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阳志典

编辑：沃顿知识在线

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向苹果公司发出请求，要求解锁一个恐怖分子使用过的苹果手机。该事件很快演变成了全面性的争论。科技产业驳斥联邦调查局所谓加强国家安全理由，担心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种走软件后门将引来更多同类要求，最终使用户隐私安全大打折扣，对商业发展起到负面影响。

在专家看来，联邦调查局此次要求并没有确定的法律依据，手机厂商应当利用立法机构和自身内部资源为武器，处理这类情况下的技术障碍问题。

那部iPhone 5C一直由赛德·里知旺·法努克（Syed RizwanFarook）使用。他就是2015年12月2日在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县（San Bernardino, California, U.S.）残忍屠杀了14人的两名恐怖分子之一。自案发起，联邦调查局就与苹果公司取得联系，试图解锁这部手机却一直未果。该事件直到上周二才出现转机，美国洛杉矶地方法院的法官谢莉·皮姆（Sheri Pym）要求苹果公司向案件调查员提供“合理的技术支持”，寻找能解锁该苹果手机数据的方法。

杰弗里·瓦格（Jeffrey Vagle），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讲师，也是该校科技、创新与竞争中心（Center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 Competition）的行政负责人，认为联邦调查局的要求“看起来是无害的”。他指出，此案件关系到的那部手机甚至都不属于凶手，而是属于凶手的雇主。而那雇主早已允许政府对该手机进行检查。

然而，“问题在于，帮助解锁手机这类决定，会为之后政府提更多要求提供法律先例，比如苹果公司会在手机内安装应对此类要求的恶意软件，从而方便他们解锁手机。”瓦格说到，“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强迫苹果做到这地步，谷歌、脸书或者思科公司就也将面临同样处境——可能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其他国家政府也会将此事件视为参考先例与依据。”

与此同时，担忧在不断蔓延，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部iPhone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所有的软件和数字化设备，”身为资深政策顾问的罗斯·舒尔曼（Ross Schulman）如是说。他在新美国技术开放学院（ Open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New America），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工作，专注网络安全、数据加密、互联网监控与管理。

“如果联邦调查局寻求的先例得以实现，那将对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的可靠性，造成真正的灾难,”罗斯·舒尔曼说，“我们一直相信那些公司是出于保护我们的安全考虑而升级各类软件，但倘若它们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安全埋下隐患，那我们更情愿不要升级。”

瓦格和舒尔曼还在天狼星XM频道111沃顿商学院商业电台（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的沃顿知识在线（Knowledge@Wharton）上讨论了联邦调查局对苹果公司的要求可能造成的更大影响。

安德莉亚 M·麦特维辛（Andrea M. Matwyshyn），美国东北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法律的教授，她在舒尔曼的看法上做了延伸。特别开后门会削弱整个系统的安全性，也会引起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担忧，她说道。“现众多科技公司研发更强的安全性保护，并将其作为产品新特征，是因为如今身份盗窃愈发猖狂，用户担心身份信息被窃。”她还指出，“通过加强安全性，我们就能够与更严重的犯罪抗争，防止它们的发生。因此，这是一场关于应该以防止新型犯罪还是传统犯罪的激烈讨论。”麦特维辛过去曾是沃顿商学院的法律研究与商业道德专业的教授。

联邦调查局在2月16号发布的命令中明确说明了他们需要苹果公司完成的事：该公司要想办法绕开自动清除程序或者让其失效；帮助联邦调查局能够在设备上不停测试解锁码，同时不会因为密码错误而触发时间延迟；并且研发出能安装入那部iPhone的软件。

麦特维辛认为法庭的命令仅留给苹果公司三种选择。第一种，它可以创造出FBI需要的软件工具。第二种，它能为FBI提供其他资源，来帮助他们从手机上获得想要的信息。第三种选择，就是苹果公司在法庭命令发布后五天内，提交一份反对书和一份书面回复。苹果公司在周五，即2月26号之前，都能回复法庭命令。原本的截止日期是周二。在周一时，苹果公司要求政府撤回法庭命令，并表示联邦公务员们更应该组建一个委员会，让情报、科技和公民自由讨论法律执行、国家安全与隐私以及个人自由的含义。

愤怒纷涌而出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对FBI的要求发表过强硬措辞。“政府是在要求苹果公司黑掉我们自己的用户，他们在逐渐破坏数十年来安全领域的进步，即保护我们的用户——其中包括几千万的美国公民——不受尖端黑客与网络犯罪分子的威胁，”他在法庭命令发布后没多久写给苹果用户的信中如此说道。

“尽管政府保证他们只会使用这工具一次，可之后不断使用这工具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库克说，“这软件——目前并不存在——如果落入居心叵测的人手中，将能够解锁任何人手上的iPhone。”他同时也表示震惊于在这案件里，政府会依靠1789年的所有令状法案（All Writs Act）来强迫苹果公司，而不是向国会寻求立法通过。

苹果公司在此命令上发表了如此强硬的声明，是因为“由FBI以及白宫和国会内FBI的支持者造成的政治迫害，正将苹果公司逼上死角，”瓦格说道，“苹果公司在尝试将这事件公开化、激化。不仅是因为FBI提出的政治诉求，更是因为某种更为宽泛的东西。”

根据瓦格所说，FBI对于苹果公司的要求“极可能将我们全部推下深渊，正如‘滑坡理论’所描述那样——技术公司都会认为他们能越过手机，直接染指我们都依赖着的全球技术基础设施。”

舒尔曼对FBI的要求可能导致的后果却有不同的描述，“这不是滑坡理论，而是从悬崖边迈出的一步——这里根本没有斜坡能让我们滑下去，”他说，“一旦迈出这一步，木已成舟，它就能蔓延到各个领域。只要FBI有心利用这个先例，它就一定能传播到天涯海角。”

合法性冲突不断

舒尔曼认为FBI还在把所有令法案（All Writs Act）延伸到超出它原本的目的。“这法案······被写出来时，并不是心心念念为了解锁一部苹果手机的。”他说，“为了能适用这案件，它已经被扭曲得认不出原形了。”

据瓦格所言，这法律可追溯到古罗马和英国古代的传统。那时它被用作一个“填补空缺的法案”，在国王想要得到某物，却没有法律能提供给他的情况下。

然而，美国宪法制度却拥护这种权利分化的原则，“当法庭不能在此处立法，这便是国会的特权了，”瓦格说到。他还指出美国最高法院曾谈论过所有令法案（All Writs Act）的使用限制。“可问题是，那边界线一点都不明确。”他说。

麦特维辛特别提到，过去几个月内，执法部门曾多次向国会提出通过一项条例法规，能够迫使技术公司更改他们的产品设计，来在产品内为执法创造后门或者特殊通道。“国会一直犹豫不决，毕竟本质上来说，这很可能削弱对用户的保护，以及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高科行业群起反对

技术公司，譬如谷歌、脸书和推特都间接地给苹果公司声援，表示他们反对政府开后门的要求，那不仅弱化系统的安全性，还会损害客户的信息。此外，政府监控改革，一个囊括苹果、脸书、谷歌、雅虎和微软在内的科技公司组织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科技公司都开始查看一系列的执法要求，判断其是否会成为关于创新、产品创造和科技经济的私营部门的决策确定的一个不合理干扰。”麦特维辛说。

麦特维辛还指出，美国科技公司都开始担忧，如果他们的产品因为执法要求，而被认为不够安全和隐私，就会开始流失全球市场份额。她补充到，这种需求也会助长来自其他国家的同类要求。“他们将该要求视为一次难以防守的斜坡下滑。下滑不光体现在全球范围内对产品设计的经济性冲击，还体现在他们的创新改革需要围绕某种东西重新分配，而不再是围绕客户的需求。”

麦特维辛指明，其他国家的客户甚至可能比历史上所有美国客户对安全与隐私更加敏感。

她表示在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监听其他国家公民以及首脑这一丑闻后，这类担忧逐步恶化，尤其在欧洲。

有趣的是，FBI与苹果公司之间的对抗本来似乎是可以避免的。根据网路网站（BuzzFeed.com）的一篇报道称，法努克使用的那部iPhone手机密码，曾在FBI的坚决要求下，被圣贝纳迪诺县的政府官员更改过。那篇报道补充到，“如果这手机密码没被更改的话，政府也许就不再需要要求公司创建一个连接法努克手机的‘后门’了。”

执法者应被赋权

不论如何，麦特维辛感到最近这案件强调了FBI对科技公司随时待命的需求。她认为，“执法者总会被进化中的科技变革所挑战，在调查中收集数据的挑战性也日益剧增。”然而，她补充到，执法机构在每一个时代都面临过科技革新的挑战，也能相应地适应。

麦特维辛提倡FBI应该为自身配备必不可少的资源，来解决不断变化的科技挑战。她指出，将宝贵的时间花在运送手机横穿整个国家就是为了收集和分析司法数据，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在对付恐怖分子的时候。她认为，“倘若能有我们执法机构最优秀的技术才干，作为机构内部技术专家在内部分析这些数据，这样更划算，而且更具有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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