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姜菁玲
采访｜姜菁玲 佘晓晨 程悦
编辑｜文姝琪

三年前，徐梦站在“百年阿里”的破冰游戏现场，“很震撼”。

她被要求和数十个陌生的“阿里新人”一起玩一个用嘴传纸巾的游戏。这个游戏不分男女，要求相邻两个人用嘴撕扯传递一张纸巾，随着传递，纸巾面积逐步减小，“到了最后的两个人，会等于直接接吻。” 

类似的游戏，在这场持续数天的新人培训中经常出现。或是迟到脱衣、或是男女之间的“带有擦边球联想性质的”的各种小游戏，“就好像闹洞房一样”，她回忆道。

一起参与新人培训的基本是工作经验超过5年的陌生男女。这些游戏，超过了徐梦所理解的“体面”范畴，她觉得非常不适，“很尴尬，很不舒服”。 

而所谓“破冰”只是一个开端。“在破冰的时候，关于男女之间的一些界限就被打破了，这种基调就建立起来。对一部分人来说，很多事情就会比较随意。”

或许是受这些影响，徐梦描述起当年她所接触过的个别领导，由于他在工作环境下极爱讲黄段子，还十分乐于对女同事的身材使用不尊重的字眼进行当面点评，这些引起了他部分下属的效仿，“以至于一个小环境都是这样。”

“一个科技行业的大公司为什么是这样的？”阿里的经历突破了徐梦的想象。

在通常人眼里，能进入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能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包括与某些传统行业相比，大厂会有更平等、职业的环境，当然，也有更好的收入和更激烈的竞争。在入职前，徐梦完全没想到，在这个以前沿、创新为主要标签的科技行业里，她也会遇到如此露骨的场面。

在互联网科技行业历经数十年发展和急速扩张之后，收拢大量优秀人才的同时，昔日“新兴”“平等”的光环也早已褪去。 

国外科技巨头亦有类似的问题。今年4月，谷歌前工程师Emi Nietfeld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讲述自己在谷歌遇到同事的性骚扰。5月，亚马逊公司因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被员工起诉。

国内，近日阿里员工指控被上司强迫其陪酒进而被性侵的事件，让越来越多的拥有同样经历的人开始对外发声。

“阿里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大厂的个案。”在阿里女员工受到侵害选择大胆维权之后，一位滴滴员工也选择在微博曝光了自己在滴滴的经历。 

根据她的陈述，她在滴滴工作期间，遭到了来自客户的猥亵和上级的持续性言语性骚扰，但是由于没有固定住证据，检察院和公安觉得证据不足不予立案。而对此，滴滴目前尚未做出回应。

“我发微博是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要认为这仅仅就是阿里一个事件，大家觉得我不去阿里就行了。现在情况是，去大厂的女生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要么忍，要么滚”

徐梦还记得，在当时的破冰现场，没有一个人对那些游戏说不。 

“当时在场的人里，甚至还有一些是从国外企业挖回来的一些人。但他们也没有表达任何反抗的意思。” 

没有反抗的也包括她自己。后来她时常诧异、不解，为什么一向自认为很有反抗精神的自己，当时明明感到不适，还是没有站出来拒绝。 

对一个成年职场女性来说，选择早已经不是单线的“因为所以”。三年后，徐梦分析，当时她所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忍、要么滚”。

彼时她仍然想要这份工作，阿里承诺给她的期权高达千万。期权完全归属需要四年，而她才刚刚入职。失去这份工作，徐梦损失的不仅是丰厚的期权，以这种理由结束试用期，她还担心“在简历上留下污点”。

“很多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看你是不是我的人。那种情况下，大家都没说话，你出来反抗，可能你就得走人，因为价值观一票否决。”

所有人都没反抗，徐梦不想当那个“扫兴”“不顾全大局”的人。群体压力下，她选择忍。

王瑞选择了“滚”。她在一次出差夜里，在酒店前台确认下，证实同行的男上司私藏了一张她的房卡。当晚，她暗暗心惊，但没有声张，只是默默请前台帮忙换了一个房间，躲过了一切可能。

她想过报警，后又作罢。“女生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在外地报警了很难收场，而且出差回来的机票都是由他订才能走公司帐，否则就很麻烦。” 

于是，王瑞之后打算正常工作，希望一切可以当无事发生。但是，男上司很快找她谈话，对她工作能力进行挑刺，以只有他能够保住她的理由进行暗示。

“我当时是有选择的，所以我马上就要走。”她很快向人事提出离职。

王瑞最终没有选择把这些事闹开。在HR的最后离职询问中，她仅仅把真实的离职理由告诉了对应的一个HR。在她的评估体系里，这次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当下的最优解是尽快离开这里。

但不管是“忍”，还是“滚”，都不是真正的最优解。

徐梦忍下了阿里培训的过界游戏，还需忍受喜欢讲黄段子、时不时对女同事身材指指点点的男领导；洒脱离开的王瑞，没有碰上找工作的好时机，在家赋闲了近三个月。 

剩下的路只有维权。

维权黑洞

职场性骚扰维权最大的黑洞，是拥有裁决权的管理者的不作为。

在此次阿里“曲一”事件中，为什么整条线的领导都如此冷漠？

徐梦试图将它归结于一种“自顾不暇、战战兢兢的不安全感”。她认为，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阿里用丰厚的薪资和使命感让员工不想失去、甚至达到热爱这份工作的程度。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严格的绩效管理制度（此前的361末位淘汰制），要求员工向上管理，以不被淘汰。“一危一机两股力量拉扯下，会有自保大于一切的感觉”。

但在真实的职场性骚扰维权案例中，不作为的空间远不止冷漠。

凯茜遭受到同事的涉黄言语骚扰后，第一时间翻看了公司员工手册，试图找到公司明确规定的反性骚扰的规则，从而进一步申诉。 

很可惜，毫无收获。

她开始跟她的直属上级沟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这个也算性骚扰？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我们那个时候跟女同事开玩笑的时候还更夸张。”

怎样可以算是性骚扰？这成了流程中的第一个问题，也成了第一道门槛。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徐延轩律师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对于性骚扰的定义，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性骚扰，但是未见到清晰的概念。《未成年人保护法》有提到密切接触一词，但未经过对方同意的密切接触也仅仅是性骚扰的一个方面。 

无法定义，把诸多实质上对人产生了伤害的行为，隔绝在了处理流程之外。曾经在一家外企工作的女生，在向公司投诉时，列出了同事尾随、无故发长串文字、刻意长时间靠近等情况，希望公司能按照骚扰的名义帮忙处理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被公司回绝。

很多组织管理者的不作为也从这里开启。认知、流程、机制上的缺失让他们在定义上模棱两可，同时在处罚手段上尺度暧昧，给其他因素掺杂的空间。

在遭遇同事持续性言语骚扰、私人饭局要求以及夜晚电话骚扰后，同样翻看员工手册无果，另一名女生薛伊选择实名发送举报信给公司高层、HR以及直属领导，希望得到重视。

她所举报的对象，是一位公司刚从竞争对手公司处挖过来的中层。根据薛伊的说法，这位中层对她进行了持续性的言语性骚扰，并在饭局要求被拒绝后，对她进行多次工作投诉，对她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收到举报信之后，公司HR和高层都第一时间对薛伊进行了安抚。但历经漫长的调查后，薛伊发现，这位同事仅仅收到一份书面警告信，仍在正常工作。而薛伊提出的“再也不想跟他有任何接触”的诉求，被老板以工作需要对接为由，强迫薛伊接受对方道歉后打破。 

一次谈话中，薛伊的老板直接告诉她，“现在的业务需要他，有人保他。”她才分析发现，这位中层身上捆绑着的是数位大客户的销售线索，公司对他有利益层面的需求。 

在没有明确规制的情况下，残酷的利益衡量，左右着公司对于性骚扰处罚的尺度。跟上级沟通遇阻之后，凯茜开始跟HR进行沟通。面向HR，凯茜提出了三点诉求，一是要求该男同事在公司道歉；二是希望公司给予他记过处分；三是希望公司尽早有反性骚扰制度落实。而HR最终只采纳了第一点诉求。

在薛伊和凯茜的维权流程中，不同的组织管理者对待性骚扰事件的处理，不约而同保持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他们都认为事件对公司形象有害，这让管理者们企图尽力降低事件的严重性，在处罚尺度上无法满足被性骚扰者的诉求。

商业组织有作为的义务

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两年，阿里事件的爆发，让薛伊决定把从未公开讲述的遭遇整理成文字，完整发送到朋友圈，未设分组。

她在半年前离开了那家公司，但她知道，那些曾经参与处理过她这件事的所有高管、HR、参与调查的同事，都能看到这条朋友圈。 

她知道，当年因为要捆住客户而强行保下那位中层的高管，即使离开原公司也仍然在某个地方担任着领导者的角色。两年过去，她一直在思考，至今也想对这些高管发问：

职业道德和经济利益有没有关系？

社会公序和公司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没有正向的关系？

如果抛下道德，仅仅为了公司目前的经济利益做决策，对公司的价值观有没有损害？

这些问题并不难回答，但商业组织是否能真正在利益冲突前做到以人为尺度去设计制度，帮助员工维护权益，现实未见得乐观。 

在制止性骚扰层面上，徐延轩律师称，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的规定，作为商业组织的公司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企业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阿里事件后，越来越多的普通员工开始正视职场性骚扰及其他不公行为，倒逼组织做出改变。

8月12日，阿里巴巴宣布成立工作环境委员会，作为反性骚扰在内的工作环境相关事项的处理决策机构，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在制度层面，阿里称正在制定《阿里巴巴集团反性骚扰行为准则》。 

一位字节员工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字节跳动曾在内部通报了一位员工对同事进行性骚扰的事件，处理结果是予以开除。去年11月，字节跳动还发布了反歧视和反骚扰政策。这份条例中，对性骚扰行为和处罚标准都有了相对清晰的界定。

得益于发声者，大厂隐秘于“发展”“增长”之下的问题浮出水面，但这一次的警钟能敲响多久？事件热度过去之后，制度才是保障员工能得到公平对待的关键。

三年前，徐梦在阿里“适应”了几个月之后，抛下了千万期权，还是离开了这家公司。三年后，她在新闻中看到阿里事件女生的遭遇，她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权力的畏惧和对工作的珍惜，让她从没有对那些性骚扰者喊出过一声“滚”。

徐梦说，如今她已经足够成熟，可以果敢对外发声。“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年轻女生呢，时代又经变迁，她们会有更多勇气了吗？”她问。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徐梦、王瑞、凯茜、薛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