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药价谈判结果出炉替诺福韦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3种谈判药品降价幅度分别达到67%、54%、55%，与周边国家（地区）趋同。同一时间，国家卫计委、发改委、工信部、人社部等7部委也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下一步要落实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做好与医保支付政策的衔接。

谈判促成实属不易对于此次药价谈判的促成，国家也是煞费苦心。2015年3月，国家卫计委起草《关于建立药品价格谈判机制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3月20日，国家药价谈判制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10月，经国务院批准，卫生计生等16个部委（局）建立了药品价格谈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组织专家全面梳理国内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状况，结合我国重大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药需求，遴选确定首批谈判药品，成立谈判小组，制定谈判流程和策略，同步建立谈判和监督工作机制。

但此举当时并不被看好。由于不论是专利药或独家产品，它的技术较先进且受《专利法》保护，因此它本身就具一定的垄断性，而国家卫计委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纯属瞎折腾，自不量力。

“能够想出此招的，也绝达不到最终目的。因为官本位思想，办公室思维不可能管用，而卫计委之所以想出这一‘歪招’，也是在最近遭受重挫的国家发改委发狠心要放开药价管制，将‘球’踢给国家卫计委和人社部后卫计委的仓促应付之举。”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局副局长徐毓才曾如是说。

就在被看衰的同时，同年11月下旬，国家却正式启动了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谈判小组先后与乙肝、非小细胞肺癌专利药品相关企业进行了多轮谈判。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多种困难，如原研药的“超国民待遇”、市场垄断性等。

显然，在降低药价的大背景下，国家和地方三令五申下发制度，对相关药品采取“强制手段”：2015年11月发布《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降低药占比至30%以下；集中挂网采购；“二次议价”合法化；2016年4月，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表示，要把“药价”作为深化医改的“突破口”。

正因这些强有力的法令，让如履薄冰的药品价格谈判委在时隔一年多的今天终于“意淫”了一把——除逃跑的罗氏制药与未公布谈判结果的新基制药外，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盐酸埃克替尼片（浙江贝达）吉非替片（阿斯利康）治疗慢性乙肝的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GSK）3种谈判药品降价幅度分别达到54%、55%、67%。

即使有拿着政令“意淫”的痕迹，但作为此次公布的三个品种中，唯一的乙肝药韦瑞德以67%的降幅“领降”，并在降价后成为使中国售价成为全球最低，无疑对我国乙肝患者送上一个“520”红包，值得点赞。降价只为成赢家当然，对这四家企业而言，短时间或许面临单品业绩下滑的可能。以阿斯利康的吉非替尼（易瑞沙）为例，2002年8月，吉非替尼首先作为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药物在日本上市，2003年获美国FDA批准，2005年进入中国。经过十年发展，2015年，该产品销售额高达5.64亿美元。其中，高价便是快速赢利的主要因素。

尽管面临业绩下滑，但在相关人士眼里，其降价只是为未来更大的市场份额打基础。

作为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药品消费市场犹如一块巨大的蛋糕，要想顺利且“安心”吞下此蛋糕，相关企业必须要转换经营思路，符合政府制定“降药价”的规则，而药价谈判便是最好的体现。“如果双方谈判愉快，对其并不一定是危机，因为其可以借助谈判扩大基础销售量，形成薄利多销的局面，最终提升利润空间。”

的确，根据卫计委的要求，各地要在6月底前完成谈判药品集中挂网。在2016-2017年的采购周期内，不再另行组织谈判议价并鼓励优先采购和使用谈判药品。

如此一来，或许上述企业的产品将会凭借价格优势与疗效，大规模地出现在各地的增补目录以及其他用药名单中，最终成为谈判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