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匈牙利世界经济周刊》报道，当地时间10月18日，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于当日去世，享年93岁。

科尔奈1928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他曾担任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系主任，也是布达佩斯学院、布达佩斯经济大学的教授，1986年起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1972年至1977年，担任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席。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科尔奈就对社会主义传统管理体制下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社会主义体制 :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增长、短缺与效率》《转轨中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等一系列著作。

科尔奈一直和中国经济学界有深入交流，并多次访问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吴敬琏等人认为，科尔奈的思想是中国取消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之一。他的代表作《短缺经济学》更是影响了一代中国经济学人。

科尔奈在生前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 他曾提出，中国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不能为了推动GDP尽可能快地增长，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发展任务；中国收入差距在明显扩大，这不仅对经济是不利的，而且直接违背了民众的公平感，迟早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要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法治政府是必不可少的； 不要利用特殊补贴、支持和免税政策等，人为地推动国有部门的扩展，等等。

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大师

据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撰写的《思想的力量和思想的历程——我所知道的科尔奈的生平和成就》一文，科尔奈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他的许多家人在二战期间丧生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在苏联红军解放匈牙利之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强烈地信仰共产主义。

1956年，28岁的科尔奈参加举世瞩目的匈牙利改革，虽然改革惨遭苏联镇压，但这次流产的改革对科尔奈一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深入分析和批判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受到了东西方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

1968年，匈牙利正式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计划制度和以价格为中心的经济调节制度，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科尔奈正是这次改革的策划者和设计师。

改革之初，匈牙利经济发展迅速，改革成效显著。但那时，科尔奈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天真地”认为只要用市场取代了计划，那么大多数计划体制存在的问题就都能解决。在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十几年里，科尔奈发现，放弃中央计划之后，这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那样运作，软预算约束问题和投资饥渴症导致经济短缺的现象没有完全改善。他在后来出版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把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更清晰的阐释。

短缺经济学、软预算约束等重要的理论和概念使科尔奈成为国际上对经济转轨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许成钢认为，正是因为科尔奈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深刻认识，他是第一位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透彻地分析了中央计划的弊病，彻底地改革中央计划经济，同时又对经济学理论作出基础性贡献的经济学大师。

影响了一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者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始陷入了思潮迷惘之中，一方面渴望改变，但一方面又无法确定改革该往何处去。

科尔奈的思想正是在此时传入中国，他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描述词汇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短缺经济、投资饥渴症、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一时间，年轻的学者们将科尔奈的思想奉为圭臬，并开始用他的理论来解释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

1985年8月，科尔奈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短暂停留后应邀前往重庆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因为这次会议是在一艘名为“巴山轮”的长江三峡游船上举行的，后来也被称为“巴山轮”会议。

据凤凰财经采写的《计划经济“逆子”：科尔奈和他的门生》一文，当时大量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人物均参与了这场“巴山轮”会议，如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的薛暮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安志文，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等。参加会议的还有一批当年的“小字辈”如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官员。

很多当时的参会者并没有意思识到，“巴山轮”会议后来成为了中国改革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赵人伟的回忆，科尔奈是当时会议上首名演讲的学者，他为中国经济改革开出的“药方”是：应该采取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这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放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这一说法无疑是石破天惊，因此科尔奈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得到正面反馈。

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很多年轻学者与国外的经济学家建立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不少人得到了出国学习的机会。据许成钢回忆，1986年的春天，科尔奈在哈佛大学授课，当时一起选修他课程的中国同学还有钱颖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前任院长）、王一江（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李稻葵（李稻葵目前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当时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做访问学者的樊纲也一起旁听了科尔奈的课程。

令人庆幸的是，最终中国还是走上了改革之路。1987年，也就是“巴山轮”会议后的第二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科尔奈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逐渐减弱，这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摆脱了短缺经济，近二十年来，物质过剩变成了常见现象，而科尔奈的研究主要专注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物质短缺现象。

有意思的是，1999年，科尔奈再次访华，他到中国的商店里逛了逛，发现“短缺经济不复存在了”，于是他决定要写一本新书《过剩经济》，之后他的确完成了这本书，还在其中记录了访问商店的这段插曲。

许成钢在《思想的力量和思想的历程——我所知道的科尔奈的生平和成就》一文中写道：“在我与科尔奈四分之一世纪的亲密交往中，我见到的科尔奈是一个从来不对政界、学术界和社会上任何歪风邪气低头的人，永远不低头，永远都是勇敢、坦诚、直率的。他从来不会因为苟且小利而丧失原则，他是以他的人格来带动学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