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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要由“两头在外”转向“一头在内一头在外”

粤港澳大湾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还要加快,要由“两头在外”转向“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实现内外贸一体化。

黄奇帆 图片来源:广交会官方

记者|戈振伟

10月15日,第130届广交会正式开展,与展会同期进行的,还有广交会发展史上首次举办的国家级国际贸易论坛——珠江国际贸易论坛。

作为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的三个分论坛之一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合作论坛,以“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邀请国内外政商学界嘉宾出席,话题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横琴、前海的大未来”等方向进行。

在本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合作论坛上,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黄奇帆发表了《新阶段大湾区贸易发展的新格局新突破》的主题演讲。

粤港澳大湾区是规则制度型开放的先行者、受益者

黄奇帆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规则制度型开放的先行者、受益者。中国要成为规则制度型开放的体系,要向大湾区学习。

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更大范围、更大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是要形成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

规则制度型开放是深层次的、根本性质的。黄奇帆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推动要素流量开放的同时兼顾规则制度型开放,甚至可以说是以规则制度型开放有力地推动了要素流量型开放,两者相得益彰。

中国的开放将从过去要素流量型的开放转变为规则制度型的开放,这对全国而言,是今后的一个转变,但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是过去几十年的基本经验。

“大湾区几十年前就已经在规则制度型开放上下了功夫。” 黄奇帆说。

他具体分析了一下香港、澳门和广东的规则制度开放的情况。

100多年前香港被辟为自由港,其独特的制度设计使它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之一。香港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基于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这是香港制度的基因:

一是税费方面的制度安排,香港公认的税收低成为其吸引国际资本的基因所在; 二是以“高度自由”为特征的自由港制度体系,包括贸易自由、运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人员往来自由和数据流动自由等在内自由港的“六大自由”,吸引了很多跨国公司将香港作为地区或全球总部;三是以普通法辅以成文法为基础的法治秩序。香港的法治指数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位列第五,并在世界排名十六。香港被视为国际首选的仲裁与调解的理想地点。

上述三条构成了香港独特竞争优势的制度基础,也是众多跨国公司、巨商大贾云集香港的重要原因。澳门作为自由港和香港大体如此。两个自由港为粤港澳大湾区更高水平开放提供了重要样板和借鉴。

同时,大湾区开放并不仅仅是港澳的专利。广东本身就有开放的基因和开放的文化。

回溯近代的开放史,广东一直走在前面。比如广州本身就是千年商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即使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广州还是当时唯一能对外开放的港口。

近代以来,广东更是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肇始之地,大批广东人为了生活勇敢闯世界,成为中国海外华侨最多的地方,汕头、江门等地都是著名的侨乡侨都。

正是这样的基因,这样的文化,为广东在新时代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奠定了底蕴。正是有这个底蕴,在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深圳一马当先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为依托,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开放的序幕。一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开放口岸成为当时要素流量型开放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规则制度开放的试验田。

黄奇帆以最早的蛇口工业园区为例。在开发与建设过程中,除了学习借鉴了香港自由港的零关税、低税率等安排外,还在劳动用工制度、干部聘用制度、薪酬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及股份制企业的制度等方面实行了多项改革和创新。因此,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这些规则制度层面开放,实际上引领带动了广东的要素流量的开放。正是在这些制度平台的推动下,广东成为当时我国外循环拉动牵引的枢纽。

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更是赋予大湾区特殊使命。

近期大湾区发布的关于横琴和前海的两个中央文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分别要求“率先在改革开放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创新,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两制’优势的区域开发示范”,“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构建国际合作和开放新优势”。

黄奇帆认为,这都表明粤港澳特别是广东近期制度开放、规则开放上,中央又赋予了重要的任务。

大湾区应当成为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枢纽

因此,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出发,原本作为外循环牵引内循环重要节点的大湾区应当成为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枢纽。

“相互促进的关键仍在于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那么,如何以大湾区贸易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黄奇帆表示,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在补充我国对外开放短板上有新举措。

四十年来,我国对外开放还存在着四个重要短板,分别是金融、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和数字经济领域。比如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资产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不到2%。去年国务院通过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名录中,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以及商业银行、保险等等的外资股比限制。大湾区要用好这一政策,加快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入驻。

再比如,我国虽然是全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货物贸易背后的保险、物流等服务贸易70%是外国企业在做,这与我们在这方面的开放不够有关。

二是要在内外贸一体化上有新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外向型经济发达,是“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发源地、聚集地。受2009年金融危机和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这些加工贸易正在转型升级。这个过程还要加快,要由“两头在外”转向“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实现内外贸一体化。而这不仅是需要推进内外贸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制度衔接,实现同线同标同质,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生产、维修与再制造、销售结算等产业链中高端延伸。

积极推进传统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技术贸易转变,大力发展保税物流、保税研发、保税检测、保税维修、保税展示、保税租赁等“保税+”新业态。支持企业开展“委托加工+自主品牌”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在海外布局更多销售渠道、服务网络、海外仓,逐步提高各方面的业务。

三是要在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上有新作为。

重点推动跨境电商、互联网+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等新业态创新发展。跨境电商方面,要抓住制约跨境电商发展的痛点和痛点,大力推动外贸业务流程改造和各环节数据共享,推动海关、商检、外汇、税务、商务、物流、金融一体化,率先探索适应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新型监管服务模式和制度体系,促进贸易监管数字化转型、便利化发展。

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的模式,支持企业建设国际配送平台、境外综合运营中心和跨境贸易数据中心,更好地融入全球零售体系。“互联网+服务贸易”方面,要紧紧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服务贸易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机遇,推动互联网+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发展大数据、云计算、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知识产权、动漫和影视制作外包的新业态。

四是在推动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方面要迈出新步伐。

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针对个别国家对我实行科技脱钩、人为设限甚至发动科技冷战的形势,可进一步发挥大湾区开放优势,推动创新要素跨境自由便利流动,吸引集聚国际创新资源,打造国际科技合作创新平台。这既是提升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科技“硅幕”、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需要。

另一方面,从产业发展需要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低碳经济对监管的标准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比如,壮大数字经济必然涉及到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问题,涉及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的“三新”经济监管问题。

同样,培育生物经济将遇到如何安全稳妥开展前沿生物技术的试验和应用,而发展低碳经济时则将遇到低碳技术、绿色供应链的标准互认和对接问题,而这在中国宣布“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显得更加重要。这些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和监管问题都必然在大湾区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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