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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历史学家止步的地方,是戏剧想象力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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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历史学家止步的地方,是戏剧想象力的开始

《1921》是2021年的《1921》。

图片来源:上海国际电影节

2011年的《建党伟业》珠玉在前,2021年的《1921》如何再创辉煌?

6月16日,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主席论坛举行。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电影《1921》导演黄建新,联合导演郑大圣。制片人任宁,编剧余曦及主演王仁君围绕即将上映的主旋律新片《1921》,解析影片在真实历史中寻找故事性与人情味的创作过程。

真实感:历史背景的丰富性

论坛开始时,黄建新借用一位评论家所言来描述影片:“《1921》是2021年的《1921》”。他介绍,拍摄《建党伟业》使用了宏大叙事的方法,从武昌起义开始写,牵扯了无数历史和有象征性的历史人物。这就让重新来做建党的故事有些困难。

不过,十年间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变得非常详实,有很多新的资料出现。能在这些新的资料间寻找到什么,是主创团队想到的突破点之一。相比《建党伟业》,《1921》打开了国际背景。“我们翻开历史,绕不过去的是共产国际。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就有了世界性。共产国际的介入,日本、越南到上海来集结,就产生了很多并行的故事。这样可能对电影情节会有一个变化。”黄建新说道。

由于故事聚焦1921年一年内发生的故事,电影对人物的要求就会高得多。《建党伟业》中的人物是点状的,而《1921》中有贯穿人物,衔接整个故事。黄建新指出,一旦有了人物,电影就开始向故事片接近:“有了贯穿人物,就会有情感关系、爱情关系、工作关系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再一个情节里发生变化。”由此,在保证历史真实性的同时,《1921》也开始接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横断面看到历史背景的丰富性,”黄建新提到了细节对故事的助益,“我们老说历史很抽象,(但是)在上海展开不同层面的细节时,就衍生出了丰富性。”

黄轩饰演李达。图片来源:《1921》剧照

在还原历史细节上,郑大圣和任宁分享了更为详尽的创作故事。郑大圣表示,自己和余曦先读了一些一大当事人代表们的回忆录、日记和回忆文章,发现了特别有意思的瞬间:这里面不但描述了那年夏天那一周那几天内做了什么,而且还记录了很多当事人对彼此的描写,很多“有趣的、灵动的、活生生的当场印象被记录下来”。这些都能够帮助主创团队回到一百年前的历史现场。

让任宁印象深刻的,则是主创团队在布景上的努力。主创团队从2019年到一大会址原址做测绘工作,在影视基地一砖一瓦地将一大会址1:1复原了出来。复原的场景既帮助演员进入角色,又能增强观众对于时代的代入感。

黄建新透露,剧组不但在车墩影视基地复原了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新青年》会址、杂志社、陈独秀的家等场景也通过美术设计1:1复原,隔着一巷一巷把它们连起来。任宁还介绍,剧组还去上海很多百年前的老建筑里去拍摄了实景,大世界、外滩、生命科学院、长宁金融园等上海老建筑皆在其列,对电影历史真实质感的呈现非常有帮助。

故事性:历史断点中戏剧性想象

历史考证只是初步工作。郑大圣介绍,做完调查后,黄建新又在创作上提出了新要求。“这是一个故事片,必须要像一部电影,不能拘泥于历史本身,也要展开戏剧性的想象。在这些历史文献支持的断点之间还可能发生什么,这个是戏剧性想象的开始。”郑大圣说道。

他补充道,在黄建新的要求下,主创团队要做到大事不虚、小节不拘。“作为一个故事片,历史学家止步的地方,大概是我们戏剧性想象起步的地方。”

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艺术加工的关键在于人物。黄建新强调,会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左右情节发展的“戏剧性细节”,是主创团队特别下功夫的地方。

他以李达在阳台抽烟、王会悟上来送汤圆的情景为例:王会悟问李达在想什么,李达想起来当年烧日货时划的火柴,其实是日本制造的——烧日货却用日本的火柴,我们连火柴都没有,两人都落泪了。这样一个细节的强调,能够立刻体现出人物的悲哀,也能让观众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国家担当。

“这些细节都是为了支撑人物、支撑情感,最大的功能是支撑观众想象的空间。一旦观众展开想象,他会进行经验补充,所以他那个段落会产生超越表达之外的联想,这是电影的结构魅力,是我们下功夫的地方。”黄建新评价道。

 倪妮饰演王会悟。图片来源:《1921》剧照

对细节的注重,余曦也感同身受。他认为《1921》最有意思的挑战,是“在短时间内用很多很小的细节去四两拨千斤地讲述宏大的历史题材”。

在架构结构时,余曦采取了类型化的主线,其主要任务是召集全国各地代表到上海开会;同时,他也在主线上做出其他的辅线,将整个影片做成多线叙事结构,以此让事件丰富、立体起来。

另一个挑战来源于如何吊起观众的观影兴趣。“对观众来说,最后大家一定知道这个任务是成功的,所以怎么在观众已知结果的故事里营造悬念、压力和紧张感,是剧作完成的难点。”

对此,基于历史资料,余曦采用了类型化电影的手法。以共产国际两位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为例,资料中显示两位代表在上海的工作有“一明一暗”的分工。余曦表示,他们要躲开法租界的追捕,躲开欧洲各国势力,和谍战片的设定非常类似,“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发掘的点,所以做了一些比较类型化的创作。”由此,主旋律影片也有了谍战片的悬疑感。

人情味:历史人物的青年朝气

《1921》对细节的强调,也让影片中历史人物刻画更为真实、更接地气。

任宁指出,王会悟搬家时回头去拿的栀子花,其实是因为那个季节上海女孩儿经常会带一支栀子花在身上。“我们的革命女性不是只在革命的事业中,她也有自己非常日常化、生活化、人性化的一面,是一个真实的具有烟火气的人物。”

对于“展现出历史人物的人性化的一面”,在《1921》中饰演青年毛泽东的王仁君也深有体会。他表示,黄建新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在和他强调,在塑造伟人形象时千万要杜绝“概念化、程式化”,不要一开始在人物身上贴伟人标签,还是需要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一开始建新导演给我列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导演一直和我强调,就看1922年以前的,不要往后看,”王仁君一开始不太理解导演的意图,看完成片后感受到了导演良苦用心,“《1921》里面展现的人物形象就是一个满怀理想、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热血青年形象,不把他后面的人物特性带到前面来,要还原一代领袖青年人的形象。”

图片来源:《1921》剧照

真实的青年领袖形象的塑造,也正是主创团队与观众寻找的连接点之一。黄建新补充道,1921年一大代表平均年龄才28岁。而“这样一批年轻人只用了不到30年,改变了几千年国度的属性,这是多么大的力量。但是他们又是充满朝气的人。”

然而,青年的朝气往往会被抽象理解,难以寻找到具象化表达。为了还原青年人的气质,黄建新特别选择了年龄贴合的学生演员,用生命自身成长阶段的年龄感表达的历史人物的青春,让观众感到亲近。

“20岁的人,他们的眼神、他们的单纯是不一样的,因为还没有经历过社会各种复杂起伏的考验,所以他们的眼睛都是明亮清澈的。”在拍摄五四运动时,剧组最终在艺术院校找到了一批一、二年级大学生。

“一来就是不一样,从游行队伍走过来的时候,镜头推向他们眼睛的时候,就会让人真切感到,那就是青春。”黄建新说道。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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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历史学家止步的地方,是戏剧想象力的开始

《1921》是2021年的《1921》。

图片来源:上海国际电影节

2011年的《建党伟业》珠玉在前,2021年的《1921》如何再创辉煌?

6月16日,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主席论坛举行。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电影《1921》导演黄建新,联合导演郑大圣。制片人任宁,编剧余曦及主演王仁君围绕即将上映的主旋律新片《1921》,解析影片在真实历史中寻找故事性与人情味的创作过程。

真实感:历史背景的丰富性

论坛开始时,黄建新借用一位评论家所言来描述影片:“《1921》是2021年的《1921》”。他介绍,拍摄《建党伟业》使用了宏大叙事的方法,从武昌起义开始写,牵扯了无数历史和有象征性的历史人物。这就让重新来做建党的故事有些困难。

不过,十年间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变得非常详实,有很多新的资料出现。能在这些新的资料间寻找到什么,是主创团队想到的突破点之一。相比《建党伟业》,《1921》打开了国际背景。“我们翻开历史,绕不过去的是共产国际。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就有了世界性。共产国际的介入,日本、越南到上海来集结,就产生了很多并行的故事。这样可能对电影情节会有一个变化。”黄建新说道。

由于故事聚焦1921年一年内发生的故事,电影对人物的要求就会高得多。《建党伟业》中的人物是点状的,而《1921》中有贯穿人物,衔接整个故事。黄建新指出,一旦有了人物,电影就开始向故事片接近:“有了贯穿人物,就会有情感关系、爱情关系、工作关系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再一个情节里发生变化。”由此,在保证历史真实性的同时,《1921》也开始接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横断面看到历史背景的丰富性,”黄建新提到了细节对故事的助益,“我们老说历史很抽象,(但是)在上海展开不同层面的细节时,就衍生出了丰富性。”

黄轩饰演李达。图片来源:《1921》剧照

在还原历史细节上,郑大圣和任宁分享了更为详尽的创作故事。郑大圣表示,自己和余曦先读了一些一大当事人代表们的回忆录、日记和回忆文章,发现了特别有意思的瞬间:这里面不但描述了那年夏天那一周那几天内做了什么,而且还记录了很多当事人对彼此的描写,很多“有趣的、灵动的、活生生的当场印象被记录下来”。这些都能够帮助主创团队回到一百年前的历史现场。

让任宁印象深刻的,则是主创团队在布景上的努力。主创团队从2019年到一大会址原址做测绘工作,在影视基地一砖一瓦地将一大会址1:1复原了出来。复原的场景既帮助演员进入角色,又能增强观众对于时代的代入感。

黄建新透露,剧组不但在车墩影视基地复原了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新青年》会址、杂志社、陈独秀的家等场景也通过美术设计1:1复原,隔着一巷一巷把它们连起来。任宁还介绍,剧组还去上海很多百年前的老建筑里去拍摄了实景,大世界、外滩、生命科学院、长宁金融园等上海老建筑皆在其列,对电影历史真实质感的呈现非常有帮助。

故事性:历史断点中戏剧性想象

历史考证只是初步工作。郑大圣介绍,做完调查后,黄建新又在创作上提出了新要求。“这是一个故事片,必须要像一部电影,不能拘泥于历史本身,也要展开戏剧性的想象。在这些历史文献支持的断点之间还可能发生什么,这个是戏剧性想象的开始。”郑大圣说道。

他补充道,在黄建新的要求下,主创团队要做到大事不虚、小节不拘。“作为一个故事片,历史学家止步的地方,大概是我们戏剧性想象起步的地方。”

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艺术加工的关键在于人物。黄建新强调,会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左右情节发展的“戏剧性细节”,是主创团队特别下功夫的地方。

他以李达在阳台抽烟、王会悟上来送汤圆的情景为例:王会悟问李达在想什么,李达想起来当年烧日货时划的火柴,其实是日本制造的——烧日货却用日本的火柴,我们连火柴都没有,两人都落泪了。这样一个细节的强调,能够立刻体现出人物的悲哀,也能让观众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国家担当。

“这些细节都是为了支撑人物、支撑情感,最大的功能是支撑观众想象的空间。一旦观众展开想象,他会进行经验补充,所以他那个段落会产生超越表达之外的联想,这是电影的结构魅力,是我们下功夫的地方。”黄建新评价道。

 倪妮饰演王会悟。图片来源:《1921》剧照

对细节的注重,余曦也感同身受。他认为《1921》最有意思的挑战,是“在短时间内用很多很小的细节去四两拨千斤地讲述宏大的历史题材”。

在架构结构时,余曦采取了类型化的主线,其主要任务是召集全国各地代表到上海开会;同时,他也在主线上做出其他的辅线,将整个影片做成多线叙事结构,以此让事件丰富、立体起来。

另一个挑战来源于如何吊起观众的观影兴趣。“对观众来说,最后大家一定知道这个任务是成功的,所以怎么在观众已知结果的故事里营造悬念、压力和紧张感,是剧作完成的难点。”

对此,基于历史资料,余曦采用了类型化电影的手法。以共产国际两位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为例,资料中显示两位代表在上海的工作有“一明一暗”的分工。余曦表示,他们要躲开法租界的追捕,躲开欧洲各国势力,和谍战片的设定非常类似,“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发掘的点,所以做了一些比较类型化的创作。”由此,主旋律影片也有了谍战片的悬疑感。

人情味:历史人物的青年朝气

《1921》对细节的强调,也让影片中历史人物刻画更为真实、更接地气。

任宁指出,王会悟搬家时回头去拿的栀子花,其实是因为那个季节上海女孩儿经常会带一支栀子花在身上。“我们的革命女性不是只在革命的事业中,她也有自己非常日常化、生活化、人性化的一面,是一个真实的具有烟火气的人物。”

对于“展现出历史人物的人性化的一面”,在《1921》中饰演青年毛泽东的王仁君也深有体会。他表示,黄建新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在和他强调,在塑造伟人形象时千万要杜绝“概念化、程式化”,不要一开始在人物身上贴伟人标签,还是需要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一开始建新导演给我列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导演一直和我强调,就看1922年以前的,不要往后看,”王仁君一开始不太理解导演的意图,看完成片后感受到了导演良苦用心,“《1921》里面展现的人物形象就是一个满怀理想、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热血青年形象,不把他后面的人物特性带到前面来,要还原一代领袖青年人的形象。”

图片来源:《1921》剧照

真实的青年领袖形象的塑造,也正是主创团队与观众寻找的连接点之一。黄建新补充道,1921年一大代表平均年龄才28岁。而“这样一批年轻人只用了不到30年,改变了几千年国度的属性,这是多么大的力量。但是他们又是充满朝气的人。”

然而,青年的朝气往往会被抽象理解,难以寻找到具象化表达。为了还原青年人的气质,黄建新特别选择了年龄贴合的学生演员,用生命自身成长阶段的年龄感表达的历史人物的青春,让观众感到亲近。

“20岁的人,他们的眼神、他们的单纯是不一样的,因为还没有经历过社会各种复杂起伏的考验,所以他们的眼睛都是明亮清澈的。”在拍摄五四运动时,剧组最终在艺术院校找到了一批一、二年级大学生。

“一来就是不一样,从游行队伍走过来的时候,镜头推向他们眼睛的时候,就会让人真切感到,那就是青春。”黄建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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