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牛其昌

编辑 | 翟瑞民

为有效预防、依法打击拐卖人口犯罪，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简称“《行动计划》”），指明我国“反拐”未来十年方向。

界面新闻注意到，《行动规划》首次提出，“研究论证对反对拐卖人口专门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推动将反对拐卖人口法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近年来，拐卖人口犯罪案件的总数在减少，但这类犯罪依然多发，不仅性质恶劣，而且社会危害性大，一旦发生也会引起非常高的社会关注。因此，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拐卖人口犯罪进行严惩一直是有共识的。”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刘加良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2021年3月15日，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全国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拐卖儿童犯罪发案数大幅度下降，盗抢儿童犯罪年发案数已降至20起左右，而且这些案件基本都实现了快侦快破。

自2009年以来，公安部建立了“一长三包”责任制，即县市区公安局长担任专案组长，全面负责案件侦办、查找解救儿童、安抚被害人家庭等相关工作，还建立了儿童失踪快速查找等机制。据悉，截至到2021年3月，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共发布了4722条儿童失踪信息，找回率达到98.1%。

界面新闻梳理发现，早在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就曾首次出台国家“反拐”行动计划——《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随后又在2013年出台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

不过，前两次行动计划并未提及“反对拐卖人口专门立法”。其中，2013年出台的行动计划在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方面提到，修订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反拐”法律体系。

针对专门立法打击拐卖人口，刘加良认为，从立法的必要性上来看，此举并不存在争议，“针对拐卖人口犯罪，我们应当从法律层面做出回应，并做出最严厉的否定性评价。通过法律的系统性安排，来控制、减少乃至根除这一类犯罪。”

“以前很多人认为涉及犯罪就是政法机关的事，涉及解救就是公安和民政部门的事，但从《行动计划》来看，除了权力机关，包括学校、家长在内的社会力量，甚至每一个普通公民，实际上都有义务对反拐贡献力量。”刘加良称，从实践来看，我国在打击和预防拐卖人口犯罪时，各部门并没有很好地形成合力，如果将《行动计划》上升到法律层面，规范性就会更强，监管和惩处机制也能更健全。

从现行法律来看，针对拐卖人口犯罪，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均有相关规定。其中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此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刘加良表示，刑法主要解决的是定罪和处罚的问题，而对于让全社会形成合力来反对拐卖人口，单靠刑法中现有的条文无法解决。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针对的是两个特定群体，相关规定是“切块的”，并不是从反对拐卖行为这一角度统一作出规定。

目前立法是否具备可行性？以及如何立法？刘加良认为，根据现有针对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法，我国对于“反拐”的立法经验已经比较丰富，具备了可行性。而未来专门立法的话，首先要明确的是涉及哪些权力部门，以及各自的职责。

“相关部门要保证不缺位、不越位，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依法行使职权。其次，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和沟通，也可以形成固定的运行机制。”刘加良表示，还有就是社会层面，比如学校在“反拐”方面应该尽到哪些义务，公民参与“反拐”并做出了贡献，应该如何做出正面评价等，都应做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