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星理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至此，备受关注的三孩政策落地。

从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实施三孩政策，到该政策正式通过法律支持不到三个月。政策的快速落地背后，是中国人口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而不久前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加剧了各界对这一形势的担忧。

按照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未来国家将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在人口学专家、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兼职教授姚美雄看来，从中国生育现实来看，生育群体的主体是有意愿生二孩的家庭，生三孩及以上的家庭将是少数，因而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本质上就是鼓励生育、支持生育，这标志着中国人口发展控制生育的旧时代的结束，开启了鼓励生育的新时代。

作为一名长期与统计数据打交道的学者，姚美雄对当前中国的人口形势、三孩政策的出台背景、鼓励生育的方案设计、一些现行人口相关政策的影响有过深入思考。

姚美雄认为，中国已步入严重少子化、老龄化社会，这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新的基本国情，将给实现现代化带来重大挑战，而不久前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让三孩政策出台提速。

他认为，鼓励生育必须加快落实，现有的一些经济政策并不利于提高生育意愿，需做调整。

“七普”数据加速三孩政策出台

界面新闻：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宣布实施三孩政策，让外界普遍感到意外，你认为三孩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姚美雄：为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中央先后实施了单独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但低于预期。出生人口在2016年、2017年两年反弹后快速回落，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减少265万人，2017年至2020年出生人口合计远低于此前各方判断。这说明群众生育意愿已十分低下，这给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敲响警钟。

可以说，应对人口危机正与时间赛跑，鼓励生育措施必须加速出台。从全球范围看，控制生育难、鼓励生育则更难。对中国人来说，鼓励生育政策的对象依然是有意愿生育二孩的家庭，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家家庭毕竟是少数。

二孩政策遇冷，在进入老龄社会的今天，若不切实抓好三孩政策及配套生育支持措施的落实，做好鼓励生育的功课，将使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更加尖锐。

界面新闻：你长期跟统计数字打交道，目前中国的育龄妇女处于怎样一个数量水平？

姚美雄：中国育龄妇女总量持续减少，尤其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数量急剧下降，2025年将比2015年减少40%。同时，少生优生成为主流生育观念。养儿防老观念弱化和育儿成本提升，不婚、不育人群增多，不少家庭都缺乏生育二孩的动力，主动或被动只生一个。如果缺乏多孩进行补充，则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将更加低下，少子老龄化将更加严重，劳动力短缺将日益加剧，养老等各种社会风险将进一步扩大。

界面新闻：三孩政策这是否与不久前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有关？

姚美雄：肯定有关系。“七普”公布的很多指标都“不好看”，国家层面更关心老龄化指标，说小点会带来经济增长放缓、养老金“穿底”等问题，说大点关乎社会稳定，甚至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七普”结果显示，中国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大，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相比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而“六普”的数据是，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

按照国际标准，如果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表明已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这说明中国距离 “中度老龄化”非常近了，而且，部分省份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再不调整人口政策已经来不及了。

应对老龄化无成熟对策

界面新闻：近几年，“人口安全”的提法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你对此怎么看？

姚美雄：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作为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应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

然而，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2020年中国0-14岁人口2.53亿人，比1982年减少0.88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7.95 %，比1982年下降15.65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除中国外）的27.2%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26.2%，比美国的18.4%还低，大大超越了中国生产力水平。预计到203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跌破15％，步入超少子化阶段。

与此同时，老龄化在提速。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13.5 %，比1982年提升了8.6个百分点，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预计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21年将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2030年将超过20%，进入超老龄社会，2050年将超过30%。而韩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017年才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

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更替水平指的是足以维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数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2.1之下，已有30年，2020年跌至1.3，低于1.5的警戒线，大大低于世界2.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1.6的水平，表明中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此外，“娶妻难”危机已经显现，一成以上年轻男性或将找不到配偶，社会稳定面临新挑战。

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中国生产力水平，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出现在发达国家阶段才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问题，这将对中国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界面新闻：这些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姚美雄：人口危机首先减少了劳动力供给。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2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0.43亿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20年为63.4 %、比2011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5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其中，20 -34岁的青年劳动力，这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是创新、创业和消费的主体，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2020年后出现断崖式急剧减少，2022年至2025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减少32%。

劳动力供给下降势必造成总产出的减少，导致中国潜在生产率的大幅下降，并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同时，人口危机降低消费能力，造成总需求萎缩，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减少社会总储蓄，大幅增加医疗、养老支出，给社会养老带来巨大压力，从而引发产业竞争力下降，极大制约经济增长。

由于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将导致中国中高速增长周期缩短。虽然完善制度、推动创新会对冲部分潜在生产率下降的影响，但人口危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根本性、方向性的。

界面新闻：有种观点认为，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未来社会将不再需要太多劳动力，你对此怎么看？

姚美雄：依靠科技进步会增强生产供给能力，但无法扩大社会总需求，老龄化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灰犀牛”（ 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

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比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

此外，进入老龄社会（即65岁及以上占比达14%）的国家经济增速都未能长时间维持在4%以上。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局之年，中国就步入老龄社会，这将給中国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老龄化降低消费能力，造成全球总需求萎缩。由于科技进步，全球生产供给能力将持续上升，导致全球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将是长期现象。在无法做大全球总需求蛋糕的背景下，抢占总需求蛋糕份额就成为不少国家政策的必然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就由此而生并愈演愈烈。

当前中国发展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更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人口少子老龄化、人口增长放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已大大超越人口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也超越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

目前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今年出生人口将进一步下滑，跌落至1100万以下，处于负增长边缘，预计2022年，中国人口或将开始负增长，2100年总人口将在7亿人以下，今后几年，印度人口总量就将超过中国。未来中国人口将处于总量不足、结构严重失调态势，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这将严重削弱未来中国实力、活力、竞争力、影响力和国防实力，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规模优势正逐渐丧失，并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

当前全球发展进入了知识经济，人口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中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人口增长。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缓解老龄化的根本途径是鼓励生育，提高少儿人口比重。现在，老龄化的国家都在大力鼓励生育。

此外，人口安全关乎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并不单单是劳动力危机这么简单，因此寄希望于人工智能缓解人口危机是缘木求鱼。

部分人口相关政策需调整

界面新闻：人口问题如此重要，但我们注意到，此次国家实施三孩政策，舆论的反应并不像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那么热切，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姚美雄：受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宣传的影响，以及教育成本大，对大多数人来说，两个孩子已经足够，对三孩政策反应平淡。所以做好实施三孩、鼓励生育的舆论工作非常重要。我们要树立新的人口理念，消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错误思维。

要让老百姓明白生养的重要意义，对一个家庭来说，养育一个孩子看似把所有资源都给了他，但这也意味着，未来所有的养老责任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对一个国家来说，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人，生育应该是当前和今后的最大政治。

我们要大力开展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常识的教育，旗帜鲜明地鼓励生育，提倡适龄婚育，深挖生育潜力，能生尽生。营造鼓励生育、关心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社会氛围，形成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观。

界面新闻：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宏观层面你认为还有哪些可以做的更好？

姚美雄：在国家层面，还要花大力气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划定人口安全红线。

比如，要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18%划为人口安全红线，列为发展规划核心战略目标。另外，要促进生育率向2.1更替水平回升，确保人口正常的世代更替，促进新生儿性别比向103-107的正常值回归，确保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缓解。

此外，要进一步完善人口法律法规，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为《人口发展法》，制定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人口治理考核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确保落实到位。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禁止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立法禁止性别歧视，严格保护妇女就业权益。

此外，要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现在大多是“四二一”家庭结构，赡养老人的担子很重，中青年不堪重负。养一个小孩都力不从心，养两个、三个小孩确实心有余力不足。

要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建立健全生育、养育与教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打造以二、三孩为核心的新生育体系，减轻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压力。

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摆上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国家要舍得投入，拿出真金白银，在税收、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强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让百姓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

界面新闻：三孩政策出台前后，国家也制定一些配套的鼓励生育政策，比如在个税方面对抚养孩子家庭的支持、中小学生“双减”等政策，此外，教育方面初中毕业上“分流”，近期引发热议，你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效果？

姚美雄：国家制定配套的鼓励生育政策，将提升生育率，落实“双减”政策，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校内校外负担，是很有必要的。加强职业教育，补齐职业教育短板，培养一支精干、高素质新型技工队伍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界面新闻：根据你的观察，中考后分流会对未来的人口形势造成哪些影响？

姚美雄：根据我个人和对一些教育工作交流，我们认为在中考、初中阶段过早分流，弊远大于利。过早分流将降低整个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造成人才总量和质量下降，削弱国家核心竞争力，且与提高人口素质、增强人才红利战略背道而驰。一半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将降低整个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造成人才总量和质量下降，这包括那些晚熟的孩子、偏科的孩子、大城市的优质生源，不利于培养、选拔优秀人才。

其次，当前行业间收入、待遇、社会地位等差距较大，过早分流必然强化家庭精英教育意识，增加家长的焦虑，把更多的精力、财力化在现有孩子培养上，力争考上高中，而对养育二、三孩敬而远之。为了不被分流，尽管国家减负，但家庭会自动加压，竞争将从小学开始。经济好的家庭能一对一补习，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则必然“输在起跑线上”，这将加固阶层分化，埋下社会矛盾。因此，过早分流将阻碍三孩政策落实，或将使鼓励生育诸多努力化为泡影。

从教育与产业的配置来看，在我国产业发展起步时，需要大量技工，由于教育与产业错配，职校发展不足，造成了企业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局面。但目前我国产业已开始向中高端转型升级，低端产业已向外转移，需要一大批中高级人才，过早分离削弱了中高级人才培养，或将造成新一轮的教育与产业错配，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现在，50%的初中毕业生被分流或将造成新一轮的教育与产业错配，届时将造成职校生就业难与中高级人才招才难并存局面。

2017年以来全国一些地方“抢人大战”此起彼伏，反映了我国人口困局尤其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各地预期青年人口将急剧减少，就先下手为强，为未来储备年轻劳动力，这一次抢到了人才就等于抢到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