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外管理杂志 任慧媛

编辑｜胸怀天下

经过一年多的疫情动荡，对未来怀有无限憧憬的毕业生们规划好的人生趋于混乱与失控，乃至心态开始发生变化。

近期，教育部直属高校陆续公布了《2020年毕业生质量报告》，从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这四所北京高校的“就业成绩单”来看，面对“史上最难”就业季，本届毕业生们在心态上趋向于追求稳定，在择业时更加偏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工作。

就在报告发布的同时，2021年各省公务员考试也在陆续开考，其中“名列前茅”的河南省公考报名人数经过连续3年的增长，已直逼50万，整体竞争比达到63：1，被戏称开启“噩梦模式”。增幅比较明显的重庆市公考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报招比例高达410：1。而已经结束的国考报名人数则达到了157.6万，比去年增加了13.6万。

另一方面，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近日表示，目前加班现象广泛存在，尤其在某些行业存在普遍制度化和严重超时化，短视频、在线教育、出行、电商等领域，部分互联网企业，又开始推行“大小周”工作制。

李国华指出，当前我国“996”问题处于企业失控、监管失序、工会失灵的状态，鲜少见到“996”企业得到处罚，劳动监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者维权困难；一些企业甚至直接在规章制度中规定，执行“996”、大小周工时，剥夺了员工的休息时间。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和关注，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

意气风发、心比天高的毕业生们为什么越来越多地选择稳定的“铁饭碗”？“体制外”究竟暴露了怎样的职场弊端？事实上，什么才是真正的“铁饭碗”？

1、“裁员”与“扩招”

曾经对于体制内工作不屑一顾，渴望在大城市闯出一片天地的年轻人，尤其是越来越多的“95后”突然调转方向，削尖了脑袋向体制内发力，且数量激增，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其实，现象呈现出来的只是一种结果，影响因素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3月，隐性失业人口一度达到7611万，失业加上隐性失业人口（又名亚失业，指员工被减少薪水、无薪休假、缩减工时、削减福利等弹性工作安排）更是高达1.022亿。就业大军继续袭来，2020年普通高校的毕业生达到了860万，2021年这一数字将达到909万——各方面因素都在叠加。

于是，“体制内”成为一个释放出口，招录条件开始放宽，这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助推因素。比如，湖北省省市县乡四级公务员共计招聘8103人，相比于2019年招聘的5690人，扩招了42%。其他省份公务员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扩招。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山东省2020年公务员招录名额较2019年增幅超过50%，内蒙古自治区计划招录公务员（参公人员）扩招幅度接近400%。

与此同时，研究生、专升本，也在大幅扩招，2020年教育部已经安排硕士研究生扩大招生规模18.9万、普通专升本扩招32.2万。

与体制内扩招相对的是部分民营企业的裁员，放眼望去，倒闭、裁员、失业的新闻不绝于耳。搜索“裁员”，即刻就会跳出迪士尼裁员3.2万人、新潮传媒裁员500人、华为裁员、银行裁员……

2、新一代年轻人更喜欢“稳定”？

如果说招录条件的放宽是体制内人数突然增加的“助推器”，那么它本身的“稳定”特征则是令“公考热”的温度连年保持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就连顶尖学府的毕业生也不例外。

北京大学官方发布的《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校本部共有2822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其中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为49.79%，去国有企业的占27.14%。也就是说，超过3/4的北大毕业生进入了体制内。

《2020年毕业生质量报告》显示，北京理工大学2020届毕业生到国家重点单位和世界500强企业就业人数占直接就业人数的比例为65.38%。接收北理工毕业生排名前30的企业中，央企国企和事业单位占据了26席。

北京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中，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有企业的比例均超过了50%。而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毕业生的签约情况可以看出，机关部委、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系统是主要就业方向。

名校毕业生挺进体制内，并非他们真的找不到其他工作，而是与其他工作机会相比，他们认为体制内的工作更有吸引力。有网友现身说法：外企、上市公司都干过，饱经风雨，后来进了体制内事业编，发现“挺香的”，见过风浪的人觉得稳定的确是个好选择。

所谓“挺香的”，其实不外乎众人熟知的安全感、稳定性、职业保障、待遇丰厚等优势。同时，受父母长辈的意见影响进入体制内的也不乏其人，对于老一辈来讲，“铁饭碗”的思想根深蒂固，认为自家孩子只有进了体制内才是值得骄傲的，令人羡慕的，才是家长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这在北方地区尤甚。

如今再加上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自己也开始主动寻求稳定。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2020应届毕业生春招求职报告》显示，在应届毕业生选择工作最关键的因素中，“收入”和“稳定”分别排在前两位，其占比高达76.92%和68.7%。

对于年轻人自身来说，时代在变化，他们的思维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也渴望挣钱，但他们更希望‘舒服’地挣钱，这个就体现在没有人约束他们的考勤，不受到琐碎事物和流程的烦扰，不占用他们享受兴趣爱好的时间。”深圳市中旭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雷志平向中外管理分析：而这些要求，放在体制外，其实是很难办到的，因为企业要靠盈利来运作，这就需要严格的流程和考核制度来规范员工行为，“舒服”这个词从来不适用于企业，所以保障健全与相对稳定的“体制内”更容易满足他们的要求。

3、“996”的偏激助推人才涌向体制内？

有人调侃，与体制内工作的“真香”相对应的是体制外工作的“内伤”。互联网大厂的工作一度是何其光鲜亮丽，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要闯入其中，如今却是舆论声讨此起彼伏——拼多多员工半夜加班回家路上猝死，腾讯程序员工作途中突发心脏骤停……

网络上更是一片哀怨，称部分民营企业对待员工越来越缺乏关爱，有的公司非常不信任员工，补卡都需要HR查监控来执行，有的公司取消灵活的吃饭时间，像“喂猪”一样卡点进食等。甚至还有人说，体制内外完全是两种境地，待在体制内是生活质量好坏的问题，待在体制外则是生存的问题。

这都让大众对于“大厂”的种种美好幻想破灭了，何况在时间精力成本的消耗下，“油腻”的老员工熬不过一年一年涌进的新鲜血液。

那么，之前说好的体制内太死板，更向往体制外的人性化，如今似乎全都食言了？

“这种现象，其实还是在少数，不然劳动法就形同虚设了。好的公司一定不希望收获一批每天都在996的打工人，而希望得到能够高效、准确完成工作的‘有灵魂、有思想’的员工。”雷志平分析说，只能说为达到这个“好的”目的，一些公司管理者的行为观念走偏了，偏激地使用加班等高强度工作来让自己误以为已经达成了预想，而获得的却是员工的怨声载道，长此以往，自然会影响人们对“体制外”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民媒体的时代，某些自媒体想要获取流量和关注度越来越难，常常会将一件事情无限放大，继而引发焦虑，“996”“007”无不引发了人们的恐慌感，继而把更多的人推向了体制内。

但，这其实也证明了目前部分民营企业的艰难，以前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钱容易挣的时候，老板愿意大方给员工们一些福利和关爱，但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只能保持基本运行了。

4、能力，才是真正的“铁饭碗”！

体制内vs体制外，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最好选择。人人都有避险思维，也无可厚非，但首先应该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避风港”“铁饭碗”？

“能力，我觉得这个词是唯一的，时代会更迭，趋势会变化，身边的伙伴资源都有可能会流失，但是唯一不会流失和落伍的就是——能力。”雷志平说。

是否具有洞察趋势的能力？是否能与客户、同事良好沟通？是否能够高效完成业务？面对未知领域是否具有快速学习和应变的能力？是否有应对困境自我纾解的调节力？——这些，都至关重要！

学历、经历以及资源都不是关键的，也不是企业选拔人才时的决定因素，能力才是！拥有高能力的基础，以及不断进阶成长的潜力，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可以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

其实就业不应该只是体制“内与外”的狭隘区分，决定人才流动方向的因素有很多，单从就业市场活力和空间而言，不妨看一看，部分一线城市为什么会成为体制外人才的涌入之地？雷志平从三个方面给予了分析：

首先是政策方面，部分一线城市给予人才的优渥政策条件支持是非常大的，以深圳为例，对于新引进入户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和归国留学人员，按照以下标准进行补贴：本科每人1.5万元、硕士2.5万元、博士3万元，同时各辖区还有不同的区级补贴与奖励。

其次是环境，最好的资源和条件大部分是流向头部区域的，大城市资源的丰富性和前沿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是中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资源丰富，自然也构成这些地区大环境的“绝对优势”，不管是年轻人完成“人脉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是首选。

最后是人口素质，“三人行必有我师”，向榜样看齐，接触的人不同，目光所及、心之所向也会有所差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这样产生的。都知道大城市人才竞争压力大，但很多时候，压力才是动力，人的一生在满足了衣食住行等基础物质条件后，追求的不就是实现人生梦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