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高佳 实习记者 刘弋立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于3月20日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在会上就应对“少子化”困局等话题进行研讨，建言献策。

“‘少子化’这个词起源于日本”，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说，同性婚姻、性别平等、对于外国劳工的歧视等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速生育率的降低，结婚的夫妻的数量和新生儿的数量在2020年和2021年初期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王杰秀主任认为，“少子化”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给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给人口结构带来了很严峻的挑战。

他表示，影响“少子化”的原因应该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儿童福利，“少子化”呼唤着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

王杰秀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重视儿童福利工作，儿童福利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的制度设计不断健全，特别是去年新出台的《民法典》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但王杰秀认为，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特别是关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少子化”需求来看，儿童福利制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按照王杰秀的建议，未来要加强儿童福利工作的顶层设计，儿童福利保障的范围要进一步拓展，“现在我们已经拓展到了困境儿童，未来可能要向一般儿童、普通儿童、全体儿童来拓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少子化”的原因做出了具体说明。

他解释说，“少子化”的前提就是低生育率，“少子化”直接产生的问题是社会的老龄化。他认为，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低生育率、“少子化”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对此，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应对“少子化”困局，应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他阐述，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

哥本哈根商学院经济学系BiS不平等研究平台学术主任伯特·拉森提出，国家的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均GDP越高，国家出生的孩子就越少。人口的变化意味着老年人口有相对更加延长的工作时间，同时也会对退休计划产生一些影响，为了避免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所以对一些政策做出改变。   

伯特·拉森建议从几个方面来应对出生率、生育率降低。政府和市场可以提高托儿服务的质量以及水平。此外，全社会还要改变一些观念，不要让社会认为养孩子是女人的事情，男人也要为生养孩子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