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且明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几个月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讨论中国经济的热门话题。

3月19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关键所在。

周其仁认为，中国之所以能走到世界前列，一个真正的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的大规模的降低了体制成本。但在其后的高速增长当中，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中国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

周其仁具体列举了三类成本，他将其称之为体制性成本，意即仅有企业和微观主体的努力还不足以完成好降成本的任务。

第一类是法定成本。周其仁称，现在经济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无论是人工、原材料，价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降的不一定那么快。这样的话，很多企业不等市场成本降到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就支撑不了了。因此，应对所谓不要发生大规模的下岗潮，主动的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

他同时指出，政府降税的同时一定要伴随着政府降低开支，否则财政的窟窿短期内可以增加一点赤字，但长期看它会变成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

第二类成本是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要付出的成本。“我们有很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付出的成本很高，供不应求，这发生在经济下行当中，这让我们觉得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些地方很可惜，一方面觉得我们潜在的机会还是蛮大的。”周其仁说。

第三类成本就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时候，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这些成本不降下来，如果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反应，但是关键的要素得不到，这个反应过程就会非常慢。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也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确定这样一个方向，其实就是确认了迄今为止我们市场还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市场主体还不能够非常积极有效地去从事生产。”李扬说，下一步推进供给侧改革，很关键的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他认为，在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大的战略转型过程中，政府主要要做六件事情： 一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市场逐渐完善，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二是要稳定宏观经济；三是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四是要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公共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五是要促进共同富裕；六是要弥补市场失灵，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一定会有它的问题，有了问题的话，政府出面予以解决。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表示，五年到十年后，可能一些重大的改革都是在供给侧，这在中国尤其是需要的，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斯宾塞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配合金融等多个领域的改革同时进行。

针对供给侧改革，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表示，供应并不能够提升需求。但是需求如果结构合理的话，是可以对供应侧产生积极的影响的。第二，在没有充足的需求的时候，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而不会促进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