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牛钰

编辑 | 李慎

编者按：在经济转型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国际社会作出“双碳目标”承诺。控制、减少碳排放，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和进程中的不确定。

“ESG”是国内资本市场正在逐渐接纳的投资理念，促使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尝试搭建自己的ESG评价体系，引导资本和企业做出有长远价值的投资。

界面新闻ESG频道推出系列专访【ESG先锋谈】，听听学界、金融业和政策制定者的经验之谈和方向指引。

距离7月16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上线已满一月，中国碳市场已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未来还将把8大行业20个子行业逐步纳入碳排放监管。在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市场机制怎么与行政手段相配合，如何寻找减碳目标与GDP增长的平衡点，碳市场是否能与国际联通，都是前进摸索中的重要议题。

邱慈观被誉为可持续发展金融领域的拓荒者，同时她也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基金学术主任。在近日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邱慈观谈及对上述议题的观点。

“实现双碳目标，不能全靠政府，要吸引民间企业、投资机构入场，一要设立激励机制，二要降低市场风险。”邱慈观表示。有研究估测，要实现至2050年气温控制在1.5度内的目标，转型所需累计新增投资额约为138万亿元人民币。双碳目标下，将产生巨大的绿色金融市场。

她指出，全国碳交易所开市，还只是双碳行动的初期试水，绿色金融体系的搭建仍需要边做边学。

以下为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今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于上海落地，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交易所，这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邱慈观：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就意味着我们有雄心去承担责任，而我们要转型高质量发展，也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最大”跟碳排放量有关系。作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201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11.5吉吨，占全世界的排放量30%。我国的碳交易市场目前在初步发展阶段，先纳入市场交易的是排放量最高的发电业，这2000余间电厂的交易量已经足够大。但实际上，全世界最大应该不是指目前，而是未来。随着政府要监管的8大行业（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民航）20个子行业逐步被纳入，彼时，我们才能称为全世界最大。

除了交易量，我国碳市场在价格方面的起点较低，目前是每吨40多元人民币，而欧盟约为50、60欧元。如果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 Norhaus设计的模型推算，我们要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2020年碳价需达到约200美元，但2100年时需达到1100美元。另外，当气候变化越严重的时候，碳价还会越高。

碳排放交易系统的落地，会使企业直接面对改革的十字路口。碳交易机制会让企业去计算：直接购买碳排放配额与设备升级改革相比，哪一个成本更高。相较而言，设备的升级可能是一笔长期投资，而碳价格机制会促使企业去市场融资，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升级，主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逐步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界面新闻：在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量化分解的路径上，行政和市场交易机制是如何配合的？在具体工具的选择上，中国应该选择碳税还是碳市场？

邱慈观：目前在总量分解上，政府的行为跟市场机制是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根据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碳中和目标设立每一年持续递减的量，分配到各个行业。主要针对8大行业20个子行业，可能会根据一个行业的历史数据、以及同类最佳等方式，来决定某个行业排放的上限，再具体下分到行业下面的大户，这就是设立配额，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企业需要按照配额来排放，碳市场的设立就是让企业通过一个价格机制来互通有无。

中国的双碳行动刚开始，是在“learning by doing”，边做边学。现在企业的碳排放配额是分配的，配额逐渐减量，以后就会发展成拍卖的形式。但具体如何拍卖，是直接拍卖给企业还是先拍卖给银行，让银行作为中间商来协调交易，还需要发展观察。

用碳税还是碳排放交易系统，其实是看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日本是以碳税为主，加上碳排放交易，韩国是用碳排放交易系统。而且不同国家碳排放管理所覆盖的范围也不一样。比如欧盟只管二氧化碳排放，而瑞典按照欧盟的系统，有碳排放交易制度，另外还限制企业排放氟化物，单独针对氟化物收碳税，碳市场价约60欧元，而氟化物抽的碳税高达140欧元。

除了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和碳税，还有一个碳信用机制（carbon credit）。中国现在有4个运行碳信用机制的交易中心，分別是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计划、福建林业碳汇抵消机制、北京林业碳汇抵消机制和广东碳普惠抵消信用机制。

碳信用机制则更加复杂，即企业降低了一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然后去申请信用，但申请机制比较严格，因为是衡量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举例来讲，特斯拉在美国可以用减低二氧化碳排放去申请碳信用，还可以再进行交易。

以国内的情况来讲，现在我们才刚开始双碳行动，管理还不是那么严格，用碳排放交易系统就可以。以后我们可能对一些非常难以消除的排放物征收非常高的碳税。

而碳信用机制需要非常严格的监管，所以这三种手段没办法一下子全都上路，得根据我们的国情和发展情况来看。

界面新闻：有人担心双碳会影响GDP，如何找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控制之间的平衡点，如何优化排放进度（前松后紧还是前紧后松还是匀速）？

邱慈观：GDP确实是会受到影响的，而寻求平衡点是必要的。按照《巴黎协定》，到这个世纪末，气温升高绝对不能超过2度，超过就会有颠覆性的灾难。而前文提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William Norhaus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实际的想法：全球经济无法负荷这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在政策中不应设置绝对的气温，比较实际的政策应该是经由成本效益分析来决定气候政策目标。

Norhaus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气候跟经济的动态整合模型”，成本就是降低二氧化碳排量对经济、GDP的冲击，而最长期的收益就是控制气温，所以永远是在这个动态模型里面去寻求那个平衡点。目前国内很多研究团队在设计数字模型，比如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都在寻求降低二氧化碳排量带来的成本与控制气温之间的平衡点，为我国双碳计划计算合理的进度。

在优化排放过程中，政策管理一定是先松后紧。目前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先纳入发电行业，就是在先管大鱼再管小鱼。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世界银行发布的《The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ncing》显示，欧盟自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开始实践，2005年正式上路，有了ETS碳排放交易系统，过去16年间覆盖范围和碳价也是逐步在增加。

世界上一些国家譬如葡萄牙，比较晚才开始做碳排放的控管工作，很多文献里面都会提及要先松后紧，因为需要给企业足够的喘息时间。这种管理模式也会反映在价格上面，当政府监管很紧，企业必须要去买配额，碳价也会变高。我们目前管理较松，让碳价格慢慢开始起步。

界面新闻：除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都有区域性碳市场，您认为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碳市场联通机制，它的意义在哪？未来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可能和国际上联通吗？

邱慈观：目前我们全国市场跟区域性市场交易的东西不太一样，在上海碳交易所里交易的是排碳额度，但是区域性市场我们交易的叫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也就是碳信用机制。未来是否可以全部移到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上去交易，也许可以，但这个也需要慢慢去做。

国内的碳交易市场以后肯定会与全球市场相关，但国内的市场跟国际连接也比较难，因为碳价格是一个区域性的东西，它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交易价格是政府对二氧化碳排放管控的严格程度来决定的。另外，碳价与经济的活跃度也有关系，当地经济比较活跃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材料，排放更多，因此需要购买的配额更多，价格就会越高。

每一个国家的碳价格不一样，比如欧盟碳价60欧元一吨，同样东西在中国卖50元人民币，怎么会愿意联通？跨国去交易，这是不大可能的。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欧洲的上市公司也不能随便把股票卖到美国，也需要透过别的机制。

界面新闻：7月14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碳边境关税政策提案，宣布将逐步推进碳边境调整（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CBA）机制，初步针对钢铁、水泥、化肥、铝和发电等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关税。您认为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

邱慈观：针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普遍容易出现双重搭便车的问题。第一种是国跟国之间搭便车，各国追求自己的利益，推动别人减排而自己不减。第二种是代跟代之间搭便车，即减排更多是为了下一代人。双重搭便车困境会因为利益团体蓄意扭曲真象，而形成对民众的误导。

所以欧盟的碳税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搭便车行为。自欧盟绿色新政于2019年落地，可能就在思索这个问题，想对各国使用碳边境关税。即产品在经过边境时，查看产品的含碳量，再用同件产品在欧盟的碳密度标准计算差价，乘以碳交易市场上的碳价格来收税。高额的碳边境关税可以促使全世界有贸易关系的国家都减排，不然就永远都有那个搭便车的人。

短期之内，如果出口欧盟的成本增加，出口国就会先把货物出口到别的地方；如果未来防止搭便车的国家增多，每个地方都要收边境税，那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其实这个制度能否落地还面临一些考验，因为有点违反WTO的自由贸易原则。 

中国企业应对的方法跟碳税和碳市场一样，应该计算是交关税划算，还是改掉整个生产制造过程，一劳永逸。

界面新闻：为了实现碳中和，我国还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如何吸引到这么多投资？金融机构如何参与双碳行动？碳市场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邱慈观：在国内，许多专家和机构也在计算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投资，但因预设情境不同，测算结果也不尽相同。譬如，依据清华大学《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估测，至2050年为止，要实现气温控制在1.5度内的目标，转型需要的累计新增投资额大概是138万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去年GDP总量首度达到100万亿元人民币，换言之，就算去年全国的生产总值全部用来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其金额还不足以在预设时间内实现碳中和。除了政府会提供一部分绿色引导资金外，其余部分有赖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的支持。

在相关减碳技术尚未成熟至可商业化前，仅依赖投资机构主动入场是不现实的，政府需要想办法采用各种激励机制。ETS就是激励之一，还有政府的直接补贴，给科研项目拨款。

另外，政府需要投入资金和政策，让部分科研项目进行商业化，把风险降低一点。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及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形成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可被视为使命导向资金，由政府引导，推动市场化运作。

一些比较容易的项目有市场投资的机会，比如此前的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项目。但接下去我们就要做比较难的，比如国家电网升级、绿氢、CSS等高成本的技术，这些技术领域产生了庞大的投资缺口，需要政府引导。

实际上，要实现碳中和、碳达峰，从2020年开始到2060年，我们的投资也应该是像山一样进入上升坡度，从2020年往上，至2040年达到顶端后再降下来。

另外，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完善绿色基础建设，其投资金额极为庞大，最重要的还是技术发展。因此，对于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资量、投资机会的盈利性，以及回报率的预期，投资人应该建立正确的认知并形成合理的心态，才能以绿色资本赋能实体经济，完成碳中和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