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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和票证时代下的百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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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和票证时代下的百货业

前文讲罢民国时代四大百货公司的精彩纷呈的商战,1949年上海解放,历经时局动荡四大百货经营者们做出了留守或撤退的选择。

前文讲罢民国时代四大百货公司的精彩纷呈的商战,1949年上海解放,历经时局动荡四大百货经营者们做出了留守或撤退的选择。新新公司改为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大新百货改为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先施公司则回香港继续发展,永安百货选择留守上海。

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

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物价飞涨,四大百货遭受重创,被媒体称之为“四大皆空”,隐喻四大百货实力空虚。永安百货的掌门人郭琳爽不对国民党抱有希望,但是也不了解即将掌权的共产党。郭氏家族在香港和海外均有大量产业,父亲郭泉则频频敦促郭琳爽尽快离开上海,并在香港为其预留了房间。

郭琳爽也为去留而犹豫不决,永安百货洋酒部的小股东夏大义找到他说道:“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希望您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夏大义的另一个身份是共产党员。1948年底,地下党员丁盛雅也曾经拜会过郭琳爽,郭表示:“公司好比一条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会走的。”而原中共地下党员赵永明在一次访谈中亦表示,除了争取资本家之外,那时还要密切注意资本家不把东西搬走,不把商品转移。

1949年5月16日,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伯父郭乐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不离沪的决心,几天后,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永安百货最高层倚云阁顶端,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红旗。

惨淡经营

上海解放刚三天,永安就开门营业,但生意惨淡。永安百货原来主要的顾客群是富商巨贾、官僚买办和地主豪绅,解放前夕,这些人大多已经逃离上海,奢侈品和高级日用品失去了销路。大众消费群体所需的日用品又备货不多,花色不全,规格不齐,因此生意清淡,连连亏损。1950年底,永安亏损22.5万元,1951年亏损47.8万元,1952年亏损58.783万元。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徕”顾客的办法,如开办寄售业务,开办倾销场、拍卖场和“连环大赠奖”等等,仍然收效甚微。

为了帮助私营商业克服困难,上海市政府于1952年11月下旬采取措施,扩大商品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让出了国营商业对123种商品的全部或部分批发业务,停止了国营22种商品的零售业务,撤销11个零售点、两个门市部,并停止了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零售业务。调整后,永安百货的营业额大幅上升,12月份较11月份增长68.27%,受此鼓舞,郭琳爽提出1953年做1000万元的生意,赚取利润40万元的计划。

从商荒到公私合营

建国后,城市人口快速发展,国家粮食储备一直购少销多,入不敷出。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现霜灾,到1953年秋,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无论是卖给国家还是私人粮商,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为了解决粮食储备问题,1953年10月,中央政府推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粮食统销政策正式出台。1953年11月15日、1954年9月9日做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对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这样,粮、棉、油等比较重要的农产品退出了自由市场,都开始由国家垄断经营。

永安百货的复兴计划刚推出就遭遇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统购统销的实施导致私营企业进货越来越难。这样,永安百货的货源日益依赖于国营公司或公私合营企业,数量和品种上不再能够自由调控。1953年,永安百货实际盈利仅7.38万元,远低于预期的40万元。1954年,永安百货业绩进一步下滑,进货、销货和库存与1953年相比,降幅均在50%以上,营业额只相当于1953年的47%,亏损74万元。

彼时,国营商店商品摆得满满当当,永安百货则没什么东西可售。国外的商品无法采购,国营批发部又要限制数量,无法保障供应,甚至不给供应。1955年春节过后,适销商品大部分已经卖完,库存只剩下不适销商品,永安百货可供调动的流动资金只有43万元,连职工工资也不能按时支付了。为此,国家对永安百货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增加经销、代销业务,妥善安排货源,并通过增加贷款等办法促进资金周转,扶持永安百货。调整后,永安基本能够维持开支。

1955年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势头。首先是上海8个轻纺工业和13个重工业率先实行按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市绒线、棉布、绸缎三个商业行业也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当时,很多人认为“国营”的就是好,“私营”的就是差。一位外地顾客,买了一大包东西,正待开票发货,听说永安百货是私营商店,便说自己“走错了门”。郭琳爽向公司工会主席表示:“我们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在11月21日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全体赞成永安百货申请合营。当天下午申请书送到工商联转交上海市商业局。11月23日获批,商业局责成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会同永安百货进行合营的筹备工作。

1956年1月14日,上海永安百货正式宣布公私合营。合营后,定股为人民币750万元,保持原来的750万股不变,每股1元。其中,永安系列私股约占82.96%,年息5厘,并定于1956年7月28日发放合营后第一次股息。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永安百货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而香港的永安百货则由郭氏后人继续经营,2007年,香港永安百货百年大庆,成为为数不多的拥有百年经营历史的百货公司。

易名与复名

1966年,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改成“东方红”剧场,“新世界”百货商店改成“全球红百货店”,国内上下掀起一场改名风潮,“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成为永安百货的新名字。1969年,永安百货再度更名“上海第十百货商店”。八十年代,商业部在全国主要城市筹建华联商厦,1988年,永安百货第三度改名“华联商厦”。2005年,复名“永安百货”。

梦见暖水瓶被打和新买暖水瓶

统购统销出台的时代背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1953年出现粮食危机,应该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民卖粮及种粮,而政府选择了强制征收,目的是为了保证工业建设。1952年,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预算中的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数据显示:“一五”时期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1.1%,这和统购统销的实施有直接的关系。

统购统销从粮食扩大到棉布、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计划。《票证旧事》,辑录了一则故事:某家庭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暖瓶打碎了,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暖瓶的购买需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买不了只好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

公私合营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在经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后,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用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共23亿余元)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共发10年。这就使得私股与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相分离,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运用,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绝对支配作用。定息停付后,企业就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时代浪潮的奔腾不息,谁也无法阻挡,既然时代选择了你,就融入时代吧。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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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和票证时代下的百货业

前文讲罢民国时代四大百货公司的精彩纷呈的商战,1949年上海解放,历经时局动荡四大百货经营者们做出了留守或撤退的选择。

前文讲罢民国时代四大百货公司的精彩纷呈的商战,1949年上海解放,历经时局动荡四大百货经营者们做出了留守或撤退的选择。新新公司改为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大新百货改为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先施公司则回香港继续发展,永安百货选择留守上海。

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

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物价飞涨,四大百货遭受重创,被媒体称之为“四大皆空”,隐喻四大百货实力空虚。永安百货的掌门人郭琳爽不对国民党抱有希望,但是也不了解即将掌权的共产党。郭氏家族在香港和海外均有大量产业,父亲郭泉则频频敦促郭琳爽尽快离开上海,并在香港为其预留了房间。

郭琳爽也为去留而犹豫不决,永安百货洋酒部的小股东夏大义找到他说道:“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希望您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夏大义的另一个身份是共产党员。1948年底,地下党员丁盛雅也曾经拜会过郭琳爽,郭表示:“公司好比一条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会走的。”而原中共地下党员赵永明在一次访谈中亦表示,除了争取资本家之外,那时还要密切注意资本家不把东西搬走,不把商品转移。

1949年5月16日,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伯父郭乐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不离沪的决心,几天后,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永安百货最高层倚云阁顶端,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红旗。

惨淡经营

上海解放刚三天,永安就开门营业,但生意惨淡。永安百货原来主要的顾客群是富商巨贾、官僚买办和地主豪绅,解放前夕,这些人大多已经逃离上海,奢侈品和高级日用品失去了销路。大众消费群体所需的日用品又备货不多,花色不全,规格不齐,因此生意清淡,连连亏损。1950年底,永安亏损22.5万元,1951年亏损47.8万元,1952年亏损58.783万元。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徕”顾客的办法,如开办寄售业务,开办倾销场、拍卖场和“连环大赠奖”等等,仍然收效甚微。

为了帮助私营商业克服困难,上海市政府于1952年11月下旬采取措施,扩大商品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让出了国营商业对123种商品的全部或部分批发业务,停止了国营22种商品的零售业务,撤销11个零售点、两个门市部,并停止了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零售业务。调整后,永安百货的营业额大幅上升,12月份较11月份增长68.27%,受此鼓舞,郭琳爽提出1953年做1000万元的生意,赚取利润40万元的计划。

从商荒到公私合营

建国后,城市人口快速发展,国家粮食储备一直购少销多,入不敷出。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现霜灾,到1953年秋,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无论是卖给国家还是私人粮商,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为了解决粮食储备问题,1953年10月,中央政府推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粮食统销政策正式出台。1953年11月15日、1954年9月9日做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对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这样,粮、棉、油等比较重要的农产品退出了自由市场,都开始由国家垄断经营。

永安百货的复兴计划刚推出就遭遇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统购统销的实施导致私营企业进货越来越难。这样,永安百货的货源日益依赖于国营公司或公私合营企业,数量和品种上不再能够自由调控。1953年,永安百货实际盈利仅7.38万元,远低于预期的40万元。1954年,永安百货业绩进一步下滑,进货、销货和库存与1953年相比,降幅均在50%以上,营业额只相当于1953年的47%,亏损74万元。

彼时,国营商店商品摆得满满当当,永安百货则没什么东西可售。国外的商品无法采购,国营批发部又要限制数量,无法保障供应,甚至不给供应。1955年春节过后,适销商品大部分已经卖完,库存只剩下不适销商品,永安百货可供调动的流动资金只有43万元,连职工工资也不能按时支付了。为此,国家对永安百货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增加经销、代销业务,妥善安排货源,并通过增加贷款等办法促进资金周转,扶持永安百货。调整后,永安基本能够维持开支。

1955年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势头。首先是上海8个轻纺工业和13个重工业率先实行按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市绒线、棉布、绸缎三个商业行业也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当时,很多人认为“国营”的就是好,“私营”的就是差。一位外地顾客,买了一大包东西,正待开票发货,听说永安百货是私营商店,便说自己“走错了门”。郭琳爽向公司工会主席表示:“我们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在11月21日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全体赞成永安百货申请合营。当天下午申请书送到工商联转交上海市商业局。11月23日获批,商业局责成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会同永安百货进行合营的筹备工作。

1956年1月14日,上海永安百货正式宣布公私合营。合营后,定股为人民币750万元,保持原来的750万股不变,每股1元。其中,永安系列私股约占82.96%,年息5厘,并定于1956年7月28日发放合营后第一次股息。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永安百货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而香港的永安百货则由郭氏后人继续经营,2007年,香港永安百货百年大庆,成为为数不多的拥有百年经营历史的百货公司。

易名与复名

1966年,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改成“东方红”剧场,“新世界”百货商店改成“全球红百货店”,国内上下掀起一场改名风潮,“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成为永安百货的新名字。1969年,永安百货再度更名“上海第十百货商店”。八十年代,商业部在全国主要城市筹建华联商厦,1988年,永安百货第三度改名“华联商厦”。2005年,复名“永安百货”。

梦见暖水瓶被打和新买暖水瓶

统购统销出台的时代背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1953年出现粮食危机,应该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民卖粮及种粮,而政府选择了强制征收,目的是为了保证工业建设。1952年,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预算中的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数据显示:“一五”时期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1.1%,这和统购统销的实施有直接的关系。

统购统销从粮食扩大到棉布、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计划。《票证旧事》,辑录了一则故事:某家庭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暖瓶打碎了,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暖瓶的购买需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买不了只好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

公私合营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在经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后,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用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共23亿余元)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共发10年。这就使得私股与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相分离,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运用,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绝对支配作用。定息停付后,企业就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时代浪潮的奔腾不息,谁也无法阻挡,既然时代选择了你,就融入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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