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瞭望东方周刊》早前报道，全国至少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莆田人创办的；莆田秀屿区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1万家，资产总数达360亿元，年营业额3050亿元，员工总数63万人；在外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00家，资产总数25亿元，年营业额50亿元，员工总数5万人。也就是说，从莆田走出来的「企业家们」所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超过了中国中西部个别省的生产总值。

因为“魏则西”，莆田系这一次被全面起底呈现于公众的视野下。这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民营医疗团体为了利润无视生命不择手段的发指做法，虚假广告、过度治疗、欺诈……而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诸多公立医院出于营利目的，将部分科室甚至整个医院对外承包，使得莆田系得以渗入。

这一切皆被赤裸裸的逐利欲望驱使。医疗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产品具有公益性，关系到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医院若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则生命将退居其次甚至因此被漠视。魏则西事件背后，对搜索公司的道德谴责、对莆田体系的控诉、对医改的市场化反思之外，医疗产业的非营利性界定也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对非营利的特征有一个清楚认识。非营利和营利的主要区别在于非营利并不是没有盈利，而在于不能由任何个人来私分盈利，只能将盈利用于机构本身的发展或其他非营利性目的，如科研、免费医疗等。同时非营利机构享有免税的优惠待遇。营利则由于投资者可以分配和占有利润，所以其动力在于利润最大化。非营利则更注重社会效益，而非个人利益。

先来简单看看其他国家的示例——

美国走市场化道路，民营医院是其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但民营医院也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院（政府医院本身就是非营利性质）。2005年，营利性医院仅占全美医院的15%，绝大部分都是非营利性质。

再看日本，其医院医疗服务同样主要由私立非营利性医院承担。2013年日本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举办的医院仅占15%，其余的医院均为私立非营利性医院。与美国不一样，日本不允许私立营利性医院开业。私立非营利性医院被认为是日本公共医疗的一部分，接受政府的各种津贴补助，也在公共医保资金的支付范围之内。

那非营利性医疗在中国到底可不可能实现，是否有前途？以下内容出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2014年发表在他博客上的一篇文章，今日读来，仍会给人许多启发。

《非营利医疗背后的利己动机》

——蔡江南

我们需要对非营利的特征有一个清楚认识，非营利并不是没有盈利，而在于不能由任何个人来私分盈利，只能将盈利用于机构本身的发展。同时非营利机构享有免税的优惠待遇。在这样的制度规定下，除了宗教和慈善的动力外，为什么还会有人有兴趣开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首先，企业有市场品牌营销和做广告的需要，而开办一个非营利医疗机构是一个有形、持续、影响很大的广告和品牌营销手段，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最好显示。其次，非营利机构享受的免税待遇提供了一个很强的经济激励，使得投资人得到双重收益：在初始投资的资金上享受了免税待遇，在获得的利润上又享受了免税待遇。这样使得企业的“慈善”成本大大降低。最后，大型企业集团从产业链角度考虑，尽管在医院本身无法获得利润，但在有关的上下产业链中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例如，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希望附近有医院，由此提高房产项目的价格。

因此，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仍然会有企业对投资非营利性医院感兴趣。 台湾的经验提供了很好的说明。几十年前台湾的情况与我们目前相似，公立医院把持天下。王永庆的台塑集团首先开办了非营利医院，逐步打破了原来的格局，推进了台湾医疗行业的多元化办医。尽管台湾一直不允许举办营利性医院，目前的民办医院已经超过了公立医院。美国尽管是一个市场化倾向严重的医疗卫生体制，但是非营利医院仍然占了半数以上，而营利性医院和公立医院只各占少数。

非营利医疗的社会属性

尽管目前我国的公立医院占了医院总数的55%，但是却占了整个医院床位数和医疗服务量的近90%。但这些所谓的公立医院与严格意义上的公立医院已经不是一回事。我国的公立医院平均90%的收入来自于病人和医疗保险，只有10%的收入来自政府投入，这样一种收入结构与国外的非公立医院没有区别。真正的公立医院，其收入应当主要来自于政府投入，而向病人提供低价，甚至免费服务。真正的公立医院首先应当是那些市场和社会无法办的和没有兴趣办的医院，例如精神病医院、传染病医院、贫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院。

我们应当让市场来办营利性医院，让社会来办非营利性医院，让政府来投入公立医院，实行管办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因此，政府的责任在于承担市场和社会所无法承担的任务，而将有利可图的事情交给市场，将能够自负盈亏的事情交给社会。这样一来，真正的公立医院数量并不需要许多，但要货真价实。半数的医院可以是非营利性的，而营利性医院也不应成为多数。

非营利性机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产，资金可以来自多方，包括个人捐款、企业投入、和政府投入，投入的多元化使组织的性质具有多元化。同时由于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将利润占为己有，这些投入的资金和扩大的资金便成为一种社会性资产，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非营利医疗并非遥不可及

大家自然会问：从我国目前的现状如何走到一个理想状态，似乎这条道路是一个柏拉图的幻想，目标遥不可及。我们应当认识到：由于我国目前的公立医院从其经济运营的本质来看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机构，已经具备了非营利机构的经济属性，因此我们目前的公立医院离开非营利医院的距离并不遥远。为了将一部分现有的公立医院办得名副其实，我们需要加大政府投入，降低那些社会弱势群体病人的经济负担。而为了将一部分现有的公立医院办成真正的非营利医院，我们需要政府放权，将人财物的权利，特别是人事管理的自主权交还给医院。由医院的理事会任命院长，由医院的管理层决定使用人员的数量、结构和收入分配。同时，还需要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由医疗支付方和医疗服务供给方，加上政府和其他第三方力量一起组成价格协商谈判机制。

因此，将我们现有的公立医院改造成非营利性医院，根本途径在于政府放权，将权利交还给医院，交还给社会。政府放权对于掌握权力的政府行政部门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利益革命，正如李克强总理说的那样，这比灵魂革命更加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我国发展非营利医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需要政府下大的决心，具有壮士断臂般的决心和勇气。

同时，让社会来举办非营利医院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轻。恰恰相反，政府的责任和挑战更加艰巨。由于对非营利机构的成本需要强有力的监管，避免将本来应有的利润化为成本，从而达到变相的利润转移，因此政府监管的责任更加重大。台湾医院转型的经验告诉我们，转型并非遥不可及，而且转型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是一件有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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