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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袭20周年:美国自由干涉主义在喀布尔被抛弃

“要想真正向前迈进,就需要反思过去。但是,如果我们仍沉迷于过去有缺陷的美国形象中,这就不可能发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田思奇

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世贸中心和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遭遇恐怖袭击后,美国开始在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带领下团结一心,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世界格局。

20年后,现任总统拜登宣布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似乎标志着美国以反恐行动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正式结束。但塔利班快速地攻城略地和民众撤离的乱局让美国及其盟友始料未及,也导致美国遭遇来自全球的质疑。

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代价后,《经济学人》所说,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厌倦了这一切,认为阿富汗战争并不值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在喀布尔机场的跑道上被抛弃。

自由干涉主义

“9·11”中的一系列劫机事件在美国本土造成约3000名遇难者身亡。彼时这场震惊世界的悲剧让美国收获许多支持,也下定决心展示自己无可争议的实力。

北约方面表示,恐怖分子对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袭击是对其所有成员国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与美国展开军事合作,这被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康多莉扎·赖斯称为冷战真正结束的标志。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轻取塔利班,随后又取得大量令人瞩目的反恐成就。美国政府锁定的“9·11”头号嫌犯本·拉登在2011年由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原世贸中心所在的纽约曼哈顿下城已经重现往日繁华热闹的景象。

在此过程中,以阿富汗和伊拉克为代表,美国粉碎极端组织的使命逐步转换成在其他国家实现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

美国媒体VOX文章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左翼的军事理念以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为核心,认为美国有权利和义务对遥远的国家进行干预,目的是保护人类的生命和自由。

在“9·11”事件发生后,自由干预主义者将其信条与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相结合,主要表现为支持伊拉克战争。但伊拉克战争没有得到美国人想要的结果,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后也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而催生了ISIS(伊斯兰国)与地区的不稳定性。

但自由干涉主义者的希望还没有完全消失。前总统奥巴马曾在刚上任的2009年宣布向阿富汗增派军队。2011年,美国及其盟友又推翻了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这个北非国家并没有陷入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般的泥潭之中,但十年后这里仍然充斥着暴力和冲突。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撰文指出,上述案例的共同点不仅仅是美国的政策失败了,更在于其背后都隐藏着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一个信念——面对所有政治上的挑战,解决方案一定是军事或者中央情报局(CIA)所支持的干预。

在萨克斯看来,这种信念表明,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精英完全无视其他国家摆脱极度贫困的愿望。美国军事和中央情报局的大多数干预都发生在试图摆脱经济困境的国家,然而美国非但没有减轻他们的痛苦,往往还会炸毁该国仅有的基础设施,让当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不得不逃离家园。

例如美国20年来在阿富汗的近1万亿美元支出中,超过85%为美军所用,剩余大部分交给阿富汗军队,大约只有不到2%用于为阿富汗人民建设基础设施或扶贫行动。萨克斯指出,美国本来可以投资建设饮水设施、校舍和诊所、农业设备等项目。但它如今只留下一个预期寿命63岁,产妇死亡率高达638/10万,儿童发育迟缓率为38%的国家。

因此,自由主义干涉主义正在被“堡垒自由主义”(fortress liberalism)所取代,即认为拯救自由民主意味着在它已经存在的地方捍卫它。

现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和丽贝卡·利斯纳(Rebecca Lissner)曾在2019年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与其浪费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上,恢复自由秩序或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重塑世界,倒不如专注于更现实的目标。”

外交转向

奥巴马在任期间,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他试图带领美国“重返亚太”。但这或许为时已晚。

自从奥巴马2009年上任以来,越来越多美国人支持从阿富汗撤军,尤其是在2011年击毙本·拉登之后。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2009年时,38%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尽快撤军,而在本·拉登死后一个月,该数据攀升至56%。公众对本·拉登之死的反应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欢呼雀跃。

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看来,“9·11”后对中东的过度关注让美国对地缘政治力量的注意力有所转移,忽视了重塑世界的力量,而这对美国不利,也加速了美国的衰落。

对美国来说,或许值得庆幸的是,外交政策的重点已经在近十年里发生转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开始缩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驻军规模。在经历特朗普短暂又混乱的4年执政后,外交经验丰富的拜登似乎也有能力收拾残局,“结束永恒的战争”,提高女性地位,强调气候变化等需要全球共同面对的优先事项。

此外,拜登政府越来越多地强调,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他表示:“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把美国工薪家庭放在心上。”

但是在近年来转向的过程中,美国已无力在新冠疫情期间成为全球抗疫领导者,也没能胜任主导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的角色。

今年8月,美国及其盟友花费20年时间扶持的阿富汗政府迅速崩溃,让塔利班重新夺取统治权。这又让外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其世界地位的质疑集中爆发。

到目前为止,美军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反恐行动。当ISIS在喀布尔机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70人死亡(包括13名美军)后,美国也阿富汗境内的ISIS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

但在“9·11”20周年后,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阿齐兹·拉纳(Aziz Rana)撰文认为,美国在阿富汗挫败后面临新的压力,亟需找到新的方式来展示美国的实力,证明拜登所说的“美国回来了”。但这不应该是他在喀布尔机场爆炸后所发誓的“让你们付出代价”,因为这依然像是反恐战争的循环。

拉纳认为,美国更应该反思是否要赋予总统自由使用武力的权力,以及大规模监视、拘留、驱逐出境等国内安保措施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在海外的冲突投入数万亿美元与美国国内资金不足所酿成的健康和经济危机已经形成鲜明对比。

“要想真正向前迈进,就需要反思过去,”阿齐兹·拉纳写道。“但是,如果我们仍沉迷于过去有缺陷的美国形象中,这就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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