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哈利德•巴卡哈乌伊（Khalid El Bakraoui）和易卜拉欣·巴卡哈乌伊（Ibrahim El Bakraoui）是布鲁塞尔致命自杀式爆炸袭击案中的人弹后，调查人员和反恐专家们眼下正面临着一个反复出现、令人不安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恐怖分子最后都被证明是亲兄弟？

自从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的19名劫机犯中出现了三对沙特同胞兄弟以来，西方国家国土上出现的每一起重大恐怖袭击几乎都涉及手足兄弟，现在，巴卡哈乌伊兄弟也加入了这个名单。9·11袭击之前，这份残酷的名单还包括19世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东南亚的激进分子，以及1995年刺杀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犹太极端分子。

同胞兄弟对恐怖团伙来说可谓理想的成员。他们一面互相影响、走向极端化，一面又强化了一种目标感和意识形态上的使命感。他们互相替彼此把风，确保袭击行动得以执行。一份新的研究显示，恐怖团伙中多达30%的成员都有血缘关系。

同胞手足同样也对执法构成了强大的挑战。他们通常共居一室。他们交流起来很容易，根本不需要使用容易受到监控的手机。而且，家族内部的紧密关系虽然不总是、但常常都能发挥保险的作用，确保某个团伙的某个成员不会向当局告密、举报袭击的任务。

“亲兄弟可能会接收到类似的激进信息，他们可能还会就此深入辩论，一起进行头脑风暴，”供职于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作家兼学者奥德丽·库尔思·克罗宁（Audrey Kurth Cronin）说，“如果在密谋的过程中可以依赖某个家庭成员，可能他们向警方告密的可能性也会更低。这是个安全和信任的问题。”

布鲁塞尔爆炸案由同胞兄弟发动这件事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似乎还与去年11月13日导致130人丧生的巴黎袭击案有关联。外界怀疑巴卡哈乌伊兄弟和上周在布鲁塞尔被捕、而且被认为是巴黎袭击案中唯一一名幸存成员的萨拉赫·阿卜杜勒-萨勒姆（Salah Abdeslam）属于同一个恐怖团伙。阿卜杜勒-萨勒姆的兄弟易卜拉欣当时在巴黎惨案中在一家咖啡厅引爆了一条自杀腰带。

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2015年1月，库阿奇兄弟（Kouachi）——也就是赛义德（Saïd）和谢里夫（Chérif）兄弟两人在法国讽刺性报纸《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位于巴黎的办公室枪杀了12人；萨纳耶夫兄弟——也就是焦哈尔（Dzhokhar）和塔梅尔兰（Tamerlan）兄弟二人则制造了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暴力极端主义通过社会关系扩散，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兄弟姐妹都是他们社会环境中很重大的一个构成部分，”恐怖主义分析人士、同时也是《ISIS：恐怖之国》（ISIS: The State of Terror）一书的作者J.M.伯格（J.M. Berger）说，“有些事情觉得不能跟别人谈，但可能觉得可以跟兄弟姐妹谈。”

专家们称，任何兄弟关系中都存在的那种作用力在激进化的兄弟中间也在发挥作用。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通常都是哥哥影响弟弟。不过调查人员相信，《查理周刊》一案中，弟弟谢里夫是兄弟两中更激进的一个。

至于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引爆炸弹的两人则来自一个车臣移民家庭。调查人员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作用力。弟弟焦哈尔是一名大学生，从一切外在表现来看，他和他阴郁、麻烦不断、最终在爆炸案之后与警方的枪战中毙命的哥哥塔梅尔兰比起来，都是在融入美国生活方面情况要好得多的一个，而且也更乐于跟人打交道。

焦哈尔的辩护律师极力把他描绘成一个受到哥哥胁迫、被迫参与了这场阴谋的人，但波士顿的陪审团最终驳回了这种辩护，建议判处死刑。

《一家人：恐怖手足现象初探》（All in the Family: A Primer on Terrorist Siblings）一书的联合作者米亚·布鲁姆（Mia Bloom）援引的学术研究显示，恐怖团伙派出去执行袭击任务的人中，多达1/3来自同一个家庭。圣战分子和另一家圣战分子的妹妹、女儿结亲，以便建立同盟的例子也很多。

“这些团伙一直在担心渗透问题，”布鲁姆说，“一旦某个家庭的某个成员入伙，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审查机制。这时候，他们就知道，可以信任他们。”

手足在执行行动的时候有时候会互相合作。当时，库阿奇兄弟就是一起冲进了《查理周刊》的办公室。9·11袭击案中，沙特的那三对兄弟最初都是肩并肩，一起坐在撞向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的飞机上。9·11国家委员会报告称，其中一人、也就是纳瓦夫·哈兹米（Nawaf al-Hazmi）曾经请求本拉登让他弟弟萨勒姆参加这次行动。最终，兄弟两人一起坐上了飞往华盛顿的美国航空77号航班第五排的座位。

但布鲁姆说，她的研究显示，手足通常都会像巴黎爆炸案中的阿卜杜勒-萨勒姆兄弟一样，被有目的地派往不同的地点（萨拉赫开车把一名同伙送到了足球场；而易卜拉欣则在一个咖啡馆引爆了一条自杀腰带）。

“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担心，如果把兄弟两人都送到同一个地方，其中一个或许会出于兄弟之情说服另外一个投诚。”在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担任教授的布鲁姆说。她还补充说，如果送到不同的地点，“他们每个人都会坚持干到底，因为他们不想让兄弟失望，也没办法面对没了兄弟、自己一个人接着干的想法”。

比利时当局周三称，29岁的易卜拉欣·巴卡哈乌伊在机场引爆了两枚炸弹中的一枚，而他弟弟、27岁的哈利德则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地铁站引爆了炸弹；目前还不清楚哈利德最初是不是也到过机场。

布鲁姆在研究过程中在2004年车臣发生的自杀式爆炸中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案例：阿马纳特·纳格叶娃（Amanat Nagayeva）在一个从莫斯科飞往伏尔加格勒的航班上引爆了自己，导致机上人员全部丧生；一个星期之后，她妹妹罗莎（Rosa）在莫斯科里加地铁站外自杀，同时导致另外10人丧生。

执法人员眼下正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发现存在于同一个家庭中的恐怖团伙。

2014年之前一直在国土安全部（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担任反恐协调员、目前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刑事司法系担任教授的约翰·科恩（John Cohen）说：“我们传统的反恐能力目标是搜集袭击者和指挥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互动，控制恐怖组织的结构。”

研究恐怖主义的心理学家们称，这种两人式的团伙或许是为了应对安保措施加强新近出现的一种调整，无论是布鲁塞尔、巴黎、以及波士顿袭击案中的兄弟也好，还是去年12月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贝纳迪诺、导致14人身亡的袭击案中的夫妻也好，都属于这种情况。

“这种搭档的强大之处在于，因为他们之间关系的紧密型，他们提高了破坏能力，但同时却没有提高被侦测发现的缺点，”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一直在研究激进团伙的教授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比独狼多了帮手，一方面又具有同样的安全性。”

无论是加州的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地下气象（Weather Underground）、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红色旅（Marxist Red Brigades），还是德国的巴德尔-迈恩霍夫帮（Baader-Meinhof），历史上，激进团体的队伍里长期以来一直都有手足兄弟、情侣以及朋友。

专家们称，在这些规模较大的团伙里，成员之间互都想压人一头，结果推动整个团伙投入到越来越暴力的行动中去。但这种作用力在手足或者有亲戚关系的两人搭档之间却很有可能不起作用，不过，麦考利说，其中更激进的成员通常依然会拖着另外一个，特别是他们察觉到威胁迫在眉睫的时候。

比利时检查部门周三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兄弟两人中的易卜拉欣在自己的电脑中留下的一份自杀遗言，说上周五当局抓住萨拉赫·阿卜杜勒-萨勒姆之后，他“处境不妙，”有被捕的危险。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学者阿里尔·梅拉里（Ariel Merari）采访过的恐怖分子比任何人都多，他曾经把这种紧迫感描述成一种“只差10分钟就到午夜的感觉”——换句话说：行动的时刻到了。

专家们目前还在研究，没有卷入行动的家庭成员们可能了解恐怖分子阴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法医学学刊》（the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2014年发表的一份研究分析过119名“独狼式”恐怖分子的行为，结果发现，接近2/3的案例里，家人和朋友都知道，这个人想从事暴力活动。但在某些案例里，亲人是强烈反对的：比如，人称“大学炸弹客”的美国恐怖分子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最终被抓获、受到审判就是因为他兄弟大卫（David）向当局举报了他的嫌疑。

巴卡哈乌伊兄弟两人关系如何，目前还所知甚少。两人都是摩洛哥后裔，在距离布鲁塞尔皇宫不远的工人阶级社区拉肯长大。邻居玛赛琳娜·梅尔滕斯（Marcelline Mertens）称，他们的父亲贾迈尔·巴卡哈乌伊（Jamal El Bakraoui）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退休前曾经是一名屠夫。梅尔滕斯回忆，兄弟两人当年都是普普通通的少年，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宗教色彩，但五六年前从老家消失了。在此期间，两人曾经各自因为包括劫车、参加与警方的枪战等犯罪行为受到过审判。

估算多达三成的恐怖团伙成员存在血缘关系，布鲁姆警告称，极端分子正在欧洲极力把一些家庭全家人都拉入伙，预示着圣战主义可能又在发生新的进化。“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兄弟手足在发起这些袭击，”她说，“我们预测，未来的趋势是父母和子女的搭档。”

驻纽约的Benedict Carey及驻布鲁塞尔的Kimiko De Freytas-Tamura对本文报道有贡献。

（译者：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