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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先锋谈】富达国际王芳:投资双碳概念,未来将重点考察企业ESG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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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先锋谈】富达国际王芳:投资双碳概念,未来将重点考察企业ESG表现

目前国内ESG发展还是局限于ESG产品的推出,因此政府需要出台比较有利的政策,推动企业、金融机构有效参与其中。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记者 | 牛钰

编辑 | 李慎

编者按:在经济转型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国际社会作出“双碳目标”承诺。控制、减少碳排放,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和进程中的不确定。

“ESG”是国内资本市场正在逐渐接纳的投资理念,促使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尝试搭建自己的ESG评价体系,引导资本和企业做出有长远价值的投资。

界面新闻ESG频道推出系列专访【ESG先锋谈】,听听学界、金融业和政策制定者的经验之谈和方向指引。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正变得愈发紧迫。除了能源、工业、交通等高碳排的行业在寻求技术变革、碳市场机制及碳税等监管带来的重压,金融机构也卷入这场全球的减碳行动中。MSCI 在《资本在净零排放变革中的角色》中称,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进行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经济重建,资本市场参与者必须成为一股强有力的积极力量,以尽快推动避免气候灾难所需的系统性转变。

近年来,金融机构联合签署减碳倡议已成趋势。2021年4月21日,由联合国气候行动和金融特使Mark Carney担任主席的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成立,成为联合国最大的金融联盟。覆盖净零银行联盟、净零资产所有者联盟及净零资产管理者倡议,汇集了来自全球领先净零倡议的160多家公司,共同负责的资产超过70万亿美元。

其中,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于2020年12月启动,旨在激励资产管理行业发挥作用,承诺为了实现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GHG”)净零排放的目标,支持到2050年或者更早实现净零排放的投资。目前,该倡议已有128个签署方,管理总资产达43万亿美元,其中包括贝莱德、瑞银、道富、富达等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

“投资行为所促进的经济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会让很多企业逐步减少高碳排业务,作为投资人,我们需要敦促被投企业对自身的碳排放负责,未来我们的投资会更严格考察公司的ESG情况,其中,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将是重点考察方面。”富达国际大中华区公司治理及可持续投资业务总监王芳在接受界面新闻的专访时表示。

王芳指出,目前国内ESG发展更多地体现在ESG产品的推出,而企业的ESG实践发展尚缓,且ESG信息披露以及投后管理等监管政策还没到位,因此政府需要出台比较有利的政策,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富达国际大中华区公司治理及可持续投资业务总监王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下为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作为“净零资产管理者倡议“的签署方之一,富达提出要在2040年实现碳排放净零,2050实现投资组合净零,可以具体讲述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方法吗?

王芳:作为投资公司,我们的减碳工作有两部分,首先是实现自身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减碳。碳排放源通常分为三类:直接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在实践零碳排放的路上,富达将优先通过改善运营流程、提升办公室的能源效益、减少非必要的商务差旅、以及使用再生能源,避免和减少碳排放。最近我们更新了净零排放的目标,将2040年提前到了2030年,虽然内部也曾有提前10年是不是有一点快的异议,但是最终还是觉得其实我们作为金融行业相较于工业,净零其实相对容易。

另一方面,富达作为“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的签署方,承诺将于2050年前实现投资组合“净零碳排放”。投资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业务,对应的是企业的融资行为,我们的投资行为可能会让很多高碳排企业可以继续从事其业务,比如钢铁、化工行业等。所以我们从某种程度上也要对我们投资的这些企业所产生的碳排放负责,通过投资的价值导向去帮助被投企业减排。

我们需要跟企业进行沟通,保证他们在2050年前净零,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目标。但是在实际中,我们投资组合覆盖的公司非常多,所以这过程其实是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目前富达管理的资产有7000亿美金,所以我们通过投资行为所促成的经济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能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大的贡献。

界面新闻:在企业的ESG实践的中,目前有些国内公司在S这个维度几乎等同于公益,您对国内企业在社会效益层面的实践有什么建议吗?

王芳:把“S”等同于公益,其实不仅是国内公司,国际上的公司在整个ESG实践发展历程中,刚起步时往往都会有偏差,觉得我捐钱就好了。所以企业早期的这CSR或者ESG报告,封面大部分时候都是他们的CEO穿了黄色马甲去工地,然后拿着大张支票的照片。但凡事都要有演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用特别否定国内企业目前的公益行为,而且公益也与近几年的精准扶贫联系密切。

但是S肯定不能止步于公益行为,还需看企业在运营过程当中如何对待主要的利益持分者,其中包括员工和客户。

其中最关键的如何去对待员工,不仅指合同范围内的员工,还包括整个价值链上面的员工。包括待遇、福利、员工反馈信息渠道的建立等。这一点对于新兴的互联网企业特别重要。比如国家政策也释放出信号:要求互联网企业对这些员工,如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的福利要有明显提升。

而对于客户,则需要保证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提供良好的反馈渠道,还有在市场营销行为时,要确保没有产生虚假营销等行为。另外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业务都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管理网络安全,保护客户信息等都是我们投资人在考察S维度时会考虑的因素。

目前我们也在推动企业的ESG实践,如果看到公司没有披露或者是做得不够好,也会进行沟通,让他们知道做投资决策时我们所考虑的因素,另外也会分享在类似行业的公司中看到的比较好的做法,帮助他们去进步。

界面新闻:目前企业的ESG信息还是自愿披露、建议披露,您认为未来是否需要强制披露?在实际的分析、评级中,大数据抓取可否代替企业披露信息?

王芳:我觉得未来会发展为强制披露,而且非常有必要。作为投资人,在分析公司的时候,真实地感受到了数据不全的情况下有多困难。其实我们从国内的监管机构和智库了解到监管一直也在做工作,只不过在推进方面可能受疫情影响有一定的推迟,但是我相信就在不远的将来,会有初步的ESG披露框架推出,这对于投资以及继续推动公司改善他们ESG实践都是很关键的一步。

大数据和公司自身的披露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我们使用大数据更多是在舆情处理上,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文本分析等方面。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抓取都能通过大数据解决,比方说排碳,如果公司没有相关披露,大数据就很难抓取信息,这还是环境方面比较容易能量化的部分。在社会、管理方面,信息就更难以被大数据捕捉。比如,如果投资人想去了解公司内部员工与公司沟通的渠道、董事会的构成等信息,几乎只能通过公司的披露,再加上我们对行业的了解,才能综合做出分析。

界面新闻:综合考虑来看,ESG评级会带有一些主观因素吗?目前有很多机构在做ESG的评级,且有很大的分歧,是否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评级标准?富达在评级方面是怎么做的?

王芳:实际上ESG评级它带有主观性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对未来的判断。判断是基于历史和现下的客观数据。不同的人对数据点分析和推断的逻辑会有不同,因此同一间公司可能有分析师会看好,而有分析师不看好。

评级标准确实是很关键的问题,但我其实觉得不是标准不一,只是说ESG这三个字母它本身涵盖的议题太多了,各家机构关注的议题差异非常大。即使是同一个ESG的议题,比方E维度的碳排放,不同公司所处的市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那它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会不一样。

有些第三方评级或者友商在推出自己的评级范围之后,会搞统一的量化模型,抓取数据放入其中计算,非常快速且规模化。但是我们在分析和评估的时候,是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去进行具体分析,基于分析师对行业和公司的了解,对每公司所面临的ESG和管理情况进行综合的分析,最终给出评分。这种评估方式除了可以解决一刀切的问题之外,也不会过分受制于目前企业ESG披露不充分的情况。

界面新闻:从整个亚太地区来看,有什么推动ESG的经验可以借鉴吗?中国在推动ESG方面是领先还是落后呢?

王芳:亚太地区首先要把澳大利亚和日本提出来。澳大利亚做这事情起步比较早了,所以在披露框架、投资人对ESG的认知、内部体系的构建上相对成熟。而日本于2014年起,开始是自上而下行动了起来,当时的安倍为了推动日本经济复苏,有三大主要策略,其中包含推动公司治理,然后逐渐拓展到了ESG。

从公司做起后,日本对投资人提出了投后管理准则。要求投资方不仅需要每季度与公司接洽盈利情况和未来发展,还需要监察公司在ESG方面的表现。如果发现问题,可以敦促公司去改善,必要的时候可以行使投资人的投票权,甚至可以把董事会成员投出去,或者提名董事。彼时本地养老金机构,也是全球最大的养老金,带头去响应国政府的号召,签署了投后管理的原则,带动了日本基金经理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一下就做起来了。

所以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其它市场相比,我国的ESG做得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在ESG基金的发放层面,近年有比较飞速的发展,2018年以来亚洲市场大约50%的ESG基金都是中国发行的,所以我觉得挺有中国特色,要么不做,一做就又快又大。

界面新闻:目前我国ESG刚起步就发展速度飞快,您认为目前中国在ESG投资和实践方面还有哪些挑战需要克服?

王芳:目前国内在ESG上的发展主要体现在ESG产品的推出方面。公司的ESG实践、披露监管方面还在加速跟上的进程中,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投后管理准则,香港、新加坡以及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都在日本之后陆续推出了,但国内还没有对投资人提出投后管理要求。

其实对投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积极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每一票都要投,而且还要对外公布,但是目前市场对于这一部分的监督失位。去年富达发布了一个《中国公司投后管理报告》,做了从2017年开始的市场调研,调查发现,中国境内市场的投票参与率持续呈现缓慢但稳步上升的态势,而且越来越多在投反对票。

这种投后管理行为其实有助于推动公司的良好治理,为可持续投资的发展建立坚实的基础。所以还是需要政府出台比较有利的政策,去推动整个市场行为的改变,也需要在上市公司ESG披露方面给出很明确的指引,对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

界面新闻: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所推出的新的技术,比如说碳捕获CCS,这些技术是否有投资机会?

王芳:目前来看这种技术根本就不赚钱,主要商品为捕碳,但我们市场上的碳价还是挺低的,技术成本又很高,所以其实商业可行性几乎为0。

资本必然是逐利的,我们的钱也是客户的钱,他们希望有合理的回报,所以把钱都投在不赚钱的地方,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想让资本去推动它的发展,政策上一定要创建比较好环境。一是扩大这些技术的规模以降低成本,二是政府支持让资本去投资相关设备及厂房。

另外碳价也得上去,让技术成为一个可以赚钱项目。作为全球投资人,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欧洲有专门做这种技术的公司已经开始上市了或者开始AB轮融资了,反正投资人是有兴趣的。

界面新闻:欧盟此前公布碳边境关税政策提案,宣布将于2026年全面实施碳边境调整机制,初步针对钢铁、水泥、化肥、铝和发电等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关税,目前富达所投企业有没有相应的顾虑,您怎么看待这个政策将带来的影响?

王芳:大家目前都还没有进入到恐慌的状态,欧盟内部要推行该政策有很多阻力,而且即使通过了也是2026年全面开始。

其实我觉得欧洲的碳边境税是全球碳市场联接的尝试,当然初衷是为了保护自己国内的行业,提高他们的国际竞争力,但它实际上达到的效果是把它的碳价转嫁给向它出口的那些市场,相当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碳价的联系,甚至于一些没有碳市场的国家,也被迫拥有了碳价。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一件事也给全球碳市场联接提供了新的思路。7月份,G20国家提出了“全球最低税率”的税改方案。此前由于一些跨国企业利用不同国家的税率差别降低其缴税成本,给部分国家带来了税务损失,所以各大经济体目前基本谈成拟定全球最低税率15%

这其实对全球碳市场或者碳税是很积极的借鉴的案例,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最低的碳税保证排碳成本。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需要考虑怎样比较公平有效地让各个国家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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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先锋谈】富达国际王芳:投资双碳概念,未来将重点考察企业ESG表现

目前国内ESG发展还是局限于ESG产品的推出,因此政府需要出台比较有利的政策,推动企业、金融机构有效参与其中。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记者 | 牛钰

编辑 | 李慎

编者按:在经济转型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国际社会作出“双碳目标”承诺。控制、减少碳排放,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和进程中的不确定。

“ESG”是国内资本市场正在逐渐接纳的投资理念,促使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尝试搭建自己的ESG评价体系,引导资本和企业做出有长远价值的投资。

界面新闻ESG频道推出系列专访【ESG先锋谈】,听听学界、金融业和政策制定者的经验之谈和方向指引。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正变得愈发紧迫。除了能源、工业、交通等高碳排的行业在寻求技术变革、碳市场机制及碳税等监管带来的重压,金融机构也卷入这场全球的减碳行动中。MSCI 在《资本在净零排放变革中的角色》中称,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进行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经济重建,资本市场参与者必须成为一股强有力的积极力量,以尽快推动避免气候灾难所需的系统性转变。

近年来,金融机构联合签署减碳倡议已成趋势。2021年4月21日,由联合国气候行动和金融特使Mark Carney担任主席的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成立,成为联合国最大的金融联盟。覆盖净零银行联盟、净零资产所有者联盟及净零资产管理者倡议,汇集了来自全球领先净零倡议的160多家公司,共同负责的资产超过70万亿美元。

其中,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于2020年12月启动,旨在激励资产管理行业发挥作用,承诺为了实现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GHG”)净零排放的目标,支持到2050年或者更早实现净零排放的投资。目前,该倡议已有128个签署方,管理总资产达43万亿美元,其中包括贝莱德、瑞银、道富、富达等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

“投资行为所促进的经济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会让很多企业逐步减少高碳排业务,作为投资人,我们需要敦促被投企业对自身的碳排放负责,未来我们的投资会更严格考察公司的ESG情况,其中,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将是重点考察方面。”富达国际大中华区公司治理及可持续投资业务总监王芳在接受界面新闻的专访时表示。

王芳指出,目前国内ESG发展更多地体现在ESG产品的推出,而企业的ESG实践发展尚缓,且ESG信息披露以及投后管理等监管政策还没到位,因此政府需要出台比较有利的政策,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富达国际大中华区公司治理及可持续投资业务总监王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下为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作为“净零资产管理者倡议“的签署方之一,富达提出要在2040年实现碳排放净零,2050实现投资组合净零,可以具体讲述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方法吗?

王芳:作为投资公司,我们的减碳工作有两部分,首先是实现自身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减碳。碳排放源通常分为三类:直接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在实践零碳排放的路上,富达将优先通过改善运营流程、提升办公室的能源效益、减少非必要的商务差旅、以及使用再生能源,避免和减少碳排放。最近我们更新了净零排放的目标,将2040年提前到了2030年,虽然内部也曾有提前10年是不是有一点快的异议,但是最终还是觉得其实我们作为金融行业相较于工业,净零其实相对容易。

另一方面,富达作为“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的签署方,承诺将于2050年前实现投资组合“净零碳排放”。投资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业务,对应的是企业的融资行为,我们的投资行为可能会让很多高碳排企业可以继续从事其业务,比如钢铁、化工行业等。所以我们从某种程度上也要对我们投资的这些企业所产生的碳排放负责,通过投资的价值导向去帮助被投企业减排。

我们需要跟企业进行沟通,保证他们在2050年前净零,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目标。但是在实际中,我们投资组合覆盖的公司非常多,所以这过程其实是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目前富达管理的资产有7000亿美金,所以我们通过投资行为所促成的经济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能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大的贡献。

界面新闻:在企业的ESG实践的中,目前有些国内公司在S这个维度几乎等同于公益,您对国内企业在社会效益层面的实践有什么建议吗?

王芳:把“S”等同于公益,其实不仅是国内公司,国际上的公司在整个ESG实践发展历程中,刚起步时往往都会有偏差,觉得我捐钱就好了。所以企业早期的这CSR或者ESG报告,封面大部分时候都是他们的CEO穿了黄色马甲去工地,然后拿着大张支票的照片。但凡事都要有演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用特别否定国内企业目前的公益行为,而且公益也与近几年的精准扶贫联系密切。

但是S肯定不能止步于公益行为,还需看企业在运营过程当中如何对待主要的利益持分者,其中包括员工和客户。

其中最关键的如何去对待员工,不仅指合同范围内的员工,还包括整个价值链上面的员工。包括待遇、福利、员工反馈信息渠道的建立等。这一点对于新兴的互联网企业特别重要。比如国家政策也释放出信号:要求互联网企业对这些员工,如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的福利要有明显提升。

而对于客户,则需要保证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提供良好的反馈渠道,还有在市场营销行为时,要确保没有产生虚假营销等行为。另外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业务都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管理网络安全,保护客户信息等都是我们投资人在考察S维度时会考虑的因素。

目前我们也在推动企业的ESG实践,如果看到公司没有披露或者是做得不够好,也会进行沟通,让他们知道做投资决策时我们所考虑的因素,另外也会分享在类似行业的公司中看到的比较好的做法,帮助他们去进步。

界面新闻:目前企业的ESG信息还是自愿披露、建议披露,您认为未来是否需要强制披露?在实际的分析、评级中,大数据抓取可否代替企业披露信息?

王芳:我觉得未来会发展为强制披露,而且非常有必要。作为投资人,在分析公司的时候,真实地感受到了数据不全的情况下有多困难。其实我们从国内的监管机构和智库了解到监管一直也在做工作,只不过在推进方面可能受疫情影响有一定的推迟,但是我相信就在不远的将来,会有初步的ESG披露框架推出,这对于投资以及继续推动公司改善他们ESG实践都是很关键的一步。

大数据和公司自身的披露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我们使用大数据更多是在舆情处理上,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文本分析等方面。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抓取都能通过大数据解决,比方说排碳,如果公司没有相关披露,大数据就很难抓取信息,这还是环境方面比较容易能量化的部分。在社会、管理方面,信息就更难以被大数据捕捉。比如,如果投资人想去了解公司内部员工与公司沟通的渠道、董事会的构成等信息,几乎只能通过公司的披露,再加上我们对行业的了解,才能综合做出分析。

界面新闻:综合考虑来看,ESG评级会带有一些主观因素吗?目前有很多机构在做ESG的评级,且有很大的分歧,是否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评级标准?富达在评级方面是怎么做的?

王芳:实际上ESG评级它带有主观性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对未来的判断。判断是基于历史和现下的客观数据。不同的人对数据点分析和推断的逻辑会有不同,因此同一间公司可能有分析师会看好,而有分析师不看好。

评级标准确实是很关键的问题,但我其实觉得不是标准不一,只是说ESG这三个字母它本身涵盖的议题太多了,各家机构关注的议题差异非常大。即使是同一个ESG的议题,比方E维度的碳排放,不同公司所处的市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那它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会不一样。

有些第三方评级或者友商在推出自己的评级范围之后,会搞统一的量化模型,抓取数据放入其中计算,非常快速且规模化。但是我们在分析和评估的时候,是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去进行具体分析,基于分析师对行业和公司的了解,对每公司所面临的ESG和管理情况进行综合的分析,最终给出评分。这种评估方式除了可以解决一刀切的问题之外,也不会过分受制于目前企业ESG披露不充分的情况。

界面新闻:从整个亚太地区来看,有什么推动ESG的经验可以借鉴吗?中国在推动ESG方面是领先还是落后呢?

王芳:亚太地区首先要把澳大利亚和日本提出来。澳大利亚做这事情起步比较早了,所以在披露框架、投资人对ESG的认知、内部体系的构建上相对成熟。而日本于2014年起,开始是自上而下行动了起来,当时的安倍为了推动日本经济复苏,有三大主要策略,其中包含推动公司治理,然后逐渐拓展到了ESG。

从公司做起后,日本对投资人提出了投后管理准则。要求投资方不仅需要每季度与公司接洽盈利情况和未来发展,还需要监察公司在ESG方面的表现。如果发现问题,可以敦促公司去改善,必要的时候可以行使投资人的投票权,甚至可以把董事会成员投出去,或者提名董事。彼时本地养老金机构,也是全球最大的养老金,带头去响应国政府的号召,签署了投后管理的原则,带动了日本基金经理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一下就做起来了。

所以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其它市场相比,我国的ESG做得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在ESG基金的发放层面,近年有比较飞速的发展,2018年以来亚洲市场大约50%的ESG基金都是中国发行的,所以我觉得挺有中国特色,要么不做,一做就又快又大。

界面新闻:目前我国ESG刚起步就发展速度飞快,您认为目前中国在ESG投资和实践方面还有哪些挑战需要克服?

王芳:目前国内在ESG上的发展主要体现在ESG产品的推出方面。公司的ESG实践、披露监管方面还在加速跟上的进程中,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投后管理准则,香港、新加坡以及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都在日本之后陆续推出了,但国内还没有对投资人提出投后管理要求。

其实对投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积极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每一票都要投,而且还要对外公布,但是目前市场对于这一部分的监督失位。去年富达发布了一个《中国公司投后管理报告》,做了从2017年开始的市场调研,调查发现,中国境内市场的投票参与率持续呈现缓慢但稳步上升的态势,而且越来越多在投反对票。

这种投后管理行为其实有助于推动公司的良好治理,为可持续投资的发展建立坚实的基础。所以还是需要政府出台比较有利的政策,去推动整个市场行为的改变,也需要在上市公司ESG披露方面给出很明确的指引,对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

界面新闻: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所推出的新的技术,比如说碳捕获CCS,这些技术是否有投资机会?

王芳:目前来看这种技术根本就不赚钱,主要商品为捕碳,但我们市场上的碳价还是挺低的,技术成本又很高,所以其实商业可行性几乎为0。

资本必然是逐利的,我们的钱也是客户的钱,他们希望有合理的回报,所以把钱都投在不赚钱的地方,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想让资本去推动它的发展,政策上一定要创建比较好环境。一是扩大这些技术的规模以降低成本,二是政府支持让资本去投资相关设备及厂房。

另外碳价也得上去,让技术成为一个可以赚钱项目。作为全球投资人,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欧洲有专门做这种技术的公司已经开始上市了或者开始AB轮融资了,反正投资人是有兴趣的。

界面新闻:欧盟此前公布碳边境关税政策提案,宣布将于2026年全面实施碳边境调整机制,初步针对钢铁、水泥、化肥、铝和发电等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关税,目前富达所投企业有没有相应的顾虑,您怎么看待这个政策将带来的影响?

王芳:大家目前都还没有进入到恐慌的状态,欧盟内部要推行该政策有很多阻力,而且即使通过了也是2026年全面开始。

其实我觉得欧洲的碳边境税是全球碳市场联接的尝试,当然初衷是为了保护自己国内的行业,提高他们的国际竞争力,但它实际上达到的效果是把它的碳价转嫁给向它出口的那些市场,相当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碳价的联系,甚至于一些没有碳市场的国家,也被迫拥有了碳价。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一件事也给全球碳市场联接提供了新的思路。7月份,G20国家提出了“全球最低税率”的税改方案。此前由于一些跨国企业利用不同国家的税率差别降低其缴税成本,给部分国家带来了税务损失,所以各大经济体目前基本谈成拟定全球最低税率15%

这其实对全球碳市场或者碳税是很积极的借鉴的案例,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最低的碳税保证排碳成本。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需要考虑怎样比较公平有效地让各个国家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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