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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前餐饮主管受贿千万获刑六年,公司员工:他是个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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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前餐饮主管受贿千万获刑六年,公司员工:他是个猛人

互联网公司反腐永远在路上,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持久战。

文 | 雷达财经 张凯旌

编辑 | 深海

近日,国家裁判文书网披露了前字节跳动餐饮专家高传峰受贿案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文书显示,2017年4月11日至2020年5月21日间,高传峰利用职务便利累计受贿1024.7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没收受贿财产。

对于高传峰获刑,字节跳动员工王平(化名)对雷达财经表示,高传峰是字节跳动的猛人,公司餐饮一天有数百万的流水,确实会有利润空间。

2020年6月,字节跳动曾在内部邮件中向员工通报了这起案件,与之一并通报的还有EA前负责人石崧索贿600余万元。对于反腐邮件及相关内容,字节跳动回应称:“属实”。

这并非字节跳动首次披露员工受贿事件,2018年,字节内部还曾连续两次通报员工违规获利,而类似情况在其他互联网大厂中屡见不鲜。

最近的两起案例是,2021年2月下旬,快手前副总裁赵丹阳因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在离职后被逮捕;另有消息称优酷剧集版权中心内容合作商务总监马筱楠因受贿150万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再往前追溯,曾经的“BAT”均是反腐重地,而滴滴、美团、拼多多等“后起之秀”也积极反腐。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加奇向雷达财经表示,互联网行业的关键部门权力和诱惑较大,使得相关负责人在利益诱使下敢于铤而走险。若想应对贪腐,不仅要加强对刑事法律风险的培训,更要建立完善的监察体系,提高监察力度。

字节前餐饮主管受贿1024.7万被判六年

财新网曾在报道中提到,2018年字节跳动文化官方账号“字节范儿”发表过一篇有关高传峰的文章,其中提到高传峰为北大行政管理学硕士毕业,在公司内被称为“头条著名高姓男子”。

文章称,高传峰于1998年参加高考,后被扬州大学的餐饮管理专业录取。其在本科毕业论文中对“中式快餐”如何满足中国人对口味的挑剔的探讨引起了北大后勤负责人的注意,于是高传峰受邀加入北大餐饮中心工作。在北大,高传峰成立了康博斯中式快餐厅,并推出了鸡腿饭,占据了一代北大人有关校园的生活记忆。

裁判文书网中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书梳理了高传峰受贿的全过程。

2017年2月15日,高传峰入职北京字节跳动担任餐饮专家工作,全面负责公司餐饮供应商的引入、对接、日常监督、资金结算、合同续签等环节。

入职两个月后,高传峰在约见字节跳动公司餐饮供货商北京吾午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北京帮仁健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明某时,要求他们按每月总流水的4%给自己回扣。

此后直至2020年5月,高传峰每个月都能从两人手中拿到5万-30万元不等的好处费,共收约1000万元。每次都是分别约好地方,两人将现金交给高传峰,后者再将现金存入银行。据悉,高传峰用贿款中的600万元付了某地房产的首付,其余的钱购买理财,后据招商银行电子流水数据,高传峰一并收受并通过账户存现1024.7万元。

有证人董某称,2019年底其公司接到举报称高传峰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款,后在公司找到高传峰了解情况时,高传峰供认不讳。

2020年6月15日,高传峰向公安机关投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案件侦查阶段,高传峰亲属代为退缴赃款人民币800万元。

法院一审认定,高传峰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追缴违法所得1024.7万元。高传峰认为量刑过重提起上诉,二审念在高传峰具有自首情节,并且家属曾代其退赔全部赃款,将刑期减至六年。

“他可是字节的猛人”,被问及高传峰受贿一案时,王平对雷达财经表示,“北京字节好几万的员工,人均餐标每天100,一天数百万的流水,确实会有利润空间。”

字节跳动已发生多起受贿事件

王平称,2020年6月,公司曾发送内部邮件通报了高传峰案件。根据王平提供的邮件信息,彼时字节曾描述道,“高传峰利用职权,多次向上述两家供应商提供不当帮助和额外利益倾斜,包括新职场不经招标指定供餐、餐饮事故罚款减免以及自动进行合同续签等。”

与高传峰一并被提及的,还有EA(企业应用)前负责人石崧。邮件内容显示,石崧利用工作职务便利向三家外包研发供应商索贿,数额巨大,经查实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600余万元。

“经内审调查发现,2018年至今,石崧多次向三家供应商提供不当帮助和额外利益倾斜,包括支付外包服务价格高于市场公允价格两倍、新系统不经招标直接指定以及系统开发不满足需求、质量有问题不更换供应商等。2020年6月19日,石崧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这并非字节反腐首案。2018年,字节跳动还曾连续两次对外披露员工受贿事件。

当年5月,字节跳动旗下产品——火山小视频原运营负责人黄子峰因收受贿赂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2017年4月至12月期间,黄子峰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取合作方大额行贿款,以及购物卡、iPad等礼品,还将平台政策漏洞和一些活动规则透露给有利益相关的合作方。

另两名火山小视频运营员工孙国新、刘冬霞则是因为违反公司利益冲突申报制度,并违规操作使自己或亲属成立的合作方获利被通报。

年末,字节跳动员工汪某和代理商一工作人员分别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及行贿罪,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据悉,员工汪某作为某业务线的商务拓展负责人,除收受代理商给予的430余万元好处费以外,还收受了豪华轿车等财物。作为回报,员工汪某在工作中为代理商的违规行为提供了帮助。

互联网大厂成反腐重地

雷达财经梳理发现,字节跳动只是大厂反腐的一个缩影。

2011年,百度就成立了职业道德委员会;2012年6月,阿里巴巴成立廉政部门,现称“廉政合规部”,并于2015年增设“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一职;2015年,美团成立“重案六组”,专职集团内部反腐和打击黑产;2016年,京东设立“内控合规部”,创立“廉洁京东”网站,每年投入1000万用于反腐奖励专项基金。

2017年2月,百度、小米、腾讯、唯品会、京东、美团等多家互联网企业还联合发起成立了“阳光诚信联盟”,目前已经有350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入驻这一联盟。

然而,内部贪腐行为仍在不断发酵。

南都商业数据新闻部发布的《2020上半年互联网企业反腐报告》(下称“《报告》”)显示,从2015年至2020上半年的5年半时间里,共有27家互联网公司曝出了超过360起腐败舞弊案件。其中2019年被视为互联网行业反腐风暴的开端,年内,互联网行业内的18家企业共曝出超过190起反腐案件,涉及员工数量超过400名。

贪腐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一个案例是,大疆的两名采购经理在2015-2018年期间受贿超300万,行贿公司在半年内收到来自大疆的采购订单额飙升16.9倍,由每月21.5万元升至364.8万元。

2018年,由于供应链腐败,大疆的平均采购价格超出20%以上,高价物料高出20%-50%,低价物料不少以高于市场2-3倍的价格出售;2019年,大疆在内部公告称,因腐败问题导致公司损失超过10亿元。

2020年,反腐风暴愈演愈烈。据《报告》,2020上半年,有10家互联网企业曝出约60起腐败舞弊案件,拼多多以34人的涉案人数及18件相关案件的披露力度居于2020年上半年互联网反腐风暴之首。

如4月,拼多多披露前广告商务员工陈某行贿总额超200万元、百度副总裁韦方被警方带走;又如6月,滴滴某部门高级总监于某声被通告自2016年起,在公司服务器采购过程中为供应商中标收取好处累计超1000万元。

而到了下半年,类似事件依旧层出不穷,且有向中高层集中的趋势。

阿里方面,9月,菜鸟副总裁史苗因受贿数百万元被警方刑事拘留;11月,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优酷原总裁杨伟东受贿罪一案,杨伟东因在职期间受贿855万元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同月,原阿里巴巴副总裁,天猫快速消费品和服饰风尚事业部负责人胡伟雄确认被警方带走,此前,胡伟雄就已经在内部被调查。

百度方面,9月,有媒体报道称公司于2019年召回的老将史有才在杭州被警方带走,原因可能与非法赌博广告业务有关。知情人士称,“以前百度不允许做赌博网站推广,抓到罚款十倍,史有才回归后,他们开始做,一下量就暴涨起来了。”对此,百度不予置评。

腾讯方面,公司于2021年2月发布的《反舞弊通报》显示,“2019年第四季度至今,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查处违反‘腾讯高压线’案件60余起,100余人被辞退,40余人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在公布的22起典型案件中,IEG(互动娱乐事业群)、PC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各有一名助理总经理落马。

互联网反腐界还不断有“新人”加入。11月,快手自成立以来首度发布内部反腐邮件通报,其内容显示,公司前副总裁、任职期间搭建快手整个内容审核评级系统的赵丹阳因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在离职后被逮捕。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20年腾讯、阿里、百度、美团、滴滴等互联网公司公布的贪腐案例超过200起,是互联网反贪行动中,案例最多的一年。

律师:企业需加强监察力度

著名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为,互联网行业的反腐败斗争主要面临五个难点:一是难在反腐招数的推陈出新;二是难在内部曝光,外界很难掌握相关资料;三是难在权力过分集中;四是难在可能出现顾及形象不对外公布的情况;五是难在依规和依法的冲突。

律师孙加奇对雷达财经表示,互联网企业成为贪腐高发地主要有如下原因:

其一,互联网企业,尤其是腾讯、今日头条等企业关键部门(如广告)权力和利益诱惑较大,相关负责人在利益诱惑下敢于铤而走险;

其二,互联网企业相关部门负责人对相关法律知识了解不多,法律意识淡漠,对比如客户给报销差旅费用,出国费用等习以为常不认为是犯罪;

其三,企业平时没有做好合规培训,没有出台合规制度;

其四,腾讯等企业大力进行反舞弊调查,进行反腐整顿,使得一些人和事浮出水面;

其五,不排除一些企业的股东之间进行控制权之争而采取一些刑事手段,利用企业存在的财务漏洞和不规范行为进行刑事控告。

那么面对互联网反腐,企业有什么好的对策呢?孙加奇表示,作为企业来讲,首先要加强刑事法律风险警示教育培训,提高员工和部门负责人的刑事法律意识;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尤其是刑事方面的合规制度;最后还要完善内部的监察体系,并加强监察力度。

行业人士认为,互联网公司反腐永远在路上,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持久战。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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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前餐饮主管受贿千万获刑六年,公司员工:他是个猛人

互联网公司反腐永远在路上,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持久战。

文 | 雷达财经 张凯旌

编辑 | 深海

近日,国家裁判文书网披露了前字节跳动餐饮专家高传峰受贿案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文书显示,2017年4月11日至2020年5月21日间,高传峰利用职务便利累计受贿1024.7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没收受贿财产。

对于高传峰获刑,字节跳动员工王平(化名)对雷达财经表示,高传峰是字节跳动的猛人,公司餐饮一天有数百万的流水,确实会有利润空间。

2020年6月,字节跳动曾在内部邮件中向员工通报了这起案件,与之一并通报的还有EA前负责人石崧索贿600余万元。对于反腐邮件及相关内容,字节跳动回应称:“属实”。

这并非字节跳动首次披露员工受贿事件,2018年,字节内部还曾连续两次通报员工违规获利,而类似情况在其他互联网大厂中屡见不鲜。

最近的两起案例是,2021年2月下旬,快手前副总裁赵丹阳因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在离职后被逮捕;另有消息称优酷剧集版权中心内容合作商务总监马筱楠因受贿150万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再往前追溯,曾经的“BAT”均是反腐重地,而滴滴、美团、拼多多等“后起之秀”也积极反腐。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加奇向雷达财经表示,互联网行业的关键部门权力和诱惑较大,使得相关负责人在利益诱使下敢于铤而走险。若想应对贪腐,不仅要加强对刑事法律风险的培训,更要建立完善的监察体系,提高监察力度。

字节前餐饮主管受贿1024.7万被判六年

财新网曾在报道中提到,2018年字节跳动文化官方账号“字节范儿”发表过一篇有关高传峰的文章,其中提到高传峰为北大行政管理学硕士毕业,在公司内被称为“头条著名高姓男子”。

文章称,高传峰于1998年参加高考,后被扬州大学的餐饮管理专业录取。其在本科毕业论文中对“中式快餐”如何满足中国人对口味的挑剔的探讨引起了北大后勤负责人的注意,于是高传峰受邀加入北大餐饮中心工作。在北大,高传峰成立了康博斯中式快餐厅,并推出了鸡腿饭,占据了一代北大人有关校园的生活记忆。

裁判文书网中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书梳理了高传峰受贿的全过程。

2017年2月15日,高传峰入职北京字节跳动担任餐饮专家工作,全面负责公司餐饮供应商的引入、对接、日常监督、资金结算、合同续签等环节。

入职两个月后,高传峰在约见字节跳动公司餐饮供货商北京吾午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北京帮仁健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明某时,要求他们按每月总流水的4%给自己回扣。

此后直至2020年5月,高传峰每个月都能从两人手中拿到5万-30万元不等的好处费,共收约1000万元。每次都是分别约好地方,两人将现金交给高传峰,后者再将现金存入银行。据悉,高传峰用贿款中的600万元付了某地房产的首付,其余的钱购买理财,后据招商银行电子流水数据,高传峰一并收受并通过账户存现1024.7万元。

有证人董某称,2019年底其公司接到举报称高传峰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款,后在公司找到高传峰了解情况时,高传峰供认不讳。

2020年6月15日,高传峰向公安机关投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案件侦查阶段,高传峰亲属代为退缴赃款人民币800万元。

法院一审认定,高传峰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追缴违法所得1024.7万元。高传峰认为量刑过重提起上诉,二审念在高传峰具有自首情节,并且家属曾代其退赔全部赃款,将刑期减至六年。

“他可是字节的猛人”,被问及高传峰受贿一案时,王平对雷达财经表示,“北京字节好几万的员工,人均餐标每天100,一天数百万的流水,确实会有利润空间。”

字节跳动已发生多起受贿事件

王平称,2020年6月,公司曾发送内部邮件通报了高传峰案件。根据王平提供的邮件信息,彼时字节曾描述道,“高传峰利用职权,多次向上述两家供应商提供不当帮助和额外利益倾斜,包括新职场不经招标指定供餐、餐饮事故罚款减免以及自动进行合同续签等。”

与高传峰一并被提及的,还有EA(企业应用)前负责人石崧。邮件内容显示,石崧利用工作职务便利向三家外包研发供应商索贿,数额巨大,经查实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600余万元。

“经内审调查发现,2018年至今,石崧多次向三家供应商提供不当帮助和额外利益倾斜,包括支付外包服务价格高于市场公允价格两倍、新系统不经招标直接指定以及系统开发不满足需求、质量有问题不更换供应商等。2020年6月19日,石崧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这并非字节反腐首案。2018年,字节跳动还曾连续两次对外披露员工受贿事件。

当年5月,字节跳动旗下产品——火山小视频原运营负责人黄子峰因收受贿赂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了解,2017年4月至12月期间,黄子峰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取合作方大额行贿款,以及购物卡、iPad等礼品,还将平台政策漏洞和一些活动规则透露给有利益相关的合作方。

另两名火山小视频运营员工孙国新、刘冬霞则是因为违反公司利益冲突申报制度,并违规操作使自己或亲属成立的合作方获利被通报。

年末,字节跳动员工汪某和代理商一工作人员分别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及行贿罪,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据悉,员工汪某作为某业务线的商务拓展负责人,除收受代理商给予的430余万元好处费以外,还收受了豪华轿车等财物。作为回报,员工汪某在工作中为代理商的违规行为提供了帮助。

互联网大厂成反腐重地

雷达财经梳理发现,字节跳动只是大厂反腐的一个缩影。

2011年,百度就成立了职业道德委员会;2012年6月,阿里巴巴成立廉政部门,现称“廉政合规部”,并于2015年增设“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一职;2015年,美团成立“重案六组”,专职集团内部反腐和打击黑产;2016年,京东设立“内控合规部”,创立“廉洁京东”网站,每年投入1000万用于反腐奖励专项基金。

2017年2月,百度、小米、腾讯、唯品会、京东、美团等多家互联网企业还联合发起成立了“阳光诚信联盟”,目前已经有350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入驻这一联盟。

然而,内部贪腐行为仍在不断发酵。

南都商业数据新闻部发布的《2020上半年互联网企业反腐报告》(下称“《报告》”)显示,从2015年至2020上半年的5年半时间里,共有27家互联网公司曝出了超过360起腐败舞弊案件。其中2019年被视为互联网行业反腐风暴的开端,年内,互联网行业内的18家企业共曝出超过190起反腐案件,涉及员工数量超过400名。

贪腐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一个案例是,大疆的两名采购经理在2015-2018年期间受贿超300万,行贿公司在半年内收到来自大疆的采购订单额飙升16.9倍,由每月21.5万元升至364.8万元。

2018年,由于供应链腐败,大疆的平均采购价格超出20%以上,高价物料高出20%-50%,低价物料不少以高于市场2-3倍的价格出售;2019年,大疆在内部公告称,因腐败问题导致公司损失超过10亿元。

2020年,反腐风暴愈演愈烈。据《报告》,2020上半年,有10家互联网企业曝出约60起腐败舞弊案件,拼多多以34人的涉案人数及18件相关案件的披露力度居于2020年上半年互联网反腐风暴之首。

如4月,拼多多披露前广告商务员工陈某行贿总额超200万元、百度副总裁韦方被警方带走;又如6月,滴滴某部门高级总监于某声被通告自2016年起,在公司服务器采购过程中为供应商中标收取好处累计超1000万元。

而到了下半年,类似事件依旧层出不穷,且有向中高层集中的趋势。

阿里方面,9月,菜鸟副总裁史苗因受贿数百万元被警方刑事拘留;11月,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优酷原总裁杨伟东受贿罪一案,杨伟东因在职期间受贿855万元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同月,原阿里巴巴副总裁,天猫快速消费品和服饰风尚事业部负责人胡伟雄确认被警方带走,此前,胡伟雄就已经在内部被调查。

百度方面,9月,有媒体报道称公司于2019年召回的老将史有才在杭州被警方带走,原因可能与非法赌博广告业务有关。知情人士称,“以前百度不允许做赌博网站推广,抓到罚款十倍,史有才回归后,他们开始做,一下量就暴涨起来了。”对此,百度不予置评。

腾讯方面,公司于2021年2月发布的《反舞弊通报》显示,“2019年第四季度至今,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查处违反‘腾讯高压线’案件60余起,100余人被辞退,40余人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在公布的22起典型案件中,IEG(互动娱乐事业群)、PC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各有一名助理总经理落马。

互联网反腐界还不断有“新人”加入。11月,快手自成立以来首度发布内部反腐邮件通报,其内容显示,公司前副总裁、任职期间搭建快手整个内容审核评级系统的赵丹阳因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在离职后被逮捕。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20年腾讯、阿里、百度、美团、滴滴等互联网公司公布的贪腐案例超过200起,是互联网反贪行动中,案例最多的一年。

律师:企业需加强监察力度

著名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为,互联网行业的反腐败斗争主要面临五个难点:一是难在反腐招数的推陈出新;二是难在内部曝光,外界很难掌握相关资料;三是难在权力过分集中;四是难在可能出现顾及形象不对外公布的情况;五是难在依规和依法的冲突。

律师孙加奇对雷达财经表示,互联网企业成为贪腐高发地主要有如下原因:

其一,互联网企业,尤其是腾讯、今日头条等企业关键部门(如广告)权力和利益诱惑较大,相关负责人在利益诱惑下敢于铤而走险;

其二,互联网企业相关部门负责人对相关法律知识了解不多,法律意识淡漠,对比如客户给报销差旅费用,出国费用等习以为常不认为是犯罪;

其三,企业平时没有做好合规培训,没有出台合规制度;

其四,腾讯等企业大力进行反舞弊调查,进行反腐整顿,使得一些人和事浮出水面;

其五,不排除一些企业的股东之间进行控制权之争而采取一些刑事手段,利用企业存在的财务漏洞和不规范行为进行刑事控告。

那么面对互联网反腐,企业有什么好的对策呢?孙加奇表示,作为企业来讲,首先要加强刑事法律风险警示教育培训,提高员工和部门负责人的刑事法律意识;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尤其是刑事方面的合规制度;最后还要完善内部的监察体系,并加强监察力度。

行业人士认为,互联网公司反腐永远在路上,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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