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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继续配合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但反对溯源工作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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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继续配合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但反对溯源工作政治化

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是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界面健康

7月22日,国新办举行新冠病毒溯源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工作,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了世卫组织召集的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2020年7月,中国专家和世卫组织先遣来华专家共同商定制定了工作任务书(TOR),此后,中国按照TOR来开展溯源相关研究工作。

今年年初,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全球研究中国部分的工作。世卫专家的研究单位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9家单位;会见了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居民、康复的患者等等。

经研究,专家组得出的结论为,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的与新冠病毒关系最密切的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所采集的蝙蝠标本中的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序列最近的是RaTG-13,有96.2%的同源性,从序列来看是和新冠病毒同源性最高。但是这些病毒仍然不足以证明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

结合临床流行病学、动物和环境检测等各个方面的研究结果,联合专家组最终确定了病毒出现途径的几种可能性。

  1. 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可能到比较可能”,也就是从动物宿主直接溢出到人是“可能到比较可能”。
  2. 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俗讲就是病毒自然宿主是某种动物,动物通过中间宿主再过渡到人身上,这个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
  3. 通过冷链传入,在去年各地的一些散发疫情中陆续发现了冷链传播有可能引入病毒,所以认为是可能的。
  4. 实验室引入被认为是“极不可能”。

而上周,世卫组织提出针对中国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调查包括对武汉海鲜市场的研究,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审计。曾益新对此表示,在这个计划里面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是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首先,关于武汉病毒所的一些谣言,如三个职工染病、武汉病毒所开展新冠病毒的功能增益实验(Gain of function实验)都是早期便澄清过的谣言。

其次,武汉P4实验室作为生物安全等级、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在2018年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病原泄露和人员感染事故。武汉病毒所也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

另外,此前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一部分序列跟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为人造病毒,并写成论文。但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面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上述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作者主动撤稿。

后来更多的专家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病毒人工改造一定会留有痕迹,而新冠病毒没有这个痕迹,所以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补充说到,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在2021年7月5日,24名国际知名专家再次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

7月7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多名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因此,曾益新表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并且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应该以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

关于下一阶段的溯源工作,曾益新介绍到。一方面,对于中国部分报告中明确需要补充完善的任务,即上一次的遗留任务需要持续地开展并且及时向世卫组织反馈。

另一方面,中国部分的溯源报告为下一步全球框架下多国多地共同开展溯源研究指明了方向,中国也应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病毒溯源问题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牵扯到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同时也是世界难题。诸如艾滋病、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禽流感等疾病溯源工作,后来被证实为溯源非常艰难,有一些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曾益新在会议上表示。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王辰在会议上表示,病毒溯源工作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

传染病是有三个重要环节,第一个是传染源在哪里;第二个是传播途径如何;第三个是传给谁,谁能被感染上,也就是所谓的易感者。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人类认识传染病三个重要的科学环节和科学要素,而溯源问题是跟传染源有关系的,也是跟传播途径有关系的。

因此,把溯源问题搞清楚就可以回答这个传染病病原是从哪里来,既对本次传染病的发生有重要价值,也对未来防控其他传染病有重要借鉴意义。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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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继续配合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但反对溯源工作政治化

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是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界面健康

7月22日,国新办举行新冠病毒溯源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工作,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了世卫组织召集的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2020年7月,中国专家和世卫组织先遣来华专家共同商定制定了工作任务书(TOR),此后,中国按照TOR来开展溯源相关研究工作。

今年年初,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全球研究中国部分的工作。世卫专家的研究单位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9家单位;会见了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居民、康复的患者等等。

经研究,专家组得出的结论为,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的与新冠病毒关系最密切的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所采集的蝙蝠标本中的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序列最近的是RaTG-13,有96.2%的同源性,从序列来看是和新冠病毒同源性最高。但是这些病毒仍然不足以证明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

结合临床流行病学、动物和环境检测等各个方面的研究结果,联合专家组最终确定了病毒出现途径的几种可能性。

  1. 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可能到比较可能”,也就是从动物宿主直接溢出到人是“可能到比较可能”。
  2. 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俗讲就是病毒自然宿主是某种动物,动物通过中间宿主再过渡到人身上,这个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
  3. 通过冷链传入,在去年各地的一些散发疫情中陆续发现了冷链传播有可能引入病毒,所以认为是可能的。
  4. 实验室引入被认为是“极不可能”。

而上周,世卫组织提出针对中国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调查包括对武汉海鲜市场的研究,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审计。曾益新对此表示,在这个计划里面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是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首先,关于武汉病毒所的一些谣言,如三个职工染病、武汉病毒所开展新冠病毒的功能增益实验(Gain of function实验)都是早期便澄清过的谣言。

其次,武汉P4实验室作为生物安全等级、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在2018年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病原泄露和人员感染事故。武汉病毒所也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

另外,此前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一部分序列跟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为人造病毒,并写成论文。但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面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上述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作者主动撤稿。

后来更多的专家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病毒人工改造一定会留有痕迹,而新冠病毒没有这个痕迹,所以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补充说到,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在2021年7月5日,24名国际知名专家再次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

7月7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多名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因此,曾益新表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并且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应该以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

关于下一阶段的溯源工作,曾益新介绍到。一方面,对于中国部分报告中明确需要补充完善的任务,即上一次的遗留任务需要持续地开展并且及时向世卫组织反馈。

另一方面,中国部分的溯源报告为下一步全球框架下多国多地共同开展溯源研究指明了方向,中国也应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病毒溯源问题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牵扯到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同时也是世界难题。诸如艾滋病、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禽流感等疾病溯源工作,后来被证实为溯源非常艰难,有一些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曾益新在会议上表示。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王辰在会议上表示,病毒溯源工作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

传染病是有三个重要环节,第一个是传染源在哪里;第二个是传播途径如何;第三个是传给谁,谁能被感染上,也就是所谓的易感者。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人类认识传染病三个重要的科学环节和科学要素,而溯源问题是跟传染源有关系的,也是跟传播途径有关系的。

因此,把溯源问题搞清楚就可以回答这个传染病病原是从哪里来,既对本次传染病的发生有重要价值,也对未来防控其他传染病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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