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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真的正在通缩吗?争议背后如何刺激成更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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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真的正在通缩吗?争议背后如何刺激成更大的难题

在专家看来,为抵御通缩风险,未来政策重心应是出台更果断的宽松政策,更具体地说是财政政策上的宽松,同时配合包括去产能、减税在内的一揽子改革措施,以提高效率,带动总需求的恢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最近两年,通缩一直是在谈论中国经济时的关键词,从此前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关于中国处于通缩风险的讨论和担心很可能一直延续,而如何化解通缩风险自然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3月29日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题为“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端管理—当下经济政策重点”的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强调,中国经济正处于通缩之中。

“通缩无疑是2016年危及中国增长的最大风险,它将会不断推高企业融资成本,侵蚀企业利润,加剧债务负担,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扩张意愿,再度拖累内需增长”,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也在日前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此问题的担心。

实际上,早在2011-2012年就有关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通缩”的分析和讨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员教授卢锋表示,争议源于对通缩的不同定义。

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指出,如果按照主流观点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负增长作为通缩的标志,显然中国经济尚未进入通缩。但如果看到尽管CPI不是负增长,但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已经连续48个月负增长,可能就会认为中国经济通缩早已存在。

公开数据显示,去年12个月的CPI均处在2%以下,最低的时候甚至低到了0.8%,而PPI更是长期处于负增长的状态。

屈宏斌称,以PPI为例,其分项显示跟大宗商品密切相关的采矿、原材料等产品通缩最为严重,价格同比降幅均超过了10%,但这两类产品在PPI中的权重不过20%。相对来说位于供应链下游的制造业产品的通缩也接近6%。从而表明通缩在各领域内广泛存在。

产能过剩在讨论中国通缩问题时是不可忽视的一环。2008年高层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施行后,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被一波接一波的资金盖过,但是资金扫过后,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需求萎靡也接踵而来。

在卢峰看来,现在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曾快速上涨的煤价、钢价、铁矿石价格等就面临下滑,另一方面,低端的加工贸易以及钢铁、煤炭等行业已经难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也会引起物价下降,“物价的低位运行更多的可以看作一种化解产能过剩的市场机制”。

针对日前稍有回升的2月份CPI数据,余永定在29日的讨论会上认为,主要是工资上涨和老龄化的结果,表现在对食品、娱乐教育与文化、医疗保健的需求增加。工资上涨快于CPI上涨,企业的利润受到挤压。

他还指出,判断经济是否处于通缩状态的重要数据是看企业的实际债务的变化情况。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CPI上涨的企业主要是服务业,这些部门的债务率一般不高,真正大规模的债务在国企制造业企业,他们产品的PPI在下降,实际债务在上升。”余永定指出。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止去年年底,中国国有企业总体债务增加了3930亿元人民币至78.3万亿元人民币,已经超过了GDP总量。

面对日益严重的通缩风险,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运用货币政策调控,这种方式短时间行之有效。不过,在此前于上海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已经明确提醒各国政府,全球都有一种过分依赖货币政策的倾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开幕式上明确指出,中国目前不会完全依靠货币政策,而会更多依靠财政政策预防通缩。这被认为是给今后的调控”定调“。

在专家看来,为抵御通缩风险,未来政策重心应是出台更果断的宽松政策,更具体地说是财政政策上的宽松,同时配合包括去产能、减税在内的一揽子改革措施,以提高效率,带动总需求的恢复。

余永定就在29日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的方法投资基础设施,从而“对冲”通缩的压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期间所做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今年的财政赤字比例将升至3%。尽管这一数字首次触碰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外界预计,为应对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中国的“步子”还会迈得更大。

界面新闻获得的来自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的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几年中,中国有空间将财政赤字率扩大到4%甚至更高水平,因为更高的中央政府赤字将有助于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当前3%的财政赤字并不够,5%左右也是安全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当下增加的信贷很多流入了资本市场,并没有进入与实体经济,如果通过财政的办法来解决资金问题,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余永定在29日的论坛上说。

他强调,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非常巨大,而这种基础设施投资既可以稳定增长,同时又可以改善经济结构。而且有许多投资,虽然没有经济效益,但是有社会效益,这恰恰是国家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有“小国务院”称号的发改委已经作出了公开表态。

在2月14日的一篇题为《2015年促投资稳增长“组合拳”全面发力》的文章中,发改委对2016年的投资形势和关键问题分析称,今年将加快启动一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工程。

据了解,仅仅在今年的第一个月,发改委就审批核准了21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集中于水利、能源领域。此外,发改委今年将继续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确保其投资规模保持在8000亿元以上。

“市场并不能包罗万象,很多东西的分配不能靠市场,这个时候,国家应该带头,应该亏本,这样产生一些挤出效应,使私人投资能够进来 ” 余永定说。

不过,从高层的表态来看,通过“大水漫灌”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情况可能不会再次发生。

李克强在1月4日于太原主持召开的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时就明确指出,今年不会有更强的经济刺激政策出炉。

安邦智库在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分析称,中国要避免在经济转型期盲目扩大刺激,以不恰当的宽松来放大结构问题。

报告强调,如何在政策平衡和找准政策发力点显得非常重要,最根本的出路是要推动各项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化的经济活力来替代以政府为主的刺激措施。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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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家看来,为抵御通缩风险,未来政策重心应是出台更果断的宽松政策,更具体地说是财政政策上的宽松,同时配合包括去产能、减税在内的一揽子改革措施,以提高效率,带动总需求的恢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最近两年,通缩一直是在谈论中国经济时的关键词,从此前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关于中国处于通缩风险的讨论和担心很可能一直延续,而如何化解通缩风险自然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3月29日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题为“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端管理—当下经济政策重点”的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强调,中国经济正处于通缩之中。

“通缩无疑是2016年危及中国增长的最大风险,它将会不断推高企业融资成本,侵蚀企业利润,加剧债务负担,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扩张意愿,再度拖累内需增长”,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也在日前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此问题的担心。

实际上,早在2011-2012年就有关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通缩”的分析和讨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员教授卢锋表示,争议源于对通缩的不同定义。

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指出,如果按照主流观点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负增长作为通缩的标志,显然中国经济尚未进入通缩。但如果看到尽管CPI不是负增长,但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已经连续48个月负增长,可能就会认为中国经济通缩早已存在。

公开数据显示,去年12个月的CPI均处在2%以下,最低的时候甚至低到了0.8%,而PPI更是长期处于负增长的状态。

屈宏斌称,以PPI为例,其分项显示跟大宗商品密切相关的采矿、原材料等产品通缩最为严重,价格同比降幅均超过了10%,但这两类产品在PPI中的权重不过20%。相对来说位于供应链下游的制造业产品的通缩也接近6%。从而表明通缩在各领域内广泛存在。

产能过剩在讨论中国通缩问题时是不可忽视的一环。2008年高层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施行后,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被一波接一波的资金盖过,但是资金扫过后,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需求萎靡也接踵而来。

在卢峰看来,现在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曾快速上涨的煤价、钢价、铁矿石价格等就面临下滑,另一方面,低端的加工贸易以及钢铁、煤炭等行业已经难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也会引起物价下降,“物价的低位运行更多的可以看作一种化解产能过剩的市场机制”。

针对日前稍有回升的2月份CPI数据,余永定在29日的讨论会上认为,主要是工资上涨和老龄化的结果,表现在对食品、娱乐教育与文化、医疗保健的需求增加。工资上涨快于CPI上涨,企业的利润受到挤压。

他还指出,判断经济是否处于通缩状态的重要数据是看企业的实际债务的变化情况。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CPI上涨的企业主要是服务业,这些部门的债务率一般不高,真正大规模的债务在国企制造业企业,他们产品的PPI在下降,实际债务在上升。”余永定指出。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止去年年底,中国国有企业总体债务增加了3930亿元人民币至78.3万亿元人民币,已经超过了GDP总量。

面对日益严重的通缩风险,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运用货币政策调控,这种方式短时间行之有效。不过,在此前于上海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已经明确提醒各国政府,全球都有一种过分依赖货币政策的倾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开幕式上明确指出,中国目前不会完全依靠货币政策,而会更多依靠财政政策预防通缩。这被认为是给今后的调控”定调“。

在专家看来,为抵御通缩风险,未来政策重心应是出台更果断的宽松政策,更具体地说是财政政策上的宽松,同时配合包括去产能、减税在内的一揽子改革措施,以提高效率,带动总需求的恢复。

余永定就在29日指出,中国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的方法投资基础设施,从而“对冲”通缩的压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期间所做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今年的财政赤字比例将升至3%。尽管这一数字首次触碰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外界预计,为应对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中国的“步子”还会迈得更大。

界面新闻获得的来自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的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几年中,中国有空间将财政赤字率扩大到4%甚至更高水平,因为更高的中央政府赤字将有助于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当前3%的财政赤字并不够,5%左右也是安全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当下增加的信贷很多流入了资本市场,并没有进入与实体经济,如果通过财政的办法来解决资金问题,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余永定在29日的论坛上说。

他强调,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非常巨大,而这种基础设施投资既可以稳定增长,同时又可以改善经济结构。而且有许多投资,虽然没有经济效益,但是有社会效益,这恰恰是国家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有“小国务院”称号的发改委已经作出了公开表态。

在2月14日的一篇题为《2015年促投资稳增长“组合拳”全面发力》的文章中,发改委对2016年的投资形势和关键问题分析称,今年将加快启动一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工程。

据了解,仅仅在今年的第一个月,发改委就审批核准了21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集中于水利、能源领域。此外,发改委今年将继续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确保其投资规模保持在8000亿元以上。

“市场并不能包罗万象,很多东西的分配不能靠市场,这个时候,国家应该带头,应该亏本,这样产生一些挤出效应,使私人投资能够进来 ” 余永定说。

不过,从高层的表态来看,通过“大水漫灌”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情况可能不会再次发生。

李克强在1月4日于太原主持召开的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时就明确指出,今年不会有更强的经济刺激政策出炉。

安邦智库在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分析称,中国要避免在经济转型期盲目扩大刺激,以不恰当的宽松来放大结构问题。

报告强调,如何在政策平衡和找准政策发力点显得非常重要,最根本的出路是要推动各项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化的经济活力来替代以政府为主的刺激措施。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