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贝尔 纽约城市大学经济系管理学教授、前任主任

如何扭转气候变化？目前的讨论集中在减少碳消耗。但现有政策手段和工具，既没有效率，也不现实。不管是碳交易和碳税都是强制性制度的变体，强制力足够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效力。但是，谁愿意生活在“绿色斯大林主义”之下？因此，大棒不行，最好试试胡萝卜。现在是时候好好利用一下金融创新了。

巴黎高科评论：你在COP21之前发表的几篇文章描绘了一幅悲观的镜像。为什么会如此？即使在建设性协议已经达成的情况下？ 

罗伯特·贝尔：我只是就数据而论。而数据告诉我们，我们必然会输掉这场气候之战。虽然绿色能源的支持者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化石能源的支持者成果更大，现在仍是这样，虽然油价已经崩溃。2013年，相对于对可再生能源的每1美元投资，化石能源拥护者投入了4美元。所以，2013年，人们在希望和失望上分别押注的结果是1：4。我将其称为希望/厄运比率（Hope/Doom Ratio）。这种基于投资的简单算法，在预测未来方面常常很奏效，能够看出我们的子孙们有多少机会在全球变暖中幸存下来。

根据《金融时报》2014年6月25日的报道，事实上，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在2013年已经是其第二年连续下滑，至 2540亿美元。相反，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对化石燃料的投资一直在增加，到2013年已接近1万亿美元。随着石油价格的崩溃，最新的数据还不够充足。我接触了一些很好的消息来源，它们要么没有数据，要么正在整理，要么让我出高价买。我似乎无法在公开市场、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处获得任何有关并购方面的数据。已经有很多石油和天然气钻井破产或正接近破产。一些幸存的公司以及秃鹫资本家，都在低价收购破产公司的现有资产，但还是要花很多钱。我怀疑化石燃料方面的总投资确实从2013年的1 万亿美元有所下降，但不会快于石油和天然气资产和勘探方面的投资，因为人们都乘着资产所有权变便宜时大举买入。根据奥斯陆的Rystad能源统计，相比2014年，2015年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投资下降24％，至694亿美元。这意味着石油和天然气（而不是煤炭和所有权并购）的数字在2014年是8600亿美元。

2014年国际能源机构在《世界能源展望》中指出，“在全球主要能源结构中，化石燃料如今的份额是82％，而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25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

根据布隆伯格新能源金融（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数据，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最近增加了些许，在2015年达到3290亿美元。但是，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开香槟庆祝。我在纽约的研究人员以及偶尔的合著者Oleg Rusetsky，在国际能源机构为COP21准备的一份长达41页的WEO2015能源和气候变化特别报道中，发现了一些重要数据。在一个描述2030年的世界场景中，国际能源署（IEA）表示：“在INDC场景（即在COP21宣布的全球碳减排目标情况下）中，无论是能源投资的规模还是构成，都能确保全球沿着2°C的路径走下去(到2030年)。化石燃料供应的总投资接近能源行业总量的45％，而低碳能源供应占15％。”

因此，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表明，基于COP21公布的碳减排目标，我们在未来15年的预期投资仍然是希望/厄运比例为15%/45% = 1/3。换句话说，根据IEA的预期投资数据，我们的子孙都会被“烤熟”。

如果我们要逆转希望/厄运比例，可再生能源投资必须达到2013年的四倍，到2030年达到每年1万亿美元每年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

实现这一逆转变成了全球性的意愿。你认为现有的政策手段和工具如何？

糟糕透了，我甚至怀疑这是由石油公司发明的，用来愚弄绿色人士推动政策确保尽可能久地使用石油直到让地球彻底完蛋。指望它们保证你失败。

他们指望碳消耗呈负增长，并提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对现有活动征税。撇开一些小而令人钦佩的国家，如瑞典，碳税到目前为止，在政治上就行不通，以有效应对变暖；碳交易仅仅是导致了无数的滥用——包括配额超发（常常是白送）和盗取。碳上限及交易制度涉及到各国政府合作制定碳基准和配额，交给金融市场来配置这些配额。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诚实，金融市场必须有效。但正相反，我们的政府太有效，市场太诚实，到如今，在唯一的碳交易体系欧洲碳排放交易机制下，价格一直在5-7欧元的低价间徘徊。

鉴于我们政府和市场的一般经验，我看不出它怎么持续下去。有谁真的相信未来，政府还会真的愿意像今天这样合作？

这些方法的失败是证据确凿的；无实际意义的碳税并未被各国所采纳——几乎所有提议碳税的政治领导人或机构要么放弃要么在下次选举中失败——一些用来应对全球变暖的限额碳交易系统的尝试结果也是尴尬的徒劳。迄今为止，除了难以逾越的政治障碍，这些旨在努力改变人类行为的遏制性体系，可能出发点很好，却在现实中遭遇了挫折。

不管是碳交易和碳税都是强制性制度的变体。在碳交易体制下，排放总量是由国家或国家设立的机构来限制，你必须购买排放权利。碳税是由政府机构带着警察和枪去征收。二者都是在强制力足够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效力。但是，谁愿意生活在“绿色斯大林主义”之下？

所以，硬的不行就应该来软的？

对。要对我们需要的投资进行回报，而不是对我们不需要的投资进行惩罚——剩下的就交给市场。

最近的历史可以借鉴。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激励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推动了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发展。在许多国家，电子商务是免税的，以此来鼓励其发展，削弱实体零售业务。后者当中有很多也进入电子商务，开始是为了竞争，但进一步加快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

因此，这是我的建议：与其征收碳税，我们应该做的是可再生能源免税。长期投资于可再生能源获取的收益，根本就不应该征收任何等级的税，就像美国的网络销售还没有在联邦、州或地方各级征税。纯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分红也应是免税的，非纯粹的投资则可以扣除可再生能源部分后，依法纳税。

这是一个激进的举动。可再生能源的消费也应不征税，至少一段时间内，直到可再生能源增长到比重足够大，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可再生能源。化石燃料的投资应继续像现在这样征税，因为其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补贴或税收庇护（如美国页岩气）。这对现有的公用事业和石油公司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尽快从化石能源领域转移将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对于公用事业进入可再生能源，你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在探索能源生产的新途径。当然，现任公用事业管理者可能会暂时地反对变化，或认为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存在太多困难，即使有巨大的税收优势，在一些国家，这些管理者可以拒绝购买其他可再生能源生产的能源（电力或气）。但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障碍，而是一个机会。有这么多新资金被税收政策吸引，使传统能源企业的竞争者遍地开花。产业将利用税收优势自己发电，然后把它卖给附近的客户。很多拥有大型计算中心的公司，正在自己开始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减少对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雅虎、谷歌、苹果、移动网络供应商等，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能源生产商。现有能源企业可能被迫加入游戏和竞争。

这个过程在德国已经开始了，超过25％的电力基本上来自风能和太阳能。该国最大的电力集团EON公司，在2016年1月1日分为两个单元，将化石燃料部门出售，现在叫Uniper（优立普华），以可再生能源企业和能源服务为核心业务。有人会说EON在德国别无选择。但事实上，竞争对手RWE就在 EON宣布分离业务几周前做了同样的事情。这种做法可能会蔓延，如果你们像我一样相信EON公司的CEO Johannes Teyssen所说的：“(谷歌和苹果)公司正在寻找投资的事实表明，你要为一种新的竞争做好准备” （《金融时报》，2015年12月2日）。

因此，我不认为我过于乐观。其实很多迹象已经表明，新型的、强大的和智能的玩家已经在能源领域到来。游戏正在发生变化。二氧化碳零排放能源投资的零税率将加速这一变化。

政府该如何激励？

一句话，杠杆。他们放弃了绿色投资的一点点的税收，却从周边产生的新行业取得巨大的税收收入。这就是美国页岩油和天然气领域发生的事情。美国联邦税法对任何与当年钻井和水力压裂相关的费用进行100％抵税。因此，如果他们打了足够多孔，加速了折旧，就可以推迟缴纳任何联邦税直到世界末日。一个主要的钻井公司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的CEO几年前自豪地宣布，自从他在1989年创立了这家公司，他的公司已钻了16000孔。把这个数字乘以300-500万美元每一个洞，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的公司几乎没有支付任何联邦税。但他们和所有其他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无休止地听到的是一场页岩革命，钻探领域税收可观。地方政府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联邦政府从那些企业和他们缴纳的税收以及股票上捞足了钱。一段时间内，股价飞涨到月球，每一笔交易都贡献了一份税收给联邦政府。

但是，请记住，我不是建议针对任何绿色投资都实施零税率，或其拥有类似效果的税收优惠，而仅仅是绿色能源生产性投资。我们的目标是大规模快速建立一个绿色能源产业，就如同加速折旧催生了美国巨大的新页岩油和天然气工业。从全球变暖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业是一个灾难。但是同样或类似的税收政策如果应用到可再生能源领域，则可以拯救整个世界。

但在美国，页岩泡沫正在破裂。

所有的泡沫最终都会破裂。互联网泡沫破灭，但世界得到了新经济，有了无限数据和无限通信——智能手机和无限制通话、文本、每天推出的新的应用程序，随心所欲的互联网搜索等等。绿色泡沫不仅会让我们躲过全球变暖，还将给予我们无限的清洁能源。但和以往泡沫一样，会让一些投资者遭受损失。

让我们讨论一下产出。虽不能说是边缘的，但这难道不是有限的经济效应吗？

这取决于税收激励制度。会计巨头毕马威发表了一份关于30个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报告，包括中国，这些国家利用这些政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设计政策，我不敢说哪种是最好的。要视各国具体情况。美国页岩故事甚至没有在他们的报告中。这就是说，税收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极有可能会产生气泡，正如我在《绿色泡沫》书中所描述的——或者影响是有限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税收政策。我们需要摆脱全球快速变暖，无论能否创造繁荣，即使只是暂时的，也是好的。最近以来，所有的繁荣都只不过是短期的现象。

众所周知，基金经理和投资银行家总是成群行动。他们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作为“成群”地投资可再生能源，并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比如说25年——他们可能已经拯救了世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可再生能源一直被视为是高风险，并且它对外界因素如石油价格非常敏感。当基金经理们按照“避险”方式行事，就会出售自己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当他们决定“就险”，可再生能源投资就会增加。要依靠市场来拯救世界于全球变暖，我们要么需要一个很长时期的“避险”，让再生能源能够清晰将自己定位于“避险”资产。而这可能已经开始发生了。石油价格已经崩溃，新的石油勘探和开发投资一直在下降，但在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在增加——一反常态。它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廉价石油，最低的成本在 4美元至 6美元每桶，扼杀了昂贵的石油投资。这是在电动汽车重大改进（单次充电里程超过300公里）的情况下发生的；公用事业如EON，抛弃了旧的化石燃料业务，转向可再生能源；人们普遍认识到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经济实用；全世界对全球变暖事实的普遍认同，和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意愿，也让风电场在一些地方更易于被接受。在深水油、页岩油、油砂油上亏了大本的投资者，不太可能急于冲回到那些失败的领域，虽然也有一些风投和秃鹫资本家趁机捞底。甚至沙特阿拉伯都在谈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的上市，换句话说，它们可能会把资产（化石燃料）倾销给外行的投资者。

但这种看待可再生能源的新方式可能不会持续。油价还可能反弹回来一两次，例如一个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突然因某些政治或地缘政治原因而出局的话。所以，我们应该为长期性的绿色或可再生能源投资开发出新的投资工具，所谓“长期”应该与气候危机本身的持续时间为参照。一个方法是大规模绿色能源基金，设定一个较长期的期限如25年左右。在2010年韩国G20峰会时提出这个所谓“绿色救赎基金”，“救赎”不是指宗教意义上的目的，而是对荣誉的救赎，孩子和孙子们会质问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来避免气候灾难。我建议，民间社会包括宗教组织、基金会、私人企业和家族信托基金，建立超长期绿色基金，以拯救地球。该投资资金将专门用于绿色科技，长期持有，所有股息分红将被再投资。这也是应对泡沫的手段之一。当绿色资产在市场下行期间价格下降时，他们可以用现金或贷款低价买入。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解决方案需要与危机势均力敌。现在是时候利用金融创新的创造性来为人类造福了，而不是让人类遭殃。（王继红/翻译）

作者罗伯特·贝尔是纽约城市大学经济系管理学教授、前任主任。《绿色泡沫——变废为宝的新能源革命》（"The Green Bubble -- Waste Into Wealth: the New Energy Revolution", New York: Abbeville Press, 2008;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Paris by Editions Scali, 2006）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