备下多份海报，写上每一个预期达到的票房纪录，然后每天甚至每半天发布一张新纪录海报——票房即是正义，哪管什么豆瓣评分、微博吐槽，烂片无罪，只要有票房就是受观众欢迎。

看到的是票房纪录，看不到的是卖出却无人就座的空席甚至是空场——Who care？数字即是繁荣，数字即是观众热捧，数字即是中国电影梦想的抵达。

但电影就只剩下票房了吗，难道不该是关乎人心的表达。

“每当在黑暗的空间，人们面对银幕，银幕之光和观众的心灵之光就在发生光合作用。走出影院，大家用目光交流、用坦诚的心交流，这已经形成了一张目光交流之网、心灵交流之网，这个网络是先于英特网的。”

这是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去年6月的一席讲话当中的一段，电影是用银幕之光照进人心的表达艺术，因为有不同创作者的思想注入，也因为有不同观众的心智解读，自然就会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难以求得一统或是标准化。也正是因为这种异彩纷呈，看电影才会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多元的社交活动、公共话题。

倘若电影只剩下票房/销售量这一种价值，只有为了赚钱而拍电影的资本、制作者和销售者，中国电影怕是再难有见出人心，而中国观众的人心怕是也再难观照中国电影了。

也是在最近的两三年时间里，对叫好不叫座的电影，媒体充斥着奇怪的论调，或是批评电影创作者或制作者对观众审美趣味的忽视，或是批评他们和对市场风向转变的无知——媒体人、影评人和大众都摇身一变成了最好的市场分析专家，评头论足这些电影如何不接地气——除了先知模样般的恨铁不成钢，媒体作为舆论的高地，难道不能尽些更大的责任吗？譬如引领观众和市场去发现那些“叫好”电影的魅力，或是在明明叫座电影是烂片的情况下，引导观众去发现叫好的电影吗？

媒体环境的变化，以及影评人为代表的意见领袖的独立性缺失，都是整个舆论环境轻易被商业乃至资本力量指挥的原因。

此外，本应作为对电影评价另一种声音的电影奖，在国内却没能成为行业票房崇拜的“阻力”。当那些叫好不叫座的电影需要奖项来正名的时候，国内电影奖却似乎并不被观众和市场买账，个中原因限于篇幅就不详述了，经年累月的“遗憾”积累令那些曾经是行业风向标的电影奖项难以就票房崇拜力挽狂澜，亦是令人唏嘘。

《聂隐娘》《白日焰火》《老炮儿》这些电影在境外电影节获奖之后“风光”入市，这些沉甸甸的奖项于作品而言几乎可谓是救命的助力，当然令人足够安慰，但反观我们自己的电影奖项，是否有自信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吗？

媒体、影评人、电影奖都该是票房崇拜的防火墙，都该是平衡中国电影艺术与商业的关键力量——长期的缺席、缺位才有了今天的局面。2016年3月的《叶问3》并非是一个孤例，此前已经有太多的国产影片高票房纪录背后有令人生疑的谜团，《叶问3》又何尝不是整个中国电影业的皇帝新衣呢？

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也并非只有该片背后的操纵者，你、我、他都有份，是我们对票房的集体崇拜才酿成当下的荒唐。

众生有罪，你我皆同谋（《武侠》，陈可辛，2011）。

就像中国经济这几年开始深刻面对过去十多年唯GDP论埋下的危机一样，在唯票房论推动的行业高速增长背后，《叶问3》不过是中国电影即将遭遇的危机的冰山一角，是时候刹车反思了——除了票房，电影不该有更重要的意义承载和价值表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