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原来冠军被我内定”

“……”

2017年，随着《中国有嘻哈》的热播，这些耳熟能详的RAP歌词及节目流行语点燃了整个夏天。节目的爆火，让国内HIP-POP文化成功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嘻哈元年”。

彼时，深耕嘻哈文化领域多年的普普文化创始人董卓勤表示“这个风口至少还会持续 5 年。”

转眼第五年即将到来，国内嘻哈市场规模逐渐扩大的同时，普普文化于3月2向美国证监会(SEC)递交了招股书，并于6月30日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敲钟上市，股票代码为“CPOP”，成为“中国嘻哈第一股”。本次IPO共发行A类普通股62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6美元，募资总额为3700万美元。

从上市后的股价表现看，嘻哈市场潜力确实被看好。上市首日，股价最高涨幅超460%，盘中七次触发熔断。截至7月6日，除美国独立日休市外，普普文化上市三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790%。

从业务构成上看，普普文化主要负责承办嘻哈相关活动、媒体发布，提供品牌管理等公共关系服务。在对外通稿中，普普文化多次提到公司会打造街舞赛事、嘻哈音乐节、嘻哈剧综等内容矩阵，且旗下运营了多个知名IP，如“CBC中国街舞冠军赛”、潮圣嗨趴、嘻哈大师等等。试图打造嘻哈文化社群与内容IP为核心的嘻哈文化垂直生态圈。

据证券日报之声，一位传媒行业券商分析师认为，普普文化之所以会受到美国的欢迎，是因为在美国投资人眼中，嘻哈商业化在中国有很大的前景。“中国音乐市场庞大，普普文化被寄予厚望是正常现象。”

但实际上，这已经是普普文化第二次上市了。此次登陆美国前，普普文化曾于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然后于2019年摘牌。上一次的摘牌，就和普普文化相对单一的收入模式有关。

在海外上市后，普普文化能给中国嘻哈市场带来新变量吗？

普普文化的转机与困境

普普文化的创始人黄卓勤，从学生时代起，就非常热爱嘻哈文化。

2002年，黄卓勤还是福建泉州华侨大学的学生，与同校的五位朋友一起创立了“精舞门”组合。当时国内HIP-POP文化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舞队的舞蹈风格也比较混杂，有包括Popping、Locking、Hip-Hop以及Breaking在内的多种风格，表演以齐舞为主。

后来“精舞门”参加了一些节目录制，以及国内不少大型街舞比赛获得了高名次，从而逐渐出名，发展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福建队伍，目前已是国内知名的职业b-boy团体。

毕业后，黄卓勤搭建过嘻哈网站，又陆续在可口可乐、动感地带等知名企业就职，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直至2007年，黄卓勤成立普普文化。

在最初成立的几年里，因为嘻哈文化在国内没有植根的土壤，导致公司的生存相对艰难。

黄卓勤曾在采访中提到，早期嘻哈文化方面在公司中的收入占比一直较低。为了公司的正常运转，普普文化将业务的重心，更多放在为快消品企业提供公关服务。

以普普文化2015年的营收为例，公司一年的总营收为 1819 万元，其中公关服务收入占比为 98%。虽然对比 2014 年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78%，但黄卓勤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业务方向与公司“以嘻哈文化为核心”的观念产生了一定差距，“总觉得跟公司的调子不太一样。”

在2016 年，普普文化通过主办嘻哈活动，获得了392万元的营收，较之前大幅提高。同年 9 月22日，普普文化正式在新三板挂牌，代码为839170.NQ，成为了国内首家且唯一的嘻哈上市公司。

2017年6月《中国有嘻哈》播出，节目从播出到收官共三个月，播放量达到了26.8亿。成功让嘻哈文化从地下走到地上，彻底点燃了内地的嘻哈市场。

嘻哈文化的热潮，给普普文化带来了最直接的影响，是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在《中国有嘻哈》开播的同月，普普文化获得了上市以来的首次定增，华睿投资、青瓦资本以及艺人胡海泉，共计投入667万元人民币。其中胡海泉以每股9.2元的价格，认购了25万股，共计230万元，成为普普文化的第五大股东。

普普文化是胡海泉在新三板中投资的第三家公司。在成为公司股东后，普普文化还获得了“羽泉20周年演唱会”的主办权。在公司官网的最新信息中，他也是该公司制作团队的核心人员。

根据 2017 年普普文化的年报，公司营收共计 4639 万元，同比增长83.45%。其中，普普文化举办了多项赛事活动，联合主办了“2017 首届平潭蓝国际沙滩啤酒节”和“Quan 是爱”群星演唱会等多场活动。全年的活动营收达 1092 万元，同比增长了232%。

普普文化嘻哈赛事、活动的举办数量增加，也代表着公司的嘻哈相关业务走上正轨。

同年接受采访时，黄卓勤兴奋地表示，自己对嘻哈产业的未来相当看好，而普普文化“责任重、道路远。”

看起来公司的发展一切向好，但在2019年，普普文化突然选择从新三板摘牌。摘牌原因是“为配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长期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提高公司竞争力，提高决策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但实际上，从普普文化2018年的财报来看，收入单一和现金流问题，也许才是公司摘牌的主要原因。

根据普普文化 2018 年半年报，公司实现营收 2171 万元，同比增长 51%。其中，公共服务收入占比 84%，而活动主办业务收入则归零。另外，半年报中也指出“公司的业务相对单一，当公司服务能力下降时，有可能被其他公司取代。”

因此2018年4月，普普文化分别向厦门银行和渣打银行申请借款50万元、146万元。6月，普普文化进行了第二轮定增，投资方为中青集团。

现金流相对紧张，公司业务又面临被替代的可能，此时摘牌再寻求进入二级市场的机会，确实是普普文化较好的迂回路线。

在美国上市，就能实现嘻哈商业化吗？

嘻哈文化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最早在纽约市北部的非裔和拉丁裔青年之中兴起，属于一种贫民区的街头文化，其中主要包含了HIP-POP、街舞、DJ、涂鸦四种文化形式。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嘻哈文化才进入中国大陆，并且一直发展缓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嘻哈都属于underground的小众文化。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Frost＆Sullivan）报告，从2014年至2019年的五年时间，国内的嘻哈文化市场收入45亿元人民币增至142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25.6％。

而在美国，嘻哈文化早已成为主流的文化消费之一。根据尼尔森音乐，嘻哈产业占全美任意消费行为的25%。在流媒体音乐销量中，嘻哈类型占比约三分之一，是最主流的音乐类型。

基于此，再看普普文化选择重新在美国上市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招股书显示，从公司业务划分上，普普文化2019年和2020年财年中，总收入分别为1900万美元和1570万美元。在2020年2月—5月，根据国家防疫规定，普普文化暂定了所有活动，直至6月才逐步恢复，直接影响了普普文化的收入，这一点也反映在了财报数据当中。其中，活动策划与执行的收入大幅下滑，从前年的52%降至35%。

疫情的冲击，导致普普文化的收入下滑严重。也许是为弥补线下活动受限后带来的损失，普普文化从2020年3月起，开发和运营了嘻哈音乐相关的线上程序。

从招股书可知，普普文化对于客户的依赖度也相对较高，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导致客户的流失，比如2019年普普文化的最大客户恒安纸业，2020年就并未继续合作。而2020年的三大客户，则是广州太极广告有限公司、福建迈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及厦门多创意互动有限公司，这三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36%。

国内的多家流媒体平台都在进行嘻哈节目的打造，并希望以此撬动产业，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公司，也在加速进入嘻哈在内的线下演出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客户很可能选择其他服务商。

普普文化表示“如果我们无法维持现有客户或获得新客户，我们发展业务的能力将受到限制。我们可能会将现有业务输给竞争对手，或者赢得的是利润较低的业务，以及可能会降低服务费”。

但不可否认的是，垂直于嘻哈文化的普普文化，依然是国内嘻哈市场的重要力量。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19年普普文化已是中国嘻哈文化产业、街舞市场行业中，收入排名第二的公司。但即便如此，普普文化还是急需改进自身的业务结构，增加抗风险的能力，找到新出路。

肉眼可见2017年嘻哈文化走入地上后，市场的发展并不顺利。嘻哈艺人频频“翻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类艺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由嘻哈文化衍生出的说唱节目、潮流节目越来越多，也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节目声量远不及2017年、2018年。

虽然，嘻哈文化确实催化了不少如livehouse、音乐节和潮牌等极好的消费场景，但想要这些场景充分变现，形成更大的市场规模和体量，还是需要先给国内发展并不长久的嘻哈文化一些时间，来向着成为主流文化的方向前进。

恐怕普普文化在美国上市后，才真正如黄卓勤所说“责任重、道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