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摩限电” 这件事最近再次火热，社会影响大，舆论多有关注。对此，不得不议。

据人民网援引深圳交警消息：3月21日，深圳“禁摩限电”工作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治。10天以来，共查扣电动车17975辆、拘留874人。集中整治的对象是超标电动（机动）三轮车和非法营运电动（机动）三轮车。

该事件引发网民对“禁摩限电”政策热议，网上批评者多于赞成者，一些网友甚至引述北京对此的宽松政策，来讥讽深圳的苛刻和鲁莽。

但有些玩味的却是，4月5日，北京交管局以通告的形式发布消息称，自4月11日起，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10条道路，除自行车外，禁止其他非机动车通行。此次主要禁限“电动二轮车”（电动二轮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和超标的电动车）。

盘点这些年，不断兴起的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与城市交通管理的博弈，每每都是热点话题。据历史数据估算，全国至少有200多个城市出台了“禁摩限电”等方面的规章和限制措施，一些城市甚至是完全禁止摩托和电动车上路。前不久，全国“两会”期间，河南郑州市区禁止电动三轮车通行，几大快递公司改用两轮木质板车送货，引起舆论哗然。

从这些城市“禁摩限电”的理由看，也非常充分。总结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摩托和电动车事故多发，安全风险大；二是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交通意识淡薄，违章行驶，违法成本低，而执法难度大；三是有些车辆从事非法营运，扰乱公共秩序。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通常没有明说，也就是这些车辆还影响市容市貌整洁。

但是“禁摩限电”这么多年，为什么效果并不理想，在一起地方往往还引起群体抗议，我认为，这是一些城市在出台政策和执行时，盲目采用“一刀切”的武断方式所致，有些地方甚至想“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城市交通的现实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矛盾。有些政策和制度，或许从交通管理专业方面看，是合理的，但从城市生态、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益和效率看，未必是合理的，甚至不合情。相关政府机构、交管部门至少应该洞悉这三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是难以逆转的。

一是时代发展不可阻挡。绿色、节能、环保这是当代及未来交通发展的方向。多样化、小型化、电动化的交通工具必然是城市交通的基本选择，尤其是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内的小型电动车是城市交通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不以人和组织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城市进化的必然规律。

二是社会需求不可阻挡。一些诸如快递、速递、配送等行业，小型电动车等是必须具有的基本交通运输工具，也是满足行业发展和现实需求，应该相应配置的车辆，以经济合理运营和服务。此外，城市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其他服务业从业者，需要电动自行车这种简便、快捷的交通工具，以满足自身工作生活需要。这些需求应该是健康的、合理的社会需求。这些与其他交通方式需求共同构成整个城市交通服务的差异化、层次化结构，应该科学研究，系统解决。

三是市场力量不可阻挡。处于经济社会中，在不违法国家法令和政策、社会道德等前提下，构成城市的主要生产和服务背后是巨大的市场力量、资本作用，这种力量难以阻挡。在此中，各个生产要素之间有机衔接，各个链条之间不有序连接，处在一种良性循环为佳，城市管理者应该不断优化这种循环。“禁摩限电”看似城市中一个单独的细小环节，但深层次牵涉的影响面非常广，不主动方法方式，盲目武断“打乱”系统平衡，必将破坏整个城市运转的“微循环”，最后受害者还是城市本身。

仔细从时代、社会和市场三个方面分析这种趋势，发现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需求：时代需要绿色节能环保的交通方式、社会需要满足不同人群的交通工具、市场需要良好的城市微循环。那么，这似乎应证的就是活生生的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供给侧在哪里，这里即是。

供给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武断“禁摩限电”是否有些逆势而行，有悖供给侧改革精神。

在2016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更直接和简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禁摩限电”是否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新闻报道中，深圳“禁摩限电”之后，某快递公司日接件量从8万件迅速下降到1万余件；“禁摩限电”是否落实好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圳街头这样的宣传横幅最为充分说明问题：“摩的跑得快，阎王最喜爱”。

如何将非机动车纳入到城市交通管理的正轨中，是多年来城市治理中的难题。这里确实有非地方政府、交通管理部门等无法源头解决的复杂因素。比如，电动车行业标准体系的更新、全国范围的普适、执行等需要站在一个更为长远系统的角度研究规范；超标、非法等各种电动车是如何生产、监管的，为什么合法进入市场销售。深圳等地较为过激做法，虽有偏差，但最直接的作用是，自下而上倒逼问题加以快速解决。

在顶层缺乏系统战略建构，具体有效的政策还没有落地时，地方政府面对此类问题，还是应该避免搞运动式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激化社会矛盾，产生城市问题“次生灾害”，更不能将大多数拥有摩托车、电动车的人都视为问题对象，而应该面向未来，从深层次研究，按照供给侧改革理论，以创新发展的精神，破解“禁摩限电”困局。

一是采用差异化手段。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该有所区别，至少分为两类研究。把快递、速递等有关行业的电动车与普通个体所使用的车辆严加区分，采用快递等相关行业自律、规范标示、问题追责企业等措施，团体化解决重点突出问题。而对于普通群众的电动车使用，还需采用慢功夫渐次深入，划小单元，网格化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监督、协查等，以群防群治模式化解。

二是树立市场化思维。深圳查“摩的”的同时，重点打击非法拉客违法行为，引发暴力抗法，上千人聚集。反思下，这还是社会需求在作祟。为什么不可以换个治理思维，在满足这种社会需求上解决问题，顺势而为？经济收入、生活习惯、出行成本等现实问题，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拥有私家车、打出租车、乘城市公交等，即使如此，城市交通问题可能更加严重。诸如“滴滴打车”产品的思维及成效，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运用到一些城市合法运营的“摩的”中，通过价格杠杆、市场力量，非法经营则难以为继。

三是懂得人文关怀。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在某种程度讲，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信任基础。使用电动车，无论超标与否、合规与否的快递等从业者、小商小贩、普通群众，说到底，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中下层，很多还是弱势群体。对于这些人群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解决时更需要足够的人文关怀，宽严相济，不能盲目断了他们生计，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容易引发更多负面问题。比如在“禁摩限电”中，也能集中对机动车严加整治，宣传呼吁城市人群尽量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对道路两侧乱停行为严加纠正，疏导整体路况，减少道路安全隐患问题，从情从理看或许更符合人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中国城市发展走过了一条粗放增量之路，而这条路是一条必由之路，这里有无数人的牺牲和探索，以及所铸就的经验和教训。正因此，中国社会愈来愈期好。

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城市，已经进入一个系统优化的时代。在政府施政、公共管理等领域，“乱世用重典”、“快刀斩乱麻”的决策和执行方式，显然已不适应现今，在供给侧的改革深化中，“精耕细作”的中国和中国城市未来一定会更美好，但愿现今的这些矛盾和阵痛，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本文刊于湖北官方新闻政务客户端“长江云”）

作者解筱文评论人、作家、战略管理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