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娱乐硬糖 毛丽娜

编辑 | 李春晖

争夺“xx故里”的事自来有之。争夺赵云故里、李白故里还算师出有名，而那些争做武大郎故里、潘金莲故里的，就有些病急乱投医了。

好在文旅的噱头层出不穷，惜乎一位名人只能出生在一个确定地点，但一种文化符号却不妨遍地开花。比如，眼下各方正在激烈争夺的“摇滚之乡”。

在百度搜索“摇滚之乡”，会自动联想出河北石家庄、河南新乡、吉林集安等多个城市。另一大批文章则会告诉你，山东才是中国摇滚之乡。

“摇滚之乡”争夺激烈，因为音乐节火爆。据硬糖君不完全统计，国庆七天，全国少说也有二十几场音乐节，其中既有迷笛、草莓这样的老品牌，也不乏新面孔。乐队们7天跑3-4个省市，一点不稀奇。

曼彻斯特、奥斯汀等海外城市的成功先例告诉我们，音乐不仅是一张城市文化名片，更能通过各种音乐活动拉动旅游、盘活城市经济。那么问题来了：都说自己是“摇滚之乡”，谁的味儿更正？哪里才是摇滚的风味原产地？

摇滚浩克省

如果以音乐节的数量看，“孔孟之乡”山东令人意外地有着Rock的一面。

说起山东，第一反应要不是大葱，要不是挖掘机，总之就是一个“土”字。但这片齐鲁大地，却成为音乐节生根发芽的沃土。

大概是被互联网上的刻板印象整怕了，这几年山东政府颇有些锐意进取再造形象的意思。2020年山东省发布《山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年）》，明确将音乐节作为繁荣发展夜间旅游的主打文化产品。今年第二季度，十几档音乐节落地山东，走上一圈也就游览了大半个山东。

今年5月底，济南耳立音乐节官宣，领导班子们在发布会统一比出摇滚手势，更是冲上热搜：#山东领导为了宣传音乐节有多拼#。

“从去年开始，我们山东音乐节的数量一直是全国第一。”一位山东籍音乐人不无自豪地告诉硬糖君，他出生的小城东营也因音乐节落地而焕发新生机。

“以前到我们东营的人都是转机的，现在不一样了，好多是专门来参加音乐节的。”这个因石油兴又因石油落的城市，在音乐滋养下似乎有了新出路。

音乐节给山东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年轻人心中保守、土气的山东重新变得有吸引力起来，加之山东整体物价不高，音乐节拉动旅游效应也很明显。尝到了甜头的山东青岛，更发文表示要将即墨经济开发区打造成创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园区

政策扶持只是一方面，音乐节能够落地山东，也因孔孟之乡天然有摇滚氛围。毕竟要说起来，孔子就是著名音乐爱好者啊。

济南曾是国内最早一批以包容姿态接纳摇滚乐的城市。山东摇滚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落地济南，泉城启迪并滋养了最早那批山东摇滚人。

山东大学材料学院博导刘峣，白天教书育人，晚上化身金属乐队葬尸湖主唱；生于淄博的谢天笑，曾被新裤子的彭磊调侃，一唱歌像根葱站在台上，而就是这根“葱”，带火了演唱会吃大葱的风潮。

也因摇滚乐落地山东时间早，齐鲁大地的乐队风格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黑金属新金属后摇各种风格都有。

音乐节来到山东，也给了这些本地乐队被外界看到的机会。一般来说，音乐节演出从下午持续到晚上，重磅嘉宾往往压轴登场，前面的时间就都给了知名度不高的乐队，作为“自家人”的山东本地乐队获得了不少露出机会。

躁动燕赵地

比起后起之秀山东，燕赵大地从历史溯源及摇滚氛围上，更担得起“摇滚之乡”的名号。尤其河北省会石家庄，别名干脆就叫“Rock Home Town”。

石家庄与摇滚的渊源，要从1984年说起。彼时改开春风吹满地，两支美国乐队将摇滚之风吹进了石家庄。1986年，由河北省艺术研究所主办的期刊《通俗歌曲》诞生。它与1999年创办的月刊《我爱摇滚乐》一起，完成了对几代人的摇滚启蒙。

70后、80后的石家庄人，看着《爱摇》《通俗》长大，难免技痒，于是干脆自己组起乐队。上世纪90年代，石家庄诞生过大量本土乐队与独立音乐人，《石门烽火》这张专辑记录的就是那个百家争鸣的年代。被如今Z世代津津乐道的“万能青年旅店”，也是典型的时代缩影。

从石家庄一路北上，来到距离北京不到60公里的廊坊。2018年，一部名为《摇滚廊坊》的纪录片诞生，片中称廊坊为“摇滚重镇”，中国摇滚乐史上不少重磅人物与这座城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廊坊走出了超载乐队的韩宏宾、佤族乐队的刘卫东与刘卫强、红色部队的杨林、褪色乐队的顾稚蔚、反光镜的李鹏、崔健乐队的刘玥、哎呦乐队等乐队及音乐人，以及在纪录片中被反复提及的那个人——“老五”。

“老五”本名刘义军，生于天津，长于北京，发迹于廊坊。他是唐朝乐队的吉他手，因过硬的吉他solo被美国SPIN杂志评为“中国最伟大吉他手”。

河北人民在互联网上可谓面目模糊，却个个有颗躁动的心。甚至连雄安、秦皇岛等地，也因摇滚氛围浓厚被评为“摇滚小城”。

万物皆有源，北京是中国摇滚乐的源头。这里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大院子弟们比起普通人更方便接触海外文化。大院子弟们作为第一批接触摇滚乐的人，也是最早搞摇滚乐的那批人，“摇滚教父”崔健亦是大院子弟出身。

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七八十年代的大院子弟就像是今天的KOL一样，引领着社会风潮。在他们的影响下，北京形成了浓厚的摇滚氛围，并以此为核心向其他城市辐射，最终酝酿成席卷全国的新音乐浪潮。

业内公认的第一支摇滚乐队，诞生于1979年的北京。在北京外语学院，这支乐队将成员的姓氏凑在一起便有了名号——“万李马王”。乐队以翻唱披头士、保罗·西蒙等海外音乐为主，毕业即解散。

1993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成立，距离迷笛最近的树村成为一代滚人的乌托邦。

彼时的北京出了三环就已显荒凉，树村的村民们纷纷进城打工，空出来的房子就租给了那些慕名来迷笛学习的年轻人。房租150/月的树村，诞生过100多支乐队，其中不乏木马、舌头、痛仰等明星乐队。

纪录片《自由的边缘》将镜头对准了树村乐手们。以现在眼光看，这部纪录片很糙，就像当年的摇滚乐一样，有种稚嫩的珍贵。舌头乐队的吴吞面对镜头尚有几分青涩，在纪录片的结尾，他双手插兜站在乡间小路上说，“我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

除树村这个乌托邦，北京鼓楼、五道口等地的livehouse也催生历练了不少新乐队，这些乐队后来被统称为“京圈摇滚”。

北京对于所有滚人仍旧有着致命吸引力，来北京意味着有可能扬名立万飞上枝头。但早已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它，不可能还是多年前那个以梦想滋养了百来支乐队的乌托邦。

滚乡知多少

山东靠音乐节数量取胜，燕赵大地则有历史优势，不过其他被称为“摇滚之乡”的城市也并非只是在蹭热度。

不少虎扑老哥对石家庄很不服气。“Rock Home Town”不过调侃而已，真论起“摇滚之乡”，还得是河南新乡。

这个豫北小城曾举办过两场摇滚演唱会。这两场演唱会对于中国摇滚乐队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河南是戏曲大省，流行音乐在这里同样有市场。据说当年在新乡，只要看到穿皮衣留长发的年轻人，上去一对暗号“听摇滚吗”，多半能收获个同道中人。1994年，一家名为“老崔摇滚服饰合作社”的商店开业，店内的皮衣、金属链子与皮靴，构成了新乡摇滚青年的伊甸园。

与石家庄一样，在浓郁的摇滚氛围下，新乡青年自发组建乐队。与此同时，这座豫北小城也引起了演出经纪人的注意。

演出策划黄燎原回忆，1997年一家郑州迪厅邀请他攒个三支乐队的演出局。已经在北展办过几次演出的他觉得“小打小闹没意思，要做就做九个乐队的”。郑州迪厅显然无法容纳这么多乐队及观众，于是转战新乡体育中心，这场演出的名字叫做“中国新音乐演唱会”。

第一届“中国新音乐演唱会”的演出阵容，包括臧天朔、“零点”、“唐朝”、高旗和超载乐队、“眼镜蛇”、AGAIN轮回乐队、“清醒”、“指南针”、“鲍家街43号”等九支乐队。转年的第二届，则吸引了崔健、“唐朝”、“黑豹”、“瘦人”以及还年轻的花儿乐队。

“1998年我策划新乡摇滚演唱会时，中国还没有摇滚音乐节，9支乐队的户外演出已经是当时之最了。”忆及当年盛况，黄燎原如是说。

从90年代至今，新乡如其他小城一样，发展速度不快，生活压力也不大，这也为新乡滚人代代传承提供了条件，“小南瓜”“疯医”“美杜莎”都来自这里。

西安则算是老牌摇滚重镇，张楚、郑钧、许巍等领军人物均来自陕西西安。1995年，“龙都摇滚演唱会”在西安举办，收录了“龙都摇滚演唱会”所有参演乐队作品的《中国西部大摇滚》磁带发行，记录了当年西安摇滚的荣光。

不过，这几年西安年轻人对摇滚的热情有所下降，转而戴上了大金链子大手表，走上了地下说唱之路。这种转变，与青年流行文化走向有关，也与城市发展进程有关。

因地理位置原因，新潮事物总是自广州登陆。从音乐节目参赛队伍年龄也不难发现，广州地区的年轻乐队数量最多，玩得最特别，广州又有“核都”之称。也因当地氛围浓郁，部分乐队能够靠演出养活自己。

还有些“摇滚之乡”是因为出产乐器而被冠以美名，比如贵州小城正安。

乐队可以没有贝斯、可以没有合成器，甚至可以找其他乐队去借鼓，但必须有自己的吉他。正安便是靠着制造吉他在圈内闻名，吉他造型的建筑物在这座小城随处可见。

除此以外，朋克之都武汉、农业重金属东北、后起之秀海南等地，也曾被冠以“摇滚之乡”的美名。

从“摇滚之乡”之争，不难发现时代变迁对摇滚乐的影响，“滚乡”之名也在这种变迁中呈现从北京到小镇的下沉趋势。

戴夫·哈克在《物有所值》分析摇滚乐，认为它是一种工人阶级文化，代表着呐喊。已发展为巨型国际都市的北京、西安们，或许已很难有那种“向着外面世界呐喊”的摇滚氛围。

最近一次采访中，哇唧唧哇的马昊告诉硬糖君，在他们的海选中，真正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如今往往来自小城，而一二线城市，则最盛产练习生。

或许，人只有在想象着外面世界的时候，才是摇滚的；而当他已经生活在别人的纸醉金迷中，就只能说唱了；若他自己便是那个生活优渥之人，再不需什么“不平则鸣”，就可以做个练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