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刘晨光

12月4日，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8届全球年会上，IFF 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谈了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黄奇帆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共同富裕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没有共同富裕，社会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阶层固化，如果贫富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经济运行会出现消费不足、投资过剩，如果出现阶层固化，整个社会就会停滞、撕裂甚至动荡，整体经济循环就会陷入低效率均衡。

实现共同富裕有五个方面的路径要求

他表示，实现共同富裕应该有五个方面的路径要求：第一个即是要兼顾做大蛋糕和与分好蛋糕两件事。

他指出，一方面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质基础，蛋糕不大，分得再好意义不大，对当下中国而言，尽管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但我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人均GDP虽然已达1.13万美元，但与北欧发达国家平均的5.6万美元、美国的6.4万美元差距很大，我国仍要聚精会神搞建设，把蛋糕继续做大。另一方面，分好蛋糕也是进一步做大蛋糕的基础，通过分好蛋糕进一步做大蛋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第二个方面，黄奇帆认为要循序渐进，逐步实现。在他看来，共同富裕是根据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经济基础以及社会条件来制定标准的，也就是说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定量定性标准，整体来说分阶段推进、逐步提高，并不是一步到位。“如果根据城乡一条线计算的相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全国相对贫困人口高约2亿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80%以上，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果能够在2035年左右实现中等收入人群翻番，低收入人群减半，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我们共同富裕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他说道。

第三个方面，要缩小差别，但不搞平均主义。黄奇帆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指所有人都达到一样的水平，这是错误的认知，也违反了共同富裕的原则，也就是说共同富裕的原则并不是绝对消灭差别，变成无差别，反对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区域差别如用不同区域人均GDP差异来衡量，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GDP的倍数应该控制在2倍以内比较合理；城乡差别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也应当控制在2倍以内，也就是说当下阶段的共同富裕的差别性应该控制在2倍以内。全社会基尼系数，我国现在的0.465，经过5-10年、15年，能够把0.465下降到0.4以内，在0.3到0.4之间会比较合理。”黄奇帆说道。

第四个方面，要体现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共同富裕是共同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需要全体老百姓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共同奋斗、共享蛋糕，多劳多得绝不是仅靠一部分人把蛋糕做出来然后分给不劳而获的。黄奇帆分析指出，“允许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要有机会均等的机制，也就是说要让人民群众通过劳动积累而来的资金、房产等财富，能够共同参与经济增长，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而不能因为机制体制的障碍，仅仅有一小部分人独享财富增长的机会。”

最后，黄奇帆坦言，共同富裕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共同富裕应是整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结果，要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做大蛋糕，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生产力机制。”黄奇帆强调，共同富裕与新发展理念是内在统一的，在操作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要尊重经济规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次分配讲公平

蛋糕做大了，后续还涉及分配问题，当前主要有三次分配方式。

黄奇帆指出，其中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效率，三次分配讲制约、讲道德，这是三个分配的基本格局。这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是，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是配套和辅助补充。“有人说，因为我国前面两次分配已经做到很完善了，应当将重点放在第三次分配上，提倡大家捐款，这种理解是绝对畸形化的、歪曲事实的。”

黄奇帆强调，一次分配讲效率。他认为，关于农民不能仅凭借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勤劳程度决定他的分配，而是要把农民被征地动迁的土地要素流转带来的收入大部分分配给农民，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过去的征地方式就往往把征地产生的增值部分大部分留在城里。国家新一版的《土地法》做出了新的规定，进行了调整。

对各种资金要素也可以进行改革。“现在我国250多万亿的贷款余额，其中政府的贷款余额，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贷款余额大体上50多万亿，企业的贷款余额165万亿，居民家庭一共有差不多50万亿，但这50万亿里45万亿多是城市居民贷款，农村的六七亿居民实际上只贷了4万多亿元。”

黄奇帆指出，要让农村各个方面，除了按劳分配之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和要素分配、要素循环、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有关，要形成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

他特别提到了如何利用资本市场做好一次分配。正如黄奇帆所言，美国股市的一大资金来源就是各种退休金，美国资本市场才形成了长期资本为主，机构投资为主，散户投资、短期基金投资为辅的投资标准，这种机制也让美国的股东、劳动者分享资本市场增长的红利。“能够进一步拓宽社保基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就会增多，广大老百姓也可以在股市成长中受益。”黄奇帆坦言。

一次分配主要是在市场主体端，根据国家法律和市场机制来运行，二次分配由政府主导，是直接由政府推进的分配，讲的是公平，是整个分配关系当中最关键的概念。二次分配包括政府制定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三个方面。

税收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所谓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那些义务人能够用提高价格把税收负责转嫁给别人的税收。

在直接税的改制方面，黄奇帆提出了几个建议。一个是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现累积，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为7%，对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印度还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编制税率下，很多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0%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因为你45%高，它转化为企业所得税是20%。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他解释道。

黄奇帆指出，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税率应该小于或者等于企业所得税，这样才会避免有意识地避税。他认为，现在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是20%，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是45%，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降到25%应该是合理的。“相应的这次税率个人所得税的直接税率，如果总税率下降，直接税率也会相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也会由此提升。”

此外，黄奇帆表示，应该进一步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2018年7月，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这一个优惠政策，我就认为非常好，由于是临时短期每年都会新发布一些新的调整措施，建议把这样非常好的优惠政策上升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法律，今后30年、50年始终按这一条来确定小微企业的税收，就会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预期。”

“除了所得税之外，直接税还包括房产地税、遗产税、馈赠税，这些都是现代国家财税体系中重要的直接税税种，目前我们正在试点房地产税，未来将逐步推开，今后还会研究推出遗产税或馈赠税。当然我们还要考虑税源的国际竞争因素，不能孤立地谈提高直接税比重。”黄奇帆补充道。

三次分配讲自愿

黄奇帆指出，三次分配主要是指自愿性质的捐赠，现在不少人富起来之后，有回馈社会的愿望，社会责任感很强，“但是由于我们这方面相关的税收激励制度不健全，方便老百姓做慈善的通道也还不够畅通，相关社会组织行业监管还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完善。”

他举例指出，比如通过免抵税可以有效激励人们从事公益捐赠，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公益性捐赠之初，不超过年度利润12%，则予税前扣除。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贫困、巨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每超过纳税人申报应纳税额的30%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此外，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在受征对象方面，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放宽了受征对象的限制。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表明，我国正在加快形成日益规范、透明、法制化的公益性捐赠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三次分配中，捐赠税前扣除若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负有关政策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让一次分配更有效率，还有利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个人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加大捐赠的力度，促进三次分配，进而为共同富裕做出更大贡献。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支柱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黄奇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