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将就业类型按照常规和非常规劳动，以及认知和体力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类，然后加上不工作人群，共计五类。在不同类别的工作群体下，进一步细化了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和性别下的就业特征。

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这25年间，中国不工作的劳动人口比重迅速增加，从16%增加到了31%，其中，年轻人（18-29岁）中，不工作的比重从1990年的18%增加到了2015年的38%。

 

 

从增幅来看，拥有大学甚至更高学历的年轻人，以及30-59岁初高中学历的女性，贡献了这25年间新增不工作人群的85%。

 

 

为什么不工作人群的比例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在就业市场了？

考虑到年轻人和老人不工作的比例（2015年分别为38%和46%）高于壮年组（21%），最可能想到的原因是，随着高校扩招，越来越多年轻人在30岁之前仍在接受教育而不是参加就业，与此同时，过去25年间50-59岁退休的老年人增加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据作者测算，在不工作群体中，求学者的比例从1990年的22%下降到了2015年的18%。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但不工作人群中求学者的比例并没有从2000年开始稳步上升下降。

另外，在不工作的群体中，退休者的比例也在下降，从1990年的22%降到2015年的15%，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早期，许多国企工作职工会选择早退休让子女接班，但现在早早退休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而这意味着，不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主要并不是因为读书的时间越来越长，或者退休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真正原因在哪？

作者将驱动就业市场变化的因素分解为三类个效应：因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因经济和技术变化导致特定人口组的劳动者进入不同就业类型的概率发生变化的倾向效应（propensity effect），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interaction effect）。

结果显示，倾向效应是不工作人群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占比为93%。也就是说，经济和科技变化发展导致特定就业人群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机会或者其偏好发生了变化，而这是导致不工作人群比例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要理解这个问题，还要结合该研究的另外三个重要发现（见图1）：

• 从事流水线工作等常规体力型劳动的人口比重在迅速下降，从57%降至32%；
• 秘书、助理等常规认知型工作的比重从8%上升到了19%；
• 非常规性的工作，无论是像科学家这类需要高度认知性技能的就业岗位，还是诸如老年护理工这种需要灵活性或人际交往能力的体力劳动，其比重都没有明显变化。

从表2也可以看出，无论对哪个受教育阶层的群体来说，不工作人群比例增加的部分，主要来自非常规认知型工作和常规体力型工作的减少。

 

 

随着高校扩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越来越多，然而非常规认知性工作的比重不升反降，因此，大学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没有足够机会从事这类需要高度认知性技能的工作，这些人的大部分转而选择了常规认知型工作。2015年，中国有高达近40%的大学毕业生从事这一类型的工作。

这群人中，还有越来越高比例的男性，进入到了常规体力型就业大军中。而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可能就会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变为待业人群。

对于高中或以下学历的30-59 岁的女性劳动者，因为她们难以与高学历群体竞争非常规认知型工作，而常规认知型和非常规体力型的新增岗位，不足以承载常规体力型和非常规认知型下降产生的额外劳动力供给，因此她们大部分变成了非工作群体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不工作的女性比例要比不工作的男性要高，作者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因素可能来自职场的性别不平等。

为什么流水线工人这样的常规体力型工作比重在减少？倾向效应、结构效应和交互效应分别占了66%、68%和-34%。倾向效应背后可能的原因包括，自动化技术的广泛采用、90年代的国企改制以及人们对认知型工作的偏好；而结构效应的主要来源可能是劳动者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人口的老龄化。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社会系主任张静曾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文凭教育在中国一直被看作为社会成员提供进入某种更高身份结构的资格，而随着高校扩张，教育生产出大量具有高身份预期的人群，但市场却没法提供与之匹配的就业岗位。作者估计，从2002年到2009年间，每年计有两百万毕业生加入到待业青年群体。

作者称，市场需要的身份类别与教育制造的身份类别预期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错位，由此导致的群体性结构失位现象连年累积，加剧了这一类人共同的命运感、受挫感和不公平感。“其沉重代价，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在不断出现。”

近年来媒体热议的“北清硕博应聘街道办”、大量本科甚至硕士人员从事外卖工作等新闻，乃至群集在深圳城市一角的“三和大神”等现象，或许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

 

 

为什么常规的认知型工作比重在增加？倾向效应是主要因素。作者称，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贸易，大量常规认知型工作从发达国家外包到中国，而非常规认知型工作机会不足。另外，随着常规认知型岗位的增加，原来一些更可能从事常规体力型工作的劳动者转至这一群体。

这些变化凸显了中国在快速的经济和科技变化下面临的严重的就业结构性问题。作者称，考虑到常规工作仍然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就业类型（2015年占比超过50%），而无论是常规的体力劳动还是认知工作，都更容易在未来被机器取代，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高失业风险的，将不仅仅是低技能低薪资人群，还包括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非常规的认知和体力型岗位的创造不足，意味着更高比例的劳动者处于容易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风险中。”赵忠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参考资料：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15，Peng Gea, Wenkai Sun, Zhong Zhao

《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