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小杆儿

摄影：丁小杆儿

采访：丁小杆儿 小肥人儿 刘琼宇

于揚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的是「易观智库首席客服代表」，词面意思是服务「员工、客户、投资人」，而更隐秘的解释，源于圣经中那个最广为传诵的故事。

在「最后的晚餐」前，门徒还在争论谁为大。显然，他们的思维和眼光仍然停留在世界的标准上——极力为自己争取权力，以期统治、管理和支配他人。耶稣没有进行指责批评，反而身体力行，为他们洗脚，用爱服事他们，包括最后出卖了他的犹大。

与博望志四个小时的交流中，于揚将自己打开，朋友眼中闷骚的他，在二十多年的记忆闸门开启后，滔滔涌动的是年少成功的纨绔，被神拣选的号啕大哭，经历病痛折麽的绝望以及骨子里对技术的极客追求。

九十年代

在创办易观之前，于揚是一个「赚钱赚得厌烦」的主儿。那是九十年代，他像极了影视剧里的人物，年轻、富有、恣意，只不过，最早撬动财富杠杆的工具，不是他自我标榜的技术，而是文科生擅长的公关文案工作。

90年代初，从北航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于揚被分配到一家国有的计算机研究所。但由于不适应那边的工作氛围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无法施展拳脚，他选择离开体制，进入商海，一猛子扎进了中关村创业大潮。

最开始，他卖过电脑，于揚记得联想当时就在楼下，自己常去杨元庆那儿拿货来卖，那时候联想的第一台586电脑刚刚面世。而后，从给刚刚入华的外企进行技术文档的翻译起家，于揚阴差阳错又歪打正着的进入到了公关行业。

1993年，和几个同学一起，他正式注册了北京博能图文技术有限公司，那时，王志东刚刚创办四通利方，六年后才有新浪，马云还在杭州做翻译社，李彦宏正在美国念计算机硕士，马化腾也刚刚从深圳大学毕业。

抓住了改革开放后外企入华的第一波机会，高质量的市场服务公司短缺，从翻译、到广告礼品、公关活动，博能公司业务繁忙，供不应求，当时惠普、IBM、英特尔等都是他们的客户。

1994年，公司高管就人手一辆车，多是二十多万的桑塔纳捷达等老三样，有一次，于揚开车在友谊宾馆门口右拐的时候，挂倒了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老人被扶起来以后颇为气愤，「你们这帮高干子弟，开车怎么不注意点？」

「我说我们真不是高干子弟，他说那不是高干子弟谁有车？你告诉我谁有车啊？」

于真不是高干子弟，他只是有钱了。

「我们是北京城（改革开放后）第一波有钱人，应该能排到很靠前的位置。」

他们常去动物园附近的莫斯科餐厅聚餐，这家以「老莫」名号出现在大量文学作品中，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代表着尊贵与时尚的餐馆里，年轻的富人们一顿饭就能吃掉一千多块钱，与之对照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大部分工人月工资也不过两三百。此外，他们会购买昂贵的机票去周游列国，欧洲、澳洲、美洲走一个遍。

这批人开始初尝将「生意」做成「企业」的滋味，在物质尚未极大丰裕的年代，个人财富的快速增长并未转化出与之匹配的购买力，这可能多少令年轻人心态失衡，甚至会出现「赚够了」这种错觉。

同时，出于中国商人特定的不安全感，1999年于揚尝试给博能引入职业经理人，打算全家移民去加拿大。但在那边住了没几个月，他就厌倦了整天钓鱼、烧烤的生活，对他来说，「不能刚30岁就去养老吧」。

财富可能会成为盔甲，但绝不可能成为顶上皇冠。

回国前，他就撺掇在机械部当处长的杨彬下海，最开始想让杨接管博能的市场研究，但杨不乐意，二人干脆合计着弄个新项目，但必须要和技术结合。

杨彬抛来最早的商业计划书后，于揚很是兴奋，那时候他们商量闯到什么程度才叫成功，于说，要做互联网一个创新领域的第一，他深信技术是重要的驱动力。

走窄门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

于揚的父亲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在国防系统工作，他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身高体壮的他「从小没当过老二」，曾经替弟弟出头，把欺负他的孩子腿给打断，然后回家再挨父亲的棍棒，也曾为争「老大」，从三层楼跳到沙土地上，导致右腿半月板至今还碎在膝盖里。

「可能受小时候那种英雄气概灌输，你要做难的事儿，做好了才牛逼，这种情结从商业角度可能很难理解，它不是要做一个能赚钱的事儿，按北京话，要有面儿。」

博能时期，对事业的不热爱与不自豪，是于揚始终没能克服的障碍。他清楚地记得早年一位客户打电话管他要「公关小姐」时自己内心的尴尬，但在于揚眼里，这不是一个简单对服务业的疏离感，或者对他人误解的过度反应，他介意的核心在于，其所热爱的IT技术，在公关业务中无从施展。

有个阶段，于揚甚至会在酒桌上逮人就问，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么？那我学了技术，编程，用不上了？

变数最终来自杨彬，一个懂分析，一个懂技术，俩人一拍即合，易观应运而生，于揚也籍此重新出发，「但真正做起来发现，商业模式没有，2000年我们成立后不久，纳斯达克就崩盘了。」

二人拼命想往技术驱动的方向努力，但发现不行，没有人能理解技术能带来什么，更别说让人掏钱了，如此易观又返回去，做起了传统市场研究，日子并不好过，第一年，公司现金流就差点断了。

转折点在于美国知名咨询公司Gartner入华甄选合作伙伴，几轮考核后，易观从12家公司中脱颖而出，拿下订单，解了燃眉之急。

同时公关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花精力在一个自己不热爱的事儿上，于揚接受不了，于是在2002年，他把已经走下坡路的博能卖掉了，专心投入到市场咨询和分析业务上。那一年，互联网终于迎来春天，中国网民数量飙升至5910万。

最初五年，于揚和易观的伙伴们主要是给Gartner做「贴牌代工」生意，按照合同契约，不能打自己品牌。2005年，他们与Gartner分道扬镳，核心理由是两家公司在方向上产生了分歧，「他们看好IT，我们看好互联网」。

事实上，从2003年起，包括电子商务、网络游戏、视频网站、社交娱乐等行业在内，中国互联网应用全面开花。

2008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9年，移动互联网兴起，2012年，移动互联网用户首次超过PC用户，到2013年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6亿，其中手机网民占到80%；

这个过程中，易观也从易观咨询变成易观国际集团。2010年杨彬领衔易观亚太先行成立子公司，承接最传统的咨询业务，2012年，于揚又创立了新的子公司易观智库，主打信息数据服务，并在当年率先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

*于揚向博望志记者讲解《圣经》中的部分章节

被神拣选&重生

从最早接触计算机开始，于揚就是坚定的互联网信徒，而今他更愿意分享的是对于基督教的信仰。

从2006年起，他就被太太灌输基督信仰，一直被督促着去教堂、看圣经，但于揚始终没有在意。直到2013年5月的一个雨天，被太太邀请在家听一位澳大利亚牧师讲话录音，当听到其中有关「你有很多包袱，你应该交给神」的讲述时，于揚突然控制不住，抱着妻子嚎啕大哭。

「突然电光石火一般，就打中我了，与其说是你信他，不如说是他拣选了你。」

原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姚长盛是于揚交往了十来年的朋友，在他看来，于是一个固执的人，「一直很顺，并且没有什么弱点」，这种人如果不是在某一刻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倒的话，不可能表现出这种状态。

「他肯定听到了什么声音，是你未曾亲历过，而且无法体会的。」

但「基督必需先受苦，后得荣耀」，于揚并未就此获救，几个月后，他被湿疹缠身。

「从腿一直到全身，很痛苦的过程，基本晚上睡不好觉」，为了防止自己把身上挠得鲜血淋淋，他必须要在手上套着袜子才能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于揚不能洗澡，他突然发现，当病痛来袭，一个人原来触手可及的快乐都会被剥夺。为了防止抓挠，每晚必须将手脚牢牢捆住，有几个晚上，他睡梦中会觉得是撒旦在跟自己讲话，「你挠吧，挠了就舒服了。」

试过各种治疗方法也不见效，在去医院体检的过程中，被发现贲门溃疡，活检之后，医生拿着化验结果找到他，「你的家属在么？」——更大的灾难来袭，贲门溃疡癌变，概率上，得了这个病的人，5年内80%都「走」了。

一边是生命进程骤然缩短带来的心里威胁，与此同时他还像困兽一样忍受湿疹的折磨。即便进行祷告，将近半年的生活中也未见到任何曙光，于揚开始怀疑神的力量，甚至出现了自杀的念头。

事后，牧师曾对于揚说，当时从其眼中看到的，只有死亡和绝望。

生病的一百多天里，于揚的骄傲被完整地打掉，在姚长盛的印象中，朋友因为扰人的病痛在承受磨难，「你觉得止于这一番就完了，但后面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你说你作何感想？」

当时于揚的体重从84公斤掉到70公斤，用公司同事的话讲，这个1米88的大个子走过来，像筷子套里只有一根儿筷子，晃来晃去。

幸运的是，手术成功，但切除掉的病灶要被拿去检验，以明确后续治疗方法。此时，于揚面对的可能性大约有「已扩散」与「未扩散」两种，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最终出现了第三种结果。

活体检测显示，病灶消失，换句话说，白挨一刀。

主治医师都无法解释，术前活检结果经三人复核，绝不存在误诊，他给了于揚一个科学上唯一的可能性，即在那次活检时，仅存的一点病灶，被随机夹走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未经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术后恢复过程中，久治不愈的湿疹完全褪去。

那个在科学上或然率近乎于零的说法，自然说服不了于揚，他的父亲如今年过八旬，这位物理专业出身的老人，年龄越大越相信高维空间的存在。

于揚也相信，但那尚存在于科学证实的范围之外，对于自己的神奇经历，他只有一个理解，——「神迹」。

壮志未酬

经历了人生至今的最大磨难，于揚获得重生，事业上，他也着手给公司做手术。

搬家到距离集团不远的一处小型写字楼里，他带领200来号人，组成了一个更加互联网范儿的企业。

新的办公室有些独特，于的办公桌没有配椅子，只有一组待客沙发，这是他想要的，「必须这样才能Fight，站着随时走，直接喊人进来」，墙上的十字架在局促中显得很通灵。

与集团时期相比，剥离出来的子公司内部的变化从上到下，始于于揚个人。姚长盛对老友的评价是，跟王石身上的变化一样，只是比那位大佬早了一些。

这种转变在于揚身上最直观的表现是，他越来越乐于聆听，「不断在听的过程中点头，跟你交流，说话也愿意follow你了。」姚认为，于揚在新一轮的宗教洗礼中，更加西化，绅士、有教养。

易观智库分析师王传珍记得，每次在公司里迎面遇到老板时，对方都会报以一个非常Nice的微笑。在企业内部，则出现了大量的自治文化，易观智库公司前台有一个榜，用来收集需求和内部竞标，在其他企业那些通常由行政部门推进的内部产品，在这里全凭兴趣，便可有效执行。

于揚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内心。他希望能够始终保有创业的激情，未来三年，他希望团队人数能始终控制在200人，超过这个需求的业务尽量外包，能用技术的，绝不增加人力。「人一多了之后，每个人都要心理按摩，而且还可能面临监管的疏忽。」

从互联网化到互联网+，进而化之，现在于揚挂在嘴边的概念是大数据。

当政策导向采用他提出的概念之后，于在公关层面的形象，愈发类似一个观察家甚至预言家。但在他个人看来，并不喜欢被贴上此类标签，他认为，自己的言论仅仅是数据生意的经验而已。

未来随着世界比特化加速，机器决策会越来越多，所以三年前于揚给易观智库的定位就是为机器决策来供油，油是什么？数据。他想要打造大数据时代的美孚或壳牌。

对于易观智库来讲，无论是通过传统研究，还是用大数据技术，或者未来用到其他智能科技手段，这些都是随着社会发展成长所用的决策工具。

去年易观智库独立引入了第一轮融资，数千万人民币到账半年多，却一分没花。

「公司本身持续有收入和利润。」于揚解释说，之所以引入外部资本，主要是三点考虑：

第一，是融资源。引入了六家机构，开放那么多份额是希望以此为杠杆去撬动更多的资源，可以和融资方投的其他企业形成上下游的合作。

第二是定价。给团队的期权进行定价。

第三是做储备粮。防备竞争对手的突袭。

2015年11月，杨彬任职的北京易观亚太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在这位老搭档看来，「于揚是有野心的，是希望通过互联网能够推动一些创新，而不是每天想着今年的收入、利润，想的是一个挺大的事儿」。

于揚在生活中是个骑平衡车上下班、喜欢出国带着无人机、对黑科技如数家珍，最想尝试从飞机上跳下来的极客。

但在多年老友姚长盛眼中，技术男于揚并非真如他自己所说，适合扎进实验室做个理工男，「他对于自己前端的表现不是太满意，就跟一个演员似的，说，哎呀，我其实最擅长的是编剧。」

简单理解，于揚的终极目标可能是做人工智能。当然，在合伙人眼中，这块业务的投入回报看起来会很漫长并有不确定性。

「我不是没见过钱的人，我不care」，于揚的事业目标仅仅为了荣耀神，现在他的追求只有六个字：健康、智慧、喜乐。

「有人问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想在北京建一个万人的教堂，让更多的人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