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好故事永远是刚需，是硬通货。在延绵了近两年的疫情影响之下，行业跌入低谷，曾经发达的故事工厂们数度停摆，至今仍然处于缓慢恢复中。与此同时，观众对于好故事的渴求和热情却并没有降温，甚至更加强烈了。但仅提供情绪宣泄的出口、打造一个爆款，又或者是只热衷于个人表达，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什么是好故事？哪里能找到它们？同样的呼声也来自电影人自己。尤其在当下的语境中，他们更渴望能创作出可以被时代铭记的作品，但有追求的创作者“永远缺一个好故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阿里影业发起了首届薪火好故事征文大赛，想去更源头的地方，去探究故事创作之迷，寻求搭建其与市场之间的全新链路。在蛰伏的时刻，这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尝试。

“中国电影行业有很多创投、很多短片奖、很多青年导演计划，但是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计划。当我们整个媒体的聚光灯和关注度都在导演、编剧、演员身上时，很少有人想到背后的故事从哪来。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说干就干，做了薪火好故事征集大赛。”阿里影业总裁李捷这样介绍。

从内容上看，薪火好故事主要聚焦在当下励志青春和近未来科幻两大题材方向上，前者聚焦于某个行业或者个人命运的沉浮，讲述当下中国年轻人的追求和梦想，后者则更加倾向于用天马行空的创意去讲述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未来世界，但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都要回归现实主义关切的情感内核。

在李捷的解读中，励志青春就是鼓励年轻的创作者创作正能量、暖人心的东西，“电影是梦”，并且“你们正生活在最美好的时代”；而把科幻限定在近未来，也是考虑到故事与当下现实的可结合程度。

10月16日，在由阿里影业共同发起的“海浪新力量电影计划”颁奖礼上，首届薪火好故事征文大赛各奖项出炉。《姐姐的拳》和《立交》分别获得“当下励志青春”和“近未来科幻”两单元的最具价值作品。此外，《苍蝇·蚂蚁·蜜蜂》、《墨子的秘密》、《茧》、《雄鹰刺青》、《诺亚》、《巢》、《情感算法》等作品也分获荣誉。

门槛降低之后，眼前一亮

当我们在谈论“缺少好故事”的时候，到底在讨论什么？这个世界也许不缺好故事，而是缺少真正能够挖掘到好故事的人。

怎样能找到更多的人？薪火好故事制定了一项与众不同的规则：创作者们只需要提交一个三千字以上的故事梗概或者大纲就能获得参赛资格。根据这一规则，薪火好故事把目光聚焦到了成熟的剧本和小说之外，更加看重“故事”本身的潜力。据介绍，今年3月份开始征稿，7月份进入评审期，大赛共收到来自全球的1500余部作品报名，最终筛选出25部优秀作品进入终审。

而其他类似面向创作者征集的活动通常会要求参加者提交完整剧本或者至少前二三十场戏，文学类的作品则要求提供完整篇幅。

根据规则，所有入围作品都有机会进入阿里影业的专业开发流程。甚至还在初审阶段，就已经有部分优秀参赛作品进入了影视化改编的讨论阶段。对于那些尚未成为专业影视作品编剧的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仅靠一个故事的概念，就有可能去敲开行业大门，进入主流视野。

这也意味着，创作者的身份背景会更加多元化，而故事的新鲜感和丰富性也会相应地提升。在入围的25部作品中，令人眼前一亮的故事不少。

例如，取材于真人真事的《苍蝇·蚂蚁·蜜蜂》讲述职业打假人遭遇，正面切中社会议题；《姐姐的拳》讲了一个与自己命运博斗的女拳击手，试图塑造一种全新的女性银幕形象；《诺亚》属于末日题材，讲述世界上最后一个人如何与机器人同行；《奔月》则借用古代神话的意象创造了一个人人向往移民月球的近未来世界；《山中有虎》以一桩曾引起全民关注的老虎寻踪事件讲起，最后落到了环保议题上；《错觉》是常见的人与AI对抗题材，但故事很接地气，立足日常，直面由科技迅猛发展所带给人类的永恒恐惧。

在拓宽选拔范围的同时，主办方还希望组建一个多元化的评审团。9月份，大赛公布终审评委团成员为韩家女、束焕、王红卫、袁媛、张冀和紫金陈。

其中，紫金陈为国内知名小说家，其作品《坏小孩》被改编成《隐秘的角落》，成为去年爱奇艺的迷雾剧场的爆款热播剧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红卫为业内金牌策划人，曾监制多部重量级影片，同时任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主导“青葱计划”。另外几位评委也都身份多元，身跨编剧、导演、制片人等多个领域。

界面文娱了解到，不收剧本、而是要找到可能变成剧本的好故事，这是薪火好故事评委们最初被吸引的地方。韩家女认为，之所以大家现在都说没有好故事，是因为有很多好故事在开发的过程中就被“掐死了”。 她觉得，薪火这个平台就是要找出可以做出好故事的编剧苗子，跟那些甲方直接来挑选项目模式还是不一样，“年轻电影人可能因此而会少走一些弯路”。

这种赛制令评委们在审读参赛作品时的着眼点有所变化，“故事是否有潜力”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在袁媛看来，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是不是主题表达清晰，是否能让读者认同其中的价值输出。束焕主要看重故事本身是否成为影视作品的潜力，有的故事人物特别有挖头，有的故事情节很丰满。

张冀则看到了年轻创作者身上带有的鲜明的时代特点。“我们那一代碰到的问题，写的很多像文学不像电影，很多人写的是文学思维，不是影像思维，很多拿文学思维套用观影文学。”他说，“这一代人还是有影像的想象力和一些基本的电影叙事技术上的转变。”

他更看重一个作品内在的质量、精神的维度。“好故事和好剧本不是一回事，好剧本需要编剧，好故事看了源头，好的、有水准一看就知道。”

新人受困，自我矮化还是自我陶醉？

11月15日，大奖揭晓的前一天，在由阿里影业共同发起的海浪新力量电影计划上，薪火好故事邀请评委和参赛的创作者们聚到一起，以“遇见有故事的人”为名，做了一期创作交流工坊。经历了漫长的7个月之后，讲故事的人和读故事的人才初次见面。

不写故事的时候，陈倩倩是一名搞乡镇文宣工作的村官，每天基本上都在做材料、写报告，也会做一些文艺汇演、电影放映之类的活动，去慰问留守儿童、养老院、敬老院等等。这是一项看起来持续不断的琐碎工作，但带给陈倩倩的成就感却没有那么强。

写作之于她的意义，是抽离日常，创造一个虚构的空间，安放自己的对现实之外世界的想象。《奔月》是一个地月尺度的科幻故事，讲述被放弃的人类如何想要逃离已呈末日景象的地球。得知自己的作品入围之后，她并没有想太多，对于之后是不是要进行影视化改编，更是没有概念。在交流工坊上，她第一次见到评委，最想表达的困惑还是有关创作本身。

“我每写完一个故事之后，就会陷入一种很迷茫的状态，分不清楚故事写得到底好还是不好。”

束焕一语道破这个困惑的部分源头是不自信。“你问的是‘创作者怎样避免自我陶醉’，其实应该反过来问，就是‘创作者怎么避免自我矮化和不自信’。”在他的经验中，创作者真正自我陶醉的状态是很少的，假如不确定自己的故事好不好，还是应该回头去想一想自己的初心和兴奋点。

“创作最难的是从概念向人物的迁移。就像写《奔月》一样，你可能觉得有史诗感和高潮，但是这个人物是谁、为什么这样做、人物关系是什么、念头打哪来的？这些东西不断困扰你，你发现难度会越来越大。”束焕进一步解释，“所以我们说，创作最最要紧的是在每一个步骤里不断回去问自己最关键核心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它。”

与陈倩倩类似，《雄鹰刺青》的作者地瓜（笔名）也是业余创作，他大学学经济学，目前从事金融行业。“我其实野心更大，要想取得更大的成绩，作为业余作者还能做一些什么？”

他的困惑颇具代表性，业余作者想进入专业领域深耕，通常不得其门而入。但这种心理可能是另一个“自我矮化和不自信”的陷阱。“没有人会特别在意编剧或导演是不是科班出身，也不会用你的职业背景去评判作品的好坏。所以，没必要把自己判定为就是‘业余’，作品本身的水平说明一切。”袁媛解释说。

她也提醒，要想进一步把创作当成职业或者事业来发展，那就需要勇气和规划。“有可能你的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讲述、每一次努力最后都石沉大海。这种情况可能不止持续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你有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一旦进入专职创作的状态，在向制片公司或者平台提交项目的时候，单打独斗就不如团队作战，这就是规划的部分。“你需要积累行业内的资源，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组队参加各种投递，得做PPT，得想办法包装自己，得让你们的故事被阐述得更好，得让制片人产生兴趣……这种规划尤其对于新人来讲，是必不可少的。”

虫安是一名比较成熟的专职作者，其作品《姐姐的拳》也入围了终审，故事讲述一名女拳击手与命运的抗争。来参加薪火好故事大赛，虫安期待得奖，同时对于影视化改编也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我觉得故事和影视的关系，就是麦子跟面包的关系。我就负责把麦子种好。当然希望麦子能被买去做面包、做面条。不过就算没有，它在麦田里自己也是一个风景。”

对于他来说，写作是一个再就业的问题。他告诉界面文娱，“我可能时时刻刻在琢磨着要写什么样的故事。当有一些成熟的素材进入我的理念，就像一个组合归纳，其实这就是一种生产。”

这种状态令他常常受困于效率。他向张冀请教：“文学写作比较讨巧，可以在自己世界当一个独裁者，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进入高效理想状态也是不容易的，充满不确定性，更何况剧本又是更加浩大的工程。您是怎么进入自己创作的理想状态，并且保持下去直到一个作品完成的呢？”

张冀非常直白地表示“写作在严格意义上没有理想状态”，每一个题材都会面对同样的困难，每次都得重来一遍。不过，漫长的创作过程的确容易令人疲惫，与此同时，故事发展可能正陷入套路化，人物也正在僵化。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并不是进入写的“理想状态”，而是去接触、去了解生活中没见过或不了解的人。面对不同题材的故事和不同行业的人物，他都会花大量时间去深入生活做采访。

这里涉及到了影视剧本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年轻创作者如何关注现实？如何从现实中汲取养分？

“你要像一个海绵一样，首先要谦卑，生活和命运永远是你的老师。你先去探求，泥沙里面本来有些东西是你意料不到的。然后才是技巧、方法。”张冀建议，年轻编剧一定要多写，多让别人评判，要有危机意识。

其中，编剧的“危机意识”鲜少在公开场合被论及，但它体现着创作者对于现实的态度，很可能是阻碍好故事产出的原因之一。“很多作品，并没有带着对生活的敏锐、带着对这个时代的痛感，也不能够一下子刺激到我。”张冀说，“不是说不好，但有危机意识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现实表达关切，描摹当下时代，是薪火好故事想要鼓励的方向。李捷也在现场借用了尹鸿教授的一句话寄语年轻创作者：“不要花太大精力去编，我们身边的故事戏剧性远远超出想象。”

不要总想一招制敌，最难的永远不是技巧

《苍蝇·蚂蚁·蜜蜂》的故事来自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职业食品打假人。不同的打假团队会有各自的代号，苍蝇、蚂蚁、蜜蜂就是三类不同打假团队的代称。这个故事的创作者爱哲团队运营着一档声音节目，平常会收到很多来自真实世界故事的投稿。他们筛选之后会首先制作成节目，将原始素材进行符合叙事逻辑的编辑，再根据不同的情节需要设计专门的配乐，控制讲述节奏，最终的产品形态呈现出来像是有声电影。他们称之为“声音纪录片”。

《苍蝇·蚂蚁·蜜蜂》在投到薪火好故事大赛之前，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爱哲团队告诉界面文娱，他们在前期会做大量的采访，“其中80%的内容一定是细节、场景描写，你说什么、我说什么，然后我当时的表情是什么等，而内心的想法和意识形态可能最多占10%至20%的比例。”

要做一个声音纪录片，这样的操作是必要的，的确也如他们所说节目的最终呈现与影视作品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通性。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故事强烈的非虚构属性也给影视化改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评委们认为，现在“素材感太重”。

在工坊上，爱哲团队向韩家女提问：“真人故事改编如何判断适合不适合，有没有衡量的核心和要素？”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都会有真实事件或者人物的原型参考。韩家女的编剧代表作《我不是药神》同样是源于真人真事。这起事件首先被央视的记者报道，后来成功影视化。影片上映之后成为当年国产电影市场的黑马，并再次掀起一波对于真实事件如何改编的热议。

韩家女认为，真人故事改编的第一要点是其体现的东西有没有普遍性，这涉及普通观众是否能对故事共情，是否能被代入；另一点就是原型人物的配合度，就是授权。她指出，“授权”至关重要，但对于新人团队来说，这一点却常常被忽略掉。“我是从央视《今日说法》看到的，第一时间通过邮箱联系当事人，然后拿到了授权。”

袁媛对这一点也颇有心得，《滚蛋吧！肿瘤君》的改编方案也是第一时间得到了人物原型的认可，并且在一个小时内就拿出了获认可的方案，“你得想方设法打动对方”。

对于爱哲团队来说，获得真人原型的授权是必须的，但难度在于需要一一获得所有受访人的授权，并且还要对授权具体形式和权益分配进行妥善处理。爱哲团队告诉界面文娱，这项工作正在陆续进行中，但下一步更要紧的还是要引入职业编剧，改善当下过重的“素材感”。

诚意弥足重要。从进入创作流程，到最终面见观众，诚意反映的是创作者对现实的感知力和态度。

《姐姐的拳》是在工坊现场获得一致好评的作品，既有坚实的现实根基，也有丰沛的情感表达。作者虫安告诉界面文娱，“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讲一个牛逼的故事。”

“我想写有骨气的女主，但是是乡土里面的骨气。当遭遇到不公的事情，一般人理解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去诉说， 而具有丰富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通常会觉得‘我应该孤注一掷博一下’。”虫安说，“这个故事讨论的是，假如会武功我能不能复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作者是男性，但写的是女性题材。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刻意迎合当下的女性议题。

“我有三个姐姐——显然是为了生我，我才有三个姐姐。我确实没有预设一个角度，就是从原生家庭的直觉去把握。”

不过，女性议题热又是无法避免的。虫安也不避讳去谈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无论从哪个点出发去做女性议题都是有意义的。“一方面，从统计的数字来说，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男性；另一方面，女性意识正在觉醒，但是男权的意识没有消减，双方正处于对立的时期。”

男作者写女性故事，虫安也许是一个特例，大多数创作者的日常可能是，这种事我永远不可能经历但还是得写出来。一位参赛者提问，如何创作超出个人生活体验的故事？如何捕捉共情去构思普世价值？有什么技巧？

束焕认为，这里有一半是伪命题，不存在超越生命体验的情感，所有基本情感的逻辑大家都有体验。基于此，他总结了四大故事主题，即，爱、死、复仇、未完成的心愿魔咒。“后来有人跟我说这就是四大名著。《红楼梦》是爱，《三国》是死，《水浒传》是复仇，《西游记》是未完成的心愿魔咒。”

超出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情况当然是存在的。面对这种题材，需要做大量包括采访在内的案头工作，“没有体验的话千万不要去写”。束焕还有一个建议，要习惯失败，要头铁，要不断地写。

“《水形物语》的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曾经说，自己大概有二三十个作品没有拍出来，折合成时间的话大概是16年。相当于，他的人生有16年都‘浪费’了。这可是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得主，所以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事情！”束焕说，“但失败才有力量，因为这里有太多能够点燃我们的东西——励志青春，不仅是人物励志，自己也要励志。不要太功利，总想一招制敌。”

年轻人囿于“自我表达”，但真正的现实更广阔

在近期的一个创投活动上，有位评委在参加了两天的活动之后，忍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

“敲诈、骗保、黑社会、毒品、误杀、谋杀、性侵等等，永远到不了的远方和永远回不去的故乡……我看到这两天的年轻创作者，你们在中国历史最美好的年代，都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电影是梦，但一定不是噩梦。”

李捷感慨，创作的形式不应当大于内容。“这次薪火好故事大赛并没有把罪案题材放到里面。我知道年轻人很喜欢写这类题材，但把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虚构出来，就为了获得故事的复杂度，这样既不共情也无共鸣。”他表示，“我们的创作者还是应该努力‘励志青春’，我们也应该看到正能量、向上而温暖的故事。”

故事和现实当然都不可能永远都是阳光明媚的，但如何处理光明与阴影的关系，则是年轻创作者亟需厘清的。这同样不是一个能够一招制敌的秘籍。

在束焕看来，有些年轻创作者把深刻等同于批判，把批判等同于罪案，最后就变成了写人性阴暗面。“其实原因还是不自信。能够把《当幸福来敲门》拍精彩了那是本事，任何激烈的矛盾冲突都没有，就是一个人的奋斗史，特别的励志。”

张冀觉得，如果年轻的创作者热衷于写刺激，热衷于从其他影视作品中照搬桥段，那么笔下的故事是不可能引人共情的。一个好故事应当根植于当下时代现实的土壤。

“你去基层看看，这个国家的人都在奋斗，只有奋斗的人物才会创造精彩的人生。如果你心中没有那个土地，没有那个情感，就不会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感动你的人和事。”他强调，要心中怀着爱，怀着比创作本身更大的东西。

张冀告诉界面文娱，现在年轻一代的创作者，影像思维和技巧都不太缺乏，只要从生活中去找，就能得到远超臆造的东西。

但他所说的生活并非拘泥于自身经验。“你要多去别人的世界，多找真人真事，即便不做真改编，也可以做一个人物原型。”他还举了宁浩喜剧的例子，“例如《疯狂的石头》，故事很荒诞，但是人都是真的，都很泥土。”

在这次评审中，韩家女也感觉到，年轻的创作者们对于现实的认知有一定的偏差。“有的故事也不是他熟悉的现实，而是他觉得甲方会感兴趣的现实。”她告诉界面文娱，“好编剧的要求是比较会选题材，现在很多乱七八糟题材都是制片人和制片公司选的。一个编剧如果能自己选题材，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但这是否说明一个好的故事就等同于创作者的自我表达呢？人们也时常纠结于另一个问题，类型化创作的意义是否只是迎合市场，从而伤害创作者的自我表达？

“自我表达和自己表达不一样，不要以为年轻就有自我。你说自己青春的苦痛、爱情的幻灭，这个不能叫自我表达，只能叫自己表达。”张冀不认同这种对立，“当然有天才的创作者会被商业机制淹没，但普遍的概率比较小。”

首先要确定什么是“自我表达”。其次，类型和市场也并非与表达对立。“没有一个好的类型片是跟价值观相剥离的，总把两个做对立，你也是没有发展空间的。”

韩家女也同意，创作者在一开始原始积累的自我表达里，首先要确定到底有没有自我。自我表达不意味着就要做一些东西让自己显得跟别人不一样。

“在一个全球化甚至疫情后全球化时代，怎么做到本土生动的解释？这个不光是影视作者，而是大多数创作者都要面临的问题。”张冀说。

要寻找到好故事，走到这里恐怕就不只是要见自己了，必然还要见天地、见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