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飞翔

编辑 | 翟瑞民

2021年3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大法官刘贵祥在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表示，最高法正抓紧研究制定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和信用及时修复机制。

“对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在惩戒时限、惩戒范围方面进行细分，使得惩戒措施更加精准、更加符合比例原则。”刘贵祥说。

刘贵祥介绍，实践中还存在较高比例的逃避执行、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一些失信被执行人为逃避法律责任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有的转移隐匿财产，把房产、汽车、股权、股票等证券登记在他人名下，以他人名义存款、投资、委托理财等等；有的企业设立多个公司，通过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关联交易转移有效资产；有的债务人玩失踪、销声匿迹，甚至以虚假诉讼、假离婚、假破产方式逃避债务等。

对此，刘贵祥说，法院借助现代信息科技建立了覆盖全国及所有财产形式，四级法院都能应用的查控系统，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一网打尽，解决查人找物问题。

对于转移隐匿财产、自称无能力还钱但还过着奢侈生活的被执行人，最高法已建立有60多个部门参加的信用惩戒体系，通过联合信用惩戒，使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此外，我国还通过限制出境、司法拘留、追究拒执罪等强制措施，加大对严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让失信者心有所戒，行有所敛，违有所惩。

刘贵祥介绍，截至2020年12月，全国共有751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生效法律文书的自动履行率逐年提高，执行难度总体下降。

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对于无力偿还的被执行人过度使用失信惩戒措施的问题。2020年10月，河南郑州中院将一名9岁小女孩列入被执行人，并发出“限制消费令”。起因是，小女孩的父亲杀害了她的生母和外婆后被判处死刑。但入狱前，其父因卖房无果，欠买方55万元，小女孩被要求偿还这笔债务。事情引发热议后，河南郑州中院随即道歉，取消措施。

刘贵祥表示，这类执行不能案件约占整个执行案件的四成左右。他认为，不能像对待失信被执行人一样对待这类诚实而不幸的被执行人。做生意有赚有赔，人的一生谁也难免会遇到天灾人祸，对确实丧失履行能力的“穷人”，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都没有谴责的余地。

“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失信惩戒措施关系各方当事人切身利益，必须保持敬畏、谨慎用权，精准采取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将信用惩戒的着力点聚焦到打击少数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违法失信行为上来，把握信用惩戒的规范性、适度性，坚决避免滥用、过度适用失信惩戒措施。”刘贵祥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到，2020年执行案件有1059.2万件，案件数据仍居高不下。刘贵祥称，这些案件包括各种案件类型，比如财产保全类案件，复议异议案件，真正首次执行的案件是650余万件。需要指出的是，执行案件，不仅包括民事案件的执行，还包括行政案件、刑事涉财产刑案件的执行。

刘贵祥解释，此前提出的“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主要是攻坚民事执行，在此之后，人民法院加大对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执行力度，比如对渎职类犯罪案件的没收财产、罚金等财产刑执行，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打财断血”，打掉涉黑涉恶势力犯罪的经济基础，这类执行案件有所增加。

此外，人民法院不仅负责法院判决的执行，还要负责仲裁、公证债权文书、人民调解司法确认书的执行。随着多元纠纷机制的推广，以多元纠纷机制形成的文书也在增加，执行案件自然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