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让龙泉寺红遍网络的是贤二机器僧。
这个刚刚问世的小机器人身穿黄色僧袍，不仅能明白简单的指令，还会跟人对话卖萌，十分惹人喜爱。了解龙泉寺的人不难发现，它的造型来自于该寺经典的漫画人物——贤二小和尚。
贤二的形象最早出现在龙泉寺方丈学诚法师的微博上。贤书法师是寺里负责绘制漫画的动漫中心第一任执事法师（即负责人），也是贤二形象的创造者。据他介绍，学诚法师开通微博后不久，就注意到“光上一句话不够生动”，要求他们创作一些漫画，以小和尚与师父的对话为主，讲述一个小故事，最终导向一个人生或佛学道理。这个小和尚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贤二。
学诚法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贤二系列漫画的内容，既有寺院生活的写照，也有一定的艺术想象和加工。“其中师父的开示，基本都取材于我平时对弟子的一些随机言教，以及在微博上与网友的互动问答。”
最初，动漫中心在贤书法师的带领下，用毛笔画，一幅漫画讲一个故事。后来，发展为四格漫画，四幅漫画讲一个故事。贤二渐渐有了影响后，动漫中心又以它为原型，制作出二维动画、3D动画、面人动画、定格动画……一直演变到今天的机器僧！据说，贤二只是第一代机器僧，第二代的研发已经在筹备之中，会更加智能化。
关于整个制作过程，学诚法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龙泉寺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投入巨资。“比如拍摄面人动画片《出家》，舞台道具基本上用的都是寺里废旧的建筑材料和天然草木，几斤面粉作为人物材质，几根铁丝拧成人物骨架，拍摄工具仅有一架单反相机。”
龙泉寺，有极客
龙泉寺最早在网络上引起网友的热议还是在5年前。2011年，寺庙信息中心负责人贤信法师参加了全球最大中文IT社区CSDN举办的移动者开发大会。出席会议的大多是写代码的程序员。当穿着一袭僧袍的贤信法师出现在会场，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瞩目——难道和尚也会写代码？
CSDN创始人蒋涛对这一幕记忆犹新。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很诧异，特意安排人前去询问，才发现人家真不是走错了场，确确实实是来参会的。”面对大家疑惑的眼光，贤信法师也多少有些不自在，他后来在自己的心得中写道，这次会议后每次再参加类似的活动，进入会场前，都会在心里提醒自己：一会儿又要经受无数异样目光的洗礼了！
事实上，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的贤信法师在出家前，就是一名正儿八经的程序员。2009年到龙泉寺后，他发现寺里有700多间客房，每逢法会，居士“挂单”（即借宿），办理入住手续非常麻烦。于是，他就利用自己的特长，用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开发出一套挂单程序。
初战告捷让贤信法师有了更大胆的想法。他希望开发出一个系统的数据库，把师父的开示、文章和寺内各种文档都管理起来。不过，这是个庞大的计划，仅靠他一个人远远不行。于是，在方丈的支持下，他开始招募义工，组建团队。这就是今天名声在外的龙泉寺信息中心的雏形。
建议他下山参加移动者开发大会的，正是他所招募的义工。没想到，此后“龙泉寺，有极客”的说法便在网络上越传越广，越传越玄。其中一个最玄乎的段子是：几年前“微信之父”张小龙到龙泉寺西厢房小住，对几个技术问题苦思不得其解，一气之下把资料撕得粉碎。正好一位扫地的僧人路过，便把碎纸屑捡起来重新粘好，并在上面写了几行字，还给张小龙。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微信。
不过，据贤信法师透露，与技术有关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由招募的义工完成，僧人的主要精力仍是修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学计算机专业那会儿是十多年前，学得很简单，哪有什么科研实力？”不过，这并不妨碍龙泉寺对高科技的利用。
眼下，高科技已经渗透到寺庙的每个角落。僧人校勘藏经用的是专门开发的插件程序；居士到寺院图书馆借书，可以办理电子借阅卡；进入一些重要区域需要通过指纹识别——门禁竟然采用了指纹识别系统。
龙泉寺对科技的大量应用得益于方丈学诚法师的倡导。他认为，科技的影响无孔不入，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的基本教义需要对现代科技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做出正面的、积极的回应，才能更好地体现佛教的价值。
在他的倡导下，寺院还参与一些科研项目，如《基于文本数据挖掘的梵文分词研究》、《大数据时代的佛家信息管理》、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创建的虚拟世界《全景龙泉寺》APP等。从事这些工作需要较深的古文功底或专业技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僧人团队。
学霸寺院
事实上，龙泉寺的僧人在网络上的名气一点也不亚于贤二。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当属贤宇法师。
贤宇法师俗名柳智宇，出家前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他曾获第47届国际数学奥赛金牌，遁入空门前刚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全额奖学金。2010年他在龙泉寺皈依佛教，曾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目前，贤宇法师在负责校律工作，主要是整理编校一些佛教典籍。
除了贤宇法师外，龙泉寺还有不少僧人也出自北大清华等名校。比如负责寺庙文化部的贤启法师（清华大学核能和热能物理博士）、监院禅兴法师（清华大学流体力学博士）、贤庆法师（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贤威法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贤兆法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等。因此，龙泉寺也被网友戏称为“学霸寺院”“清华北大分校”“史上最强科研实力寺庙”。
这些高知僧人在龙泉寺也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龙泉寺的硬件建设，从设计到施工、监理、维护，都有僧团法师全程参与。具有专业背景的法师将寺院的传统景观与现代功能巧妙结合起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都融入了科技的便捷、佛法的智慧和人文的关怀。一位法师还运用空气动力学及生物学原理，为寺院设计出废污水净化回收再利用系统，并用于有机菜地的灌溉。
学诚法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趋于知识化和专业化，一个现代化寺院的正常运转、各项弘法事业的顺利开展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从寺庙的建筑设计、藏经的整理研究，到网站、微信等弘法平台的维护和管理，都要相关的专业人才。
龙泉寺能够聚集这么多高学历的人，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龙泉寺本是北京海淀郊区一座破败的辽代寺庙，2005年在学诚法师的主持下重新恢复为佛教道场。虽然地处郊区，但它离市区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还有一路公交车至此。
这个距离可谓恰到好处：既可以出世清修，又便于入世度人。平时可以形成独立于尘世的清净气场，每个周末从城里来的学修者也很容易到达。龙泉寺所处的海淀区是北京市高校、科研院所最密集的区域，集中了不下百万的高学历人才。但近50年来，这个地区一直没有一座正式的佛教活动场所，直到龙泉寺的复建。
一名在龙泉寺出家的北大毕业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确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因素，出家前，他和一些对佛法感兴趣的同学就经常来寺里交流，“假如（龙泉寺）离我学校很远，那我可能就不会来这里，也不会在龙泉寺出家。”
在这些高材生的命运转变中，被称为龙泉寺精神领袖的学诚法师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很多人都是在他的感召下，成了“高才僧”。
龙泉寺定期会到附近的高校举办类似“心文化之旅”的活动，邀请大学生到寺里参加共修活动，体验出家人的生活。上殿、过堂、诵经、听开示、寺院巡礼，在这些年轻人看来，每一件都充满着新鲜感和神秘感。活动中，学诚法师也会与这些青年才俊座谈，回答他们的提问。
中国佛教文化网的一篇报道说，2007年1月1日，北京大学近百名同学参访了北京龙泉寺，寺庙常住热情接待了他们，学诚法师还应邀回答了同学们的一些疑问，对话场面热烈，气氛活跃。
一位弟弟刚刚去世的同学问：“人死了，真的有灵魂存在么？为什么我会一直感觉我弟弟还在眷恋着我们家呢？”法师答：“人过世了，也许会去更好的地方，也许会去更差的地方，这由他的业力决定。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看自己怎样很好地对待。世间上本来就有顺境与逆境，有悲欢离合，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无常。人的生命，周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要想开一点，否则你自己会很难受。”
有同学问：“出家会给家人带来失去亲人的痛苦。您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看呢？”法师答：“出家就是要割爱辞亲，跟参军一样，当兵也是要离开家啊！当法师也不是不能回家，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你自己要想办法去克制这种情绪。即便不出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天天都在父母身边，你现在不就出门在外吗？”
对于高学历人才出家，不少人认为是一种浪费。学诚法师不这么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际上，寺院清净祥和的环境，可以让高素质人才远离浮躁的心情和动荡的生活，更有利于他们发挥才能、提升生命，达到在其他领域不容易取得的成就。”
在他的感召下，如今龙泉寺的僧团已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现在的一百余人。与其他寺庙相比，这里的僧人年轻、有学识，待人彬彬有礼，颠覆了人们过去对寺庙古旧、保守、衰败的印象。
不过，在这里出家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依戒摄僧
贤伟法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龙泉寺实行人才的“梯次培养”，无论一个人在俗世学历多么高、成就多么大，想到龙泉寺出家，都要按照另一套标准接受考察。
考察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首先以义工身份上山常住；然后申请出家者组班，成为准净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其中的合格者得以与僧团共住，成为净人；再按照出家人的日常作息接受一段时间的锻炼，其中的合格者得以剃度出家，成为沙弥；待因缘合适时，沙弥受具足戒，成为比丘。至此，才算真正出家。
而考察的方式很简单——劳动。“劳动，磨炼人的意志、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只有意志坚定又能吃苦的人，出家的路才能走得长远。”学诚法师解释说。
在他看来，特别是在如今这样一个物质丰富、生活安逸的时代，很多人都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上山以后，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品性慢慢得到补充和完善，也能为未来的出家生活积累很多福报。”
事实上，龙泉寺僧人并非外界传说的那样“手机不离身、拿着平板电脑念经”。相反，他们在这里遵循着最传统、最严格的清规戒律：每天凌晨3：55准时打板起床；一日三餐前集体诵经，用餐时碗筷不能出声，嘴巴不能出声，更不能交头接耳；晚上9点30分熄灯睡觉，都是雷打不动的规矩。
除了这些严格的作息时间外，为保证清修，寺庙还做出规定：用电脑、上网要申请；除少数执事法师外，僧众不允许拥有手机；外出要有人陪同；不发单资（工资），所有供养全部归公，日常所需统一由寺院供给。
在龙泉寺，每个僧人都要参加清修，寺里有一套完整的学修体系。早餐后，僧人们便到教学大楼里上课，每班大约十几人，由一位比丘级的僧人作为班导（班主任）。
学诚法师清楚，必须要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依戒摄僧，学修体系才能正常运作。他参照传统戒律制度和现代管理经验，总结出一套戒别与行政相结合又互不干扰的管理办法。
依据这套办法，僧人们在内部清修时，按照受戒程度从高到底分比丘、沙弥和净人三个层次，同一个层次里根据受戒的先后排序。上殿、过堂、诵经、布萨等宗教活动的位次，都要遵守这个次序。下座对上座要恭敬、学习；上座则对下座要关心、引导。
而在对外弘法时，僧众按照行政职务的高低分为书记法师（寺院事务管理小组成员，方丈不在时，轮流代行住持之责）、执事法师（各部门负责人）和清众。在做事时，下位服从上位，接受上位的教导和劝诫；上位则要以身作则，照顾帮助下位的成长和提升，不可有当官的心态。
“只有僧团的每个成员安立好自己的角色，恪尽职守，一个僧团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学诚法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9年10月，龙泉寺根据对外弘法的需要，成立了5个部门，分别是工程部（负责寺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部（负责寺院各类图书、音像制品的编辑、设计、制作和出版）、慈善部（传播慈善文化）、弘宣部（负责龙泉之声传统文化网和学诚法师的博客、微博）和教化部（负责组织各种法会和学修活动）。后来，随着业务的发展，又增设了翻译中心、信息中心、动漫中心等部门。
每个大部门下，还设有多个分支机构，比如教化部下有法会处、学修处、研修处等。通常，每个部门由一位执事法师领导，成员则是规模庞大的义工。“义工”这个词并不是佛教词汇，佛教的正式叫法是“护法居士”，但是如今义工的含义容易为公众理解，所以寺院也欣然接受。
义工绝大多数是已经皈依的佛教徒，分全职和兼职两种。全职义工常年住在山上，在寺里吃住，不领报酬，每个部门一般有几十人；兼职义工一般在周末或节假日到寺里工作，时间灵活，人数因此多得多，光翻译中心就有500多人。
庞大而多元化的义工队伍，使得龙泉寺的内部职能极为全面和细致。龙泉寺在资料保存方面做的工作几乎可以与档案馆相媲美。这些资料种类齐全，涵盖了寺院发展历史、各部门发展历史、各种法会的视频以及学诚法师的开示等各个方面。
这是一套完全脱胎于现代社会的管理体系。不过，它也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比如在管理中，僧俗就有明显的界限。
比如，居士不能插手寺院管理，须听从部门执事法师的指导，遵守“坚持随众，服从管理，不说是非”的规约。
在寺庙内，居士看到法师，都会退让合十，恭敬有加，即便对方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在龙泉寺上万居士中，不乏寺内僧人的父母。比如贤山法师的双亲，三年前跟随儿子上山，成为居士，在寺里常住至今。
僧团和居士的活动场所，也有明确的划分。整个寺庙，以熬狱沟为界，北岸是僧团学修的场所，南岸则是居士居住和活动的区域。
开门办寺
僧俗虽然有别，但在学诚法师看来，二众又不可分离，“僧俗配合弘扬佛法，这个体系的形成非常关键。有了这个体系，才能够真正凝聚起强大的共业，将佛法事业做得深入、广大。”
他常常告诫弟子：“虽然僧团的提升是最必要的第一步，但也不可能等到学好了再去弘法，要边做边学、教学相长。”在他的引导下，龙泉寺开始对外举办各种法会，广泛接引信众。
如今每逢重要的日子，龙泉寺都要举办法会。春节举办主诵《华严经》的“华严法会”；清明举办“清明祭祖报恩法会”；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圣诞日举办“浴佛法会”；农历六月十九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举办主诵《妙法莲花经》的“华严法会”；五一、十一举办“楞严法会”“水陆法会”等等。
这些法会大多以结缘为主，常常结合诵经、田间劳作、拜忏、坐禅体验、学唱佛教歌曲等活动，接引有缘信众。除了传统的法会，寺庙还会定期开设IT禅修营、音乐禅修营、艺术禅修营、动漫禅修营等，让大家体验佛教文化，与法师、居士面对面交流。
频繁互动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龙泉寺的义工。一位在“大寮”（即厨房）帮忙的义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喜欢这座寺院，喜欢这里茂盛的植物和清新的空气，也喜欢寺院里人和人之间那种轻松的氛围，“它让你安静下来，不再躁动，不再疲惫”。
一旦成为义工，就有机会参加由居士们组织的学佛小组。这些小组通常在交通更为便捷的市区组织活动，有授课讲师，有班长，课本则是一些逻辑性强、符合现代人思维方式的佛法，比如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而到了周末，各个学佛小组的骨干，又会从城里汇集到龙泉寺上课。有给学佛小组班长开的课，也有给被称为“新时代佛教传教士”的讲师开的课，还有给准备做讲师的人开的课。大家都统一穿着一种名为“海青”的深棕色长袍，整齐地坐在佛堂里，听法师讲经说法，或齐声称念佛号，唱诵《心经》《大悲咒》。
从法会、禅修营到寺外的学佛小组，再到寺内正式的禅修课，僧团与居士团队分工协作，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弘法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僧团建设寺院、承传佛法，教育在家修行的居士；居士带动身边的人，参加寺里的弘法活动，为他们提供接触和了解佛教的契机。
采访时《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龙泉寺低矮的山门外，一座气势恢弘的殿宇正拔地而起，其规模远超山门内现有的其他建筑。“这是戒坛，就是僧徒受戒的地方，今年就可以竣工。”陪同的贤伟法师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久，中国佛学院新址也将在龙泉寺旁破土动工。”
龙泉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十方信众的支持。学诚法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龙泉寺有自己耕种的有机农场，僧众平时吃穿住用比较简单，所以自身开销不大。只要大家能够坚持戒律的行持，就能保证基本生存。”
不过，他坦言，寺院不断完善一些基础设施，的确一直存在着资金缺乏问题。为此，寺庙一方面成立了工程部，负责组织僧人和义工参与修建，另一方面也接受信众的捐赠。
比如，龙泉寺2005年正式恢复成为宗教活动场所前，一位名叫蔡群的居士已经先后投入200万元资金，对寺庙进行了初步修缮。2015年12月，龙泉寺海外第一个寺院“龙泉大悲寺”在荷兰成立。这个寺院所在的一幢700多平方米的建筑，也是当地56位华侨共同购置的。
不过，学诚法师还有更大的想法。
“光有一个年轻的、高知的龙泉寺是不够的。有时办法会，附近村里的农家院总是住满了来参加活动的人，因为庙里住不下。”他说，“中国至少需要300座龙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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