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周四表示，宏观政策应该锚定国家未来的成长机会和投资机会，而不是GDP，宏观政策框架体系应从GDP这个宏观变量向更长期的价值——整体价值转移。

他在新浪金麒麟论坛作主旨发言时说，现在的宏观政策制定框架基本上只锚定一个重要变量——GDP，而GDP是一个流量概念，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但从投资角度讲，应该锚定的是一个国家未来的成长机会和投资机会。

刘俏指出，未来30年到40年，不仅是能源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方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也会出现巨大变化。“这样一个新的文明形态需要巨量的投资，这些投资怎么去获得资金，资金来源在哪里，是未来把握宏观政策的关键点。”

“如果用GDP这样一个偏窄的、狭义的……一个指标作为锚，去理解投融资的话，很可能得到一些结论，比如，现在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或者投资率是不是已经很高了。”他说。

刘俏指出，大家在讨论金融危机成因时，很多时候看的还是信用债和GDP的比例，但是如果用更广义的整体价值来衡量的话，结论可能会不同。

“当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远远高于它的GDP的时候，这些国家其实有非常非常广阔的宏观政策的实施空间，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个国家信贷上升，也不一定会出现金融风险，完全是可以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政策效果。”他说。

基于对未来三、四十年的判断，刘俏认为，中国宏观政策框架体系可能需要从简单的GDP向更长期的整体价值转移。因此，中国仍需要大量的投资，而且要保持一定的超前投资，具体的投资领域可以锁定一些对未来经济增长有重大作用的行业。

“比如，双碳目标本身需要巨量的投资，中国现在有1.5亿的经济微观主体、经济微观单元，怎么对这些经济微观主体进行扶持，让他们能够保持活力，这是未来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此外，新基建、基础研究、乡村振兴等都是需要投资的领域。”他说。

对于资金来源，刘俏认为，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需要更积极一些。待资金到位后，海量投资最终还是要依靠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在中国新发展阶段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有效结合的一种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