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田阳、橙子、曾少、eve

来源：The New Yorker

在十一月一个干冷的周日早晨，Weymi Cho开着她新买的红色真皮内饰的白色玛莎拉蒂GT跑车来温哥华市区接我。前一天晚上她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她的公寓里新装了一台卡拉OK机，她和朋友们纵情欢唱，豪饮凯歌香槟。她的公寓可遍览温哥华海港美景，价值400万美金。Weymi Cho今年20岁，身量纤细，拥有一双大眼睛和瀑布似的及腰长发，穿着一件Dior的丝质上衣。她看上去很矜持，带着些许的贵族气质。刚过十点，我们驱车去HoltRenfrew购物。

Holt Renfrew相当于美国的巴尼斯百货，Weymi知道这里面商品有限，但这依然是她周末经常出没的地方。“这里不能跟拉斯维加斯相比，在那里我们有更好的选择。”Weymi边开车边对我解释道。她的英语带着细微但足以察觉到的口音，当我转用普通话跟她交谈，她明显放松了很多。她总是提到各种欧洲品牌，似乎把它们当成了一种货币，可以衡量其他东西的价格。她说，“一个保姆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双Roger Vivier缎面舞鞋，”她外宿一晚的费用就相当于花掉了半个爱马仕铂金包。在去年三月的生日宴上，Weymi不到一小时就花了四千美金左右购买酒水，比两个芬迪手提包还要贵。

在商场里，Weymi注意到以前在时装学院的一个同学，她现在在做柜台小姐。她的同学对我们谈起中国顾客的态度：“他们把这里当成超市。一件三千美元的外套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盒牛奶一样。”另一个柜姐加入到谈话中，并叹息说这样的肆意挥霍让奢侈品变成了大街货。Weymi同意这样的说法，她举例道：“我现在都没法直视香奈儿的包了。每个中国游客，包括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有一个香奈儿boy系列的背包。”

Weymi十四岁搬到温哥华，进入寄宿学校学习。她生长在台湾，父母都来自大陆，在台经营一家成功的半导体公司。在台湾时她和妹妹就读于国际学校，这为她们出国学习做好了准备。暑假期间，她还经常到美国和澳洲旅行。Weymi说：“我爸爸希望我们说好英语。他一直都打算把我们送到西方国家。“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是中国很多新贵的普遍想法。在过去十年里，他们涌入纽约、伦敦、洛杉矶等大城市，抢购房产，引起了人们对阶级不平等和财富外流的焦虑。中国富豪在公众想象里形成了刻板印象，此前90年代的俄罗斯富豪曾占据这一形象，更早期人们关于富豪的印象则来自海湾国家。温哥华坐落在太平洋沿岸，位置优越，气候宜人，生活节奏较慢，因此这里便有了扎堆的中国人。中国新崛起的百万富翁们将温哥华视为天堂，他们不仅在这里存放他们的财产，并且越来越热衷于将子女送到这里来接受教育，学习经商，开展社交。

在中国，富豪的孩子们被称为“富二代”，在贫困依然普遍，并以勤俭节约为良俗的中国，富二代们的奢侈变得臭名昭著。去年，中国首富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在网上晒他的宠物狗，狗的两只前爪上都戴着金色的苹果手表。在论坛上，网友们指责富二代们“炫耀不劳而获的东西”，并称“他们荒唐的显摆是对中国社会职业道德的毒害”。习近平主席已经指出，有必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最近，中国政府为70多个亿万富翁子女开了速成班，让他们学习中国传统价值观，培养社会责任感。

一直以来，富二代话题持续吸引着人们。近年来，中国一些最受欢迎的电视剧，如《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和《冰与火的青春》，就有围绕富二代展开的情节，描述他们的爱情生活如何巩固或危及到家族财富。温哥华也有一个富二代真人秀，《公主我最大》，Weymi是这个节目的主角之一。

该真人秀用普通话和英语制作，在线播出，受到全球华人的关注。它剪辑混乱，又节奏紧凑地呈现了6名年轻女孩奢侈又引人侧目的生活。这些女孩疯狂花钱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却假装对其他人的炫耀不屑一顾。第一季结尾，一名女孩被指控犯有可怕的罪行：她企图用假的爱马仕包包和非设计师品牌服装来蒙混过关。第二季在洛杉矶取景，其中两名女孩正在寻找豪宅。

人们对新富群体存有敌意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但是中国的情况很独特。由于共产党的系列政策，几乎所有的富豪都是白手起家，没有可以模仿的旧式贵族，也没有怎样花钱的模板。我采访了一些《公主我最大》的嘉宾，询问她们如何看待别人对她们的嫉妒和谴责。“在这个节目的论坛里，人们总是说，‘她们为什么要那样炫富？’”，Weymi耸耸肩：“我不认为我在炫富。我只是在过我的生活。”

购物之后，Weymi带我一同前往录制《公主我最大》第二季的最终集，一家高档泰式餐厅已经清场，准备作为这集的录制场所。我们到的很早，我和节目制作人李冠扬聊了一会儿。李冠扬是出生在温哥华的香港人，有丰富的广播网络工作经验。他告诉我他对这档节目的设想是“名流生活方式集中展。”他的创意来自于他从小最喜欢的节目“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富贵名流的生活）以及美国的娇妻系列（Real Housewives）真人秀。他想结合两档节目的风格。他说：“我就在想，如果我对这些女孩们过的奢华生活有兴趣，那加拿大、美国和亚洲的观众也同样会感兴趣。”

为这一节目选角很简单。李冠扬告诉我，他拍了一段宣传视频，视频里一个朋友的朋友展示了一堆收藏的包，并开着兰博基尼兜了一圈。经过一家当地媒体转播后，视频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要求面试的人纷至沓来。“‘富二代’的话题找准了时机。每个人都很好奇，都有自己的想法要表达。”

节目的其他成员也陆续来到了餐馆。这简直像是一场Helmut Lang（女性高级成衣品牌）、Alexander McQueen和玫瑰金iPhone的大展览。23岁的Diana在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和亚洲研究专业，曾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香港等多地居住生活。她的朋友Chelsea，作为节目中唯一一个已经结婚的女性，她最近刚生了自己的第一个小孩，但她看起来非常苗条，穿着一件装饰着精巧羽毛的粉色娃娃裙，配上她恨天高的Gucci高跟鞋，让她看上去像一只颤颤巍巍的小鸵鸟。Ray，UBC金融学的学生，带来了她的男朋友，也是一个富二代。最后还有26岁的Pam，她是里面年纪最大的成员，看上去也最沉稳。在女生们等待录制开始的间隙，他们以一种法官般的细致审视彼此的外套和配饰，她们对待彼此既热情友好又暗藏竞争，仿佛这种持续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她们之间培养出了某种亲密。

在这集里，李冠扬将出镜，主持一场圆桌讨论，讨论女孩们在这一季里的经历。关于是否要弄一张真的圆桌，引起了女孩们的争论。Chelsea担心桌子会遮住衣服：“（坐着录）我们就只穿睡衣好了。”但是李冠扬和她的意见相反。他支持似地点点头，劝慰道：“我知道你追求什么样的美感，但是我们有六双腿，在镜头里看起来太乱了。”

大家以香槟干杯，拉开了最终集的篇章。李冠扬先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暖场。“用很少的预算生活一天的体验如何？”（不太好。）“在洛杉矶找房子的经历怎么样？”（有几栋不错的大厦，但是地理位置不好。）李冠扬还问姑娘们，和不门当户对的人约会可能会有哪些问题。现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Diana勇敢地说道：“很难的。我以前尝试过但是，”她伸手抚了抚刘海，“感觉很奇怪，大家都觉得不自在。”

这是讨论中不和谐的几个时刻之一。但是镜头外的交流更能说明问题。在某一时刻，Diana突然向大家宣布：“我要整容。”她听说最近韩国一项新发明的整形手术叫做3D硅胶整形。采用无创技术，用各种支架和其他设备，以修出符合亚洲审美观推崇的椭圆脸型。

Weymi附和道：“上次我和爸妈还有我姐一起去韩国时，我想要整形，但是爸妈不同意。”

“这是高科技的东西。”Diana漫不经心地说，“而且效果非常自然。8个月就能恢复好。”

当我问她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受这种苦，Diana用一种困惑的，近乎怜悯的态度看着我，说：“当然是为了有一张更美的脸。”

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财富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手里。中国的穷人仍过着发展中国家的生活，但一份最近的报道却显示，中国资产超过十亿美金的富翁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Jeffrey Winters告诉我：“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几次财富分化之一。”Winters是《寡头集团》（Oligarchy）一书的作者，他指出在极少国家，极端的财富分化在共产主义改革中被消灭，随后又重新出现。中国就是其中几个国家之一，而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俄罗斯。与俄罗斯一样，中国新贵阶层骤然崛起，意味着他们不了解过去那些世袭权贵低调守财的方法。Winters说：“可能年龄或者文化环境不一样了，过去的富豪从长期的经验里知道，让自己财富的信息不为外界所知，比大张旗鼓更加安全。”但是新富豪们，就像凡勃仑的理论里所说的那样，喜欢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宣扬自己的地位。”

一份由中国银行和胡润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六成的中国富人已经移民国外，或正在考虑移民国外（“富人”指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150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这在中国是相当大的财富，但也不算高的离谱）。当前中国人每年流向海外的资产高达约4500亿美元，大部分流入了房地产市场。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表示，中国客户已经成为美国住宅地产市场上最大的海外资金来源。

中国富人开始着眼海外有诸多原因：有的担心污染，有的想让后代接受更好的教育。钟学光（音译）是斯坦福大学一名社会学教授，在中国读的本科，他告诉我，“在中国，争夺学校的竞争很残酷。好学校的招生名额有限，有时候你再有钱，也挤不进去。”当然，大部分富人移民最根本的原因是钱放在中国不安全：不仅仅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股市动荡，引人担忧；在中国，要想在商业上大干一番，必须和政府官员搞好关系，有时要买通他们获得支持，而很多官员又会在政治对手发起的反腐运动中落马。

约翰·奥斯博格（John Osburg）是一名人类学专家，常年在成都研究一些成功的商人，他告诉我，“中国的商人总是担惊受怕，如果依附的官员在反腐运动中被打倒，自己也会受到牵连，资产会被没收。而且，如果竞争对手在政府里有更硬的后台，他们可能会利用这层关系打压自己的生意。”在他认识的富人里，就有人认为上福布斯年度中国富豪榜是噩梦：“若一个人刚崭露头角一两年，就连续几年出现在榜单上，他会突然变成犯罪调查的对象，或者因为什么腐败丑闻被打倒。”

Weymi说这样的焦虑感在温哥华无处不在：“我有些上海的亲戚是官员。当然，都是廉洁的官员。他们告诉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很害怕最近的这次反腐运动。在中国，这不仅仅关于你的所作所为，更重要的是你圈子里的人是谁。”

中国的富人大规模海外移民，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几千年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一直是孤立主义者，并以此为傲。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精英的社会学教授萨默斯·卡恩（Shamus Khan）告诉我：“人们现在称中国为新兴经济体，但其实在1810年之前的两千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强国。此前，中国的精英阶层对外国人的态度十分保守，甚至有些势利，他们认为欧洲的精英是落后的，想从中国获取文化。”西方人历经险途，从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指中国）获得富有价值的商品，瓷器、茶叶、丝绸等，这一王国自视为世界的中心。

到了19世纪，中国才意识到西方已经走在了前面，特别是军事科技领域。英国因不满对华贸易逆差发动鸦片战争，中央王国不幸惨败，这导致了王朝的陨落。“中国第一次接触全球化就彻底崩溃，至今仍未完全摆脱阴影。” 卡恩说，“新一代中国精英的崛起是中国与全球化的第二次碰撞，有趣的是，有些形势已经扭转。”

拍摄结束后，大家去了一个派对，一直玩到凌晨。Ray和男友指着一个男人，说他人脉极广。他有一辆阿斯顿·马丁跑车——这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Ray和男友都打算买一辆。不过这辆是按詹姆斯·邦德最新电影里那辆车造出的限量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唯此一辆。

他就是黄世惠，50岁、一头浓密的银发、很健谈。我做了自我介绍，他马上和我拍了张自拍传到Instagram上——这好像是他惯用的打招呼方式。后来他给我看了自己的三张名片，第一张是“有机环保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一家做堆肥的公司，也是真人秀的赞助商；第二张写着“中华小姐温哥华决赛评委”；第三张是“加拿大商盈移民理财有限公司总裁”，他在10年前创立这家公司，专门为移居国外的中国人提供移民、投资和同化的建议。对想要在温哥华扎根的富二代而言，他是万能锦囊，也是非官方大使。

黄世惠说，移居到温哥华的中国人总数庞大，远超出商盈可以接待的顾客数量，他说“中国人买房产毫不犹豫，温哥华的房价相比于纽约、洛杉矶、香港或者日本要低得多，在这里买房子是经济的选择。而且这些人有的是钱，他们想多样化投资，把钱放在安全的国家。”

我问他他的客户是不是中国最富有的前1%。他告诉我，“我不会说是前1%，更可能是1%-2%之间。”他的客户大部分发迹于二三线的制造业城市，而中国最富有的人往往来自北上深。“金字塔顶端的富人有政治靠山或者关系，没必要来海外投资。”

几天之后，黄世惠带我到温哥华市中心一家新开的中国餐厅吃晚饭。停车场里满是宾利和路虎揽胜，滨水景观造价不菲，北京烤鸭标价88美元，种种细节让我大概了解了这里的老主顾们的财力。芳香的香菇汤从精致小巧的陶瓷罐中倒出，他向我详细阐述了当年那些决定在加拿大扎根的中国家庭：一开始只是临时安排，“他们刚来的时候，头一两个月就想回去。新世界太无趣。” 通常到了一年半的时候会有转机，“一般是孩子毕业了，说，‘我爱加拿大，这里是天堂，我不想回去了。’”

餐厅的老板胡妍（音）到我们桌前和黄世惠打招呼，她大约45岁，双颊饱经风霜，看起来很干练，她之前在西安经营着一家成功的餐厅，两年前来到温哥华。我问她为什么决定离开中国，她微笑着摇了摇头：“我老公来温哥华度假，被兄弟拽去看了几套房子，再后来，我们就签了这里的购房契约。”房子售价不菲，但胡妍说她并没有对温哥华产生感情，就是买份保险，预防中国经济动荡而已。

胡妍说她留下来的动力来自11岁的儿子，他现在在洛杉矶参加青少年高尔夫锦标赛，为了儿子，她在计划着逐步东迁。胡妍骄傲地说，她打算把餐厅开到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甚至是纽约去。我问为什么去纽约，她一脸惊讶地看着我：“当然是为了儿子了。最好的大学都在美国东北部，有一天他也会生活在那里。”

胡妍是典型的中国首批企业家。他们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能力让孩子在全新的优越环境中成长，又因为一孩政策对子女有极高的期望值。而且，贫困落后的记忆深深扎根在这一代人的心里。我记得Ray曾告诉我：“小时候父母越穷，长大以后就越想为自己的子女提供更好的环境。” 让孩子接受西方教育，既是为了社会地位，也是出于实际考虑。黄世惠还发现，他的客户不是中国最富有、人脉最广的人，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触到自己无法获得的文化和政治资源。中国富二代讨论热潮的背后，是人们意识到，这个国家未来的精英即将成年。

在温哥华的时候，我遇到了甄瑞谦，他是一名城市规划者，就当地房地产市场做过大量研究。我们驾车去西点格雷（West Point Grey），这是房价最高的的地区之一，可俯瞰水湾。（一般最抢手的房地产都在西部临海地区，因为国际投资涌入，很多常住居民搬到了内陆。）一个明媚凉爽的下午，我们驾车经过一个个绿树成荫的街区，路上除了路面养护车之外，没有别的车。安迪说：“有点感觉在电影现场。”我们经过宫殿似的滨水别墅，法式窗户两侧有科林斯式柱子，顶部是都铎式风格的屋顶，与古代欧式建筑如出一辙。安迪指着大门前的狮子雕塑说：“你看，房主铁定是中国人。”

甄瑞谦出生在温哥华，其家族在加拿大生活了近一个世纪，他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城市规划，在知名建筑师谭秉荣（温哥华本地人，祖辈最早是香港人）的事务所工作，密切关注楼市繁荣的影响。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甄瑞谦发现，在三个西部高档小区里，七成的独户住宅都卖给了中国人。房子均价305万美元，其中27%的买主自称是家庭主妇或学生。甄瑞谦称之为“宇航员式”的家庭：购房者通常是丈夫，在亚洲工作、生活，挣钱快，将家庭成员安顿在加拿大，以便把钱转移到社会和政治都比较稳定的地区。甄瑞谦自创了一个词：“对冲城市”，指温哥华这样的城市，在这里投资可以对冲国内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在过去的6年里，温哥华一套独户住宅的价格上涨了65%，均价高达190万美元。而与此同时，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当地居民注意到了悬殊的差距。去年一位愤怒的29岁女性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自拍照，并用# 附上一个标签：“拿不出100万”（#don’t have 1 million）。数百个温哥华居民纷纷效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立法委员会中来自温哥华灰岬区的代表大卫·艾比（David Eby）表示，近期他与当地居民委员会进行过交流。所有的话题都是关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财富。很多本地人对此非常焦虑，因为那些有钱人似乎只对购买房产感兴趣，但是根本不对社区做出贡献，甚至不愿融入其中。”

重压之下，温哥华市长罗品信（Gregor Robertson）提议征收豪宅税和楼市投机税。他提议对闲置房屋征更高的税，并呼吁“大力追踪”国外投资和空屋屋主。但是这些措施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伴随着房价上涨，加拿大本地人也发现住房已经能让他们自己的资产升值。每当有政策涉及到抑制房价，有可能让一些人的资产贬值时，甚至包括总理贾斯汀·杜鲁多在内的许多联邦政府官员都会提出警告。而且国外富人在加拿大买房意味着更多的税收，艾比表示：“国家离不开这些税收”。

我曾和谭秉荣讨论过这些变化。房市的繁荣对建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刚刚70岁出头的他已经对家乡发生的变化困惑不已。他说：“我事业的成功是大家公认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温哥华房产给我带来的收益已经超过了我努力工作一生所创造的财富。这种情况值得让我们警醒。”

谭秉荣担心，消费已经取代了生产制造业，成为温哥华最主要的增长来源。他表示“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旅馆”。不仅仅是加拿大，美国等很多国家都开始通过授予居留权来换取投资，谭秉荣将其称为“出售公民身份”并极力反对此种行为。他无奈地表示：“我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反对这种行为，为这种办法无法吸引最优秀的公民，他们不会在母国投资，毫无归属感，这里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个普通的地方。”

通常大家都觉得这些富二代一直在准备继承父业，事实上并不全是如此。真人秀的另一个女孩告诉我：“我父亲并不希望我将他辛辛苦苦打拼起来的公司毁于一旦，他说，如果你能力不够，不如将它交给有能力的人来做，而让我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父母通常会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一笔启动资金，测试他们的商业头脑。Weymi的父母承诺给她50万美元，让她筹办一本讲奢侈生活的双语杂志，杂志仅为高档商店免费提供，以凸显尊贵感。Weymi表示：“我根本不指望靠奢望这本杂志赚钱，但是我所有的朋友都觉得这个事业很适合我。” Ray还未毕业的男友从父母那拿了一笔丰厚的资金，计划在温哥华市区开一家回转寿司店。他说：“我打算将菜单做到iPad上，并且顾客的点餐操作会包含一定的游戏元素。”

Pam是真人秀嘉宾中唯一有工作的女孩——她能愉快地从每周70个小时的工作中挤出三场秀的时间。她也是真人秀的助理制片人，在她叔叔的一家在温哥华的拍卖场工作，同时还有她自己的模特公司。某天早晨，她刚结束模特公司的工作，我陪她去拍卖场上班，我们在一处临时搭建的秀台见面。Pam明显很享受这种跳跃式的生活。她笑着说道：“朝九晚五的生活？别这样，也太无聊了，你都没办法认识新的人。我最大的缺陷在于根本不想做完那些无聊的工作。”她说自己“虎头蛇尾”。

相比于其他人，Pam总是非同一般的精力充沛。她的言语中混杂着英语俚语和中文谚语，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种思想。Pam十五岁就独自从哈尔滨来到温哥华读中学，她一直自己租房住。她告诉我：“如果我还留在中国，我可能会变得娇生惯养。正是因为远离他们，让我对他们的牺牲更加尊敬。”Pam回忆起大学时期的一件小事，当时她正在等待一笔1.5万美金的汇款。几天后，她打电话给她母亲询问此事，母亲告诉她银行那边结算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是没过多久，她就从一位亲戚那儿了解到，她母亲已经濒临破产。“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母亲有多不想让自己的焦虑影响我，同时也让我对自己之前的一无所知感到震惊。”

我们开进一条商业街，把车停在一个写着“完美温哥华拍卖公司”（Vanderful Auction INC，名字结合了完美“wonderful”和温哥华“Vancouver”的双重意思）的标语前。Pam领我进入了一间摆满油墨山水画、瓷马雕像器和精雕黄檀木茶桌的展览室。她是拍卖公司的市场经理，也是唯一一个会英语的人，所以她花了两个月时间将中文拍卖目录册翻译成英文。在浏览展厅的过程中，Pam指着玻璃柜中一段弯曲的竹板，告诉我那是用来给书法家休息手臂的。她低声问道“你怎么叫它？” 接着又极为不好意思地说她实在没法在英语中找到合适的词语，最后只好用“Elbow Lifter（歇手肘的）”。Pam感叹到：“翻译这事儿，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难，因为有时候英语里并没有对应的词汇。”

我经常在温哥华听到这种感慨，似乎令人艳羡的出国机会反而让他们感觉有点错位。当我们停在一个精致的清代衣柜前，我问Pam是否想过去中国工作。她思考着这个问题时，手指抚过衣柜前门板上雕着的凤凰。

Pam缓缓说道：“问题是，我并不确定我是否还能适应那儿。我不像父母那样了解中国的商业环境。西方人做起生意来都是直截了当的。但是当你在中国谈生意时，你不会直接表达真实的想法，而是一点点透露。在中国我觉得我被当成一个小孩子，有时候甚至觉得我像一个外国人一样。Pam和她的很多朋友都在十几岁的年纪移民国外，他们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有时，他们很难搞懂加拿大人，甚至西方人的想法。他们的父辈希望他们在国外积累的文化资本，也没有那么容易获得。但是远离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历的那些眼花缭乱的文化冲击让他们在回到中国时，也无法融入。

有一天，Weymi和我一起共进晚餐，那天她的穿着竟一反常态地随意——一件及膝羊毛衫，低调的平底鞋，也没有化妆，我们用餐的地点也选在了列治文市一家叫小四川的中国小餐馆。和皇后区的法拉盛不同，列治文到处都是出生在加拿大的中国人。Weymi开车时，我问她是不是喜欢温哥华胜过中国，她说是的。紧接着她控制方向盘转了个弯然后缓缓说道：“你看，在这里当我想转弯时，我打开转向灯就行了。这本应该是全世界通用的准则。但是当我第一次在中国开车时，我打开转向灯，人们非但不减速，反而一拥而上纷纷走在我面前，我真的太生气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我也和当地人一样，不打转向灯，想转弯就直接转了。我也不想这样，只是别无选择。”

“小四川” 实际上并不像它名字说的那样小。在那里吃饭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我们进门之后，Weymi对着一桌喧闹的年轻人招手。她不经意地说道：“在这个小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互认识。”在我们点单后，她滑着自己的手机屏幕问我：“你想看我和贾斯汀·杜鲁多的合影吗？当时他还不是总理呢，我就问他要过合影了。我挺喜欢他的，事实上，我对大多数的加拿大政客都挺有好感。”但是她又表示，西方对毒品和死刑等问题太宽容了。（中国每年要处死一千多人，比任何国家都要多。）

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开始讨论不平等，讲到各自在加拿大和中国看到的不平等的程度。Weymi问我：“你去过东哈斯汀吗？” 那是温哥华的一个贫困街区，周边是时尚的酒吧和上百万美元的豪宅。“在那你最能体验到不平等，但事实上那里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挺不错的。嗯，至少比中国的要好。”

她回忆起她有一次在上海误入棚户区，看见了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她紧接着又谈到云南省的农村地区，那里是她母亲的故乡。

Weymi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母亲总是会和我讲故事，告诉我她们过去多么贫穷。那种贫穷让你对你的余生绝望。”她和外婆和姨妈靠给人洗衣服谋生。

“我母亲不想和她的妈妈及姐姐一样，对村里日子稍微过得好一些的人说三道四，”Weymi放下她的筷子说：“典型乡下人的粗鄙，但如果她待在那里，她也会变成那个样子。”

她摇摇头，深吸了一口气说道：“那种生活，你能想象么？”

译文来源：译读（ID：T-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