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频频有官员被“断崖式”降级，让违纪官员饱尝“坐过山车”的刺激。其中有的官员从省部级连降七级成为科员，可谓“一夜回到解放前”。

1月29日，中纪委网站称，中纪委2015年给予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等10名中管干部党纪重处分并做出重大职务调整。该信息也被舆论解读为，去年有10名中管干部被“断崖式”降级。

1月15日，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表示，“断崖式”降级处理是新闻媒体形象的说法，从纪律审查来讲，在纪律审查当中对严重违纪的被审查人，按照规定给予党纪重处分，比如说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同时在职务上进行重大职务调整。

舆论普遍认为，“断崖式”降级是十八大后，纪检部门处理问题官员的补充手法，以区别被“双开”又移送司法的落马方式。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十八大至今，遭遇“断崖式”降级的中管干部达15人，其中7人被开除党籍。因受过党纪重处分，且年龄多在60岁左右，处在仕途“暮年期”，所以“断崖”往往意味着他们仕途受到重创。

“断崖”后去哪了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这些被处以断崖式降级的官员中，命运也不尽相同：有人正在被“安排工作”；有人因为已到退休年龄，就在新职务上办理了退休手续；有人虽未到退休年龄，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还淡出公众视线。

在这15名遭遇断崖式降级的高官中，60后官员有2人，其余13人均为50后。

这两名60后，分别为东风汽车公司原总经理朱福寿，和国家税务总局原总经济师范坚。因为年龄优势，出事前，他们的仕途被普遍看好。

1962年10月出生的朱福寿，2015年年底被降级时，刚刚53岁，是这些官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相关通报中提到，朱将由东风汽车公司按部门副职以下（不含部门副职）非领导职务安排工作。

2月28日，东风汽车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陈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东风汽车将严格遵照中纪委的处理规定。“现在对朱福寿的工作安排上，东风汽车公司还在研究中，其具体职位没有定下来。”

中国农业银行原行长张云的命运和朱福寿类似，都被明确为由其所在单位按部门副职以下（不含部门副职）安排工作。

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风汽车和中国农行都是相当于副部级的中管企业，内设部门为副厅级。“对朱、张二人安排到部门副职以下工作，其实就意味着这二人将被降为处级或处级以下。”

2月28日，中国农行新闻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她尚未获悉张云的具体职务安排，有相关信息会及时披露。

不过另有相关农行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张云辞去行长等职务前，就已经多日未见张云出现在农行。早在去年，农行内部就有消息说，张云将被降为处级干部，但具体职务不得而知。”

这15名官员中，在“断崖式”降级时，超过60岁的有6人：黑龙江省原副省长付晓光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刘志勇2人被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四川省原省长魏宏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韩志然2人都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陕西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清云被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礼祖被降为科员。

有知情者透露，按新职位看，这些官员因为已到了退休年龄，所以都在新职位上办理了退休手续。

有分析认为，一般情况下，正部级65岁退休，在人大政协工作的副部级63岁退休，正局级以下60岁退休。“断崖式”降级，也提前结束了他们的仕途。以魏宏为例，他原为正部级，生于1954年的他本来可干到2019年，但被降为副厅后，很有可能会“秒退”。

关于魏的去处，四川省委组织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了解到的消息也都来自中纪委公布的消息。“我们也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不能向媒体透露相关信息。”

今年5月魏宏将年满62岁，已经过了厅级干部退休年龄，所以理论上降为副厅的魏不需要去新岗位任职。

在15人中，既不像朱福寿和张云那样有明确去处，在被降级时年龄又不到60岁的有7人：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被降为科员；湖北省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贺家铁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山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颜世元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和国家税务总局原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范坚4人，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这部分官员在新的职务上虽然也未到退休年龄，但因为接近60岁，所以组织部门有可能会有意淡化任职安排，让其提前退休。

2014年7月，时年59岁的赵智勇被连降七级，成为科员。此后，便淡出公众视线。对于赵智勇被降级后是否继续上班的问题，江西省委办公厅的一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赵被降级后，未看到他回江西省委上班。“据说，他没有再回到省委上班，毕竟马上要退休了，作为一个违纪高官，以一个科员身份来上班，你说有多尴尬？”

1956年出生的颜世元，去年被降职时也是59岁。

2015年6月，山东省委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在统战系统的内部会议上通报称，颜已经搬离了原来的部长办公室，到省政协办公厅任副巡视员，级别是副厅。

山东省政协新闻处一位负责人称，不清楚颜世元是否在降级后来省政协办公厅上过班。另有多位山东省政协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在政协见过他，听说颜世元根本没有来政协报到。此前，有知情人士曾表示，“颜世元无所谓去政协报到与否。他现在基本处于退休状态，据说心态还不错，平常在家养养花、弄弄草。”

因为到60岁了，组织部门一方面给予了他降职处分，一方面也采取了让其提前退休的处理方式。所以，也就不存在坊间说的，颜世元不去上班涉嫌吃空饷的说法。”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还有些官员去向成谜。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不清楚贺家铁现在的职务等信息，一切以中纪委官网公布的信息为准。

这“断崖式降级”的15人中，云南省有张田欣和曹建方2人。云南省委一位新闻发言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也没有相关消息，现在不清楚他们的近况。

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关于张田欣等人的纪律处分决定，他们没有收到相关文件，不清楚具体的人事变动交由谁负责。

2014年7月，张田欣降级后，坊间传闻张搬离了省委一号院，被安排到昆明高新区管委会任职。但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一位员工否认了这一传闻，“没有接到相关通知，也未听到类似说法。”

待遇也“断崖”

依据现行《公务员法》规定，受“降级”处分的时间为二十四个月。在这两年之内，不能晋升。此外，“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也就是说，即便两年后解除了降级处分，也不等同于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纪律处分种类共有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种。《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断崖式”处理的官员并不一定会被开除党籍。这15名官员有7人被开除党籍，约占半数。另有4人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1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3人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15人中，除张云外，另外14人降级后都被明确为“非领导职务”。

什么叫非领导职务？根据现行《公务员法》，将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类，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分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非领导职务官员虽然享受相应级别和待遇，但不具有行政领导职责。”有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为年龄已是花甲左右，又受到严重处分，被降级的官员又多为“非领导职务”，仕途上难以东山再起。而且，其被断崖式降级后，不但权力受到冲击，因为职务变化，各种待遇往往也意味着发生“断崖式”下滑。

据了解，官员的退休待遇分为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解释称，公务员退休后的生活待遇主要指退休金。“如果是省部级以上官员，在一定时间内，会享有保姆费、司机用车、住院住单间等待遇”。政治待遇主要包括可以看相应级别的文件、在一定时间内继续配秘书、留用办公室等。

退休工资与职务级别的高低挂钩，一位在职官员如果被降级，他相应的级别工资、职务工资也会降低。

在这些“断崖式”降级官员中，江西省的赵智勇和刘礼祖的级别落差最大，由原省部级高官一下子降为科员。

有知情者称，这2人都过了60岁，降为科员，现在也到了退休年龄。其实现在只能拿科员级别的退休金，自然与省级、部级官员退休金反差太大。

江西南昌市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经济欠发达，江西公务员工资平均水平不高，退休科员的工资一般为三千元左右，有很多地方还达不到。据他估计，江西副省级干部到手工资大约是每月七八千元。

据此估算，这两个被降为科员的江西原省部级高官，经济上的落差十分明显。

除了经济账，退休官员更关心的是生活、医疗等待遇的变化。

2012年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适当提高副部级人员医疗保障水平的通知》规定，副部级医疗待遇人员的药品费用全额报销，住院床位费用按每人每天400元报销。

《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正部级干部承租或购买公有住房的建筑面积标准在220平方米以内。

2004年下发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提出，部长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升（含3.0升）以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级的配车是3.0升（含3.0升）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退休后，正部级保留专车，副部级则不保留。

退休后，除了工资、医疗、住房等待遇落差，政治上的落差感也显而易见。

“省部干部退休后还可以学习参阅一定范围内下发的文件，列席或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定期听经济形势的通报，地方政府撰写政府工作报告时也会向他们征求意见。退休后，在逢年过节等时候，现任高官还会登门看望、慰问等。而一旦降级，这些相应的待遇也没了。”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细则有待完善

这些被“断崖式”降级官员所涉问题，多种多样。

如赵智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张田欣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许爱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女儿、女婿在公务员录用和职务晋升方面谋取利益等；张云涉及农行深圳分行行长许涛被带走一案，还涉及私生活问题。

另外，农行原副行长杨琨在协助调查时，检举了张云；颜世元的问题或许源于“北京某会所的一段视频”；贺家铁在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期间，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泄露巡视工作秘密；魏宏在自身存在严重违纪问题的情况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不珍惜组织多次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等。

虽然问题各有不同，但从相关处理结果看，这些官员是涉嫌严重违纪，而非涉嫌违法，这意味着所涉问题没有触及犯罪层面。

有分析指出，降级作为一种党纪法规所规定的处分类型之一，在十八大之前并不算常用。

有分析认为，之前通常的“免职”处理仅仅免掉了官员的职务，但级别没有变动，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这让其一旦有机会，又可以官复原职。但降级则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中纪委的一些新闻中，对涉嫌严重违纪的官员采取降级处理，多有阐述。

2015年3月22日，中纪委网站刊登文章称，有干部不把违纪当回事；纪检干部“发现违纪就要及时处理，该处分的予以处分，该降级的予以降级，这应成为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头，而立案审查、移交司法则应是少数”。

2015年9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指出，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把纪律挺在前面，要靠坚强的党性和责任担当。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做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

可以预见，将来对一些问题官员，做出重大职务调整也会频繁出现。但是相应的依据又是什么？

1月29日，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称，2015年10名中管干部被“断崖式降级”。在公告中，中纪委公布了处分的依据：“在纪律审查工作中，针对被审查人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其违纪行为性质和情节、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认错悔错态度，及配合组织审查、退缴违纪所得等情况，依纪依规给予10名中管干部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称，降职是对一些违反了党纪，但还达不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并未触犯法律的官员采取的处理办法。

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大后，降级处罚使用的频率更高了。这种处理能触动其切身利益，比警告、记过要严厉，但是比“双开”更有人性化，还能起到惩戒作用。

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法》中，虽明确了“降级”这一处分方式，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仍缺乏相应的法规。

庄德水说，以降职方式对问题官员进行处罚，将成为一种趋势，会常态化，但降级的标准还需要规范。“应该出台相关细则和标准，对降几级的依据等进行明确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既让老百姓明白原因，也让问题官员心服口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应该制定出对违纪公务员的降级标准。他认为，一个官员违反了党纪政纪的程度，要分几个档次。如违规情节、涉案金额、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来确定他应降几级。只有通盘考虑了这些因素，量化了并制定出若干具体条例后，才能让降级有据可依，避免自由裁量的可能。“这样操作起来也会眉目清晰，不会造成靠人为权力来决定是否‘断崖式’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