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力的大经济环境没有影响到中国网民群体的扩张，且后者结构正在呈现更加多元的态势。据CNNIC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年增长率同比上涨1.1个百分点，互联网普及率升至50.3%；其中手机网民数量为6.2亿，占比90.1%。

更多的流量涌入和新媒介产品的诞生也顺应带来观点、内容和行为交互的激增。手机依赖、造谣传谣、网络暴力、舆论施压......信息与传播渠道的双 重爆炸直接影响了网民对信息的感知和处理习惯。同时，国内文化产业也在面临多重挑战，IP改残、票房注水、原创综艺匮乏等时刻考验着观众的审美耐力。所以一面是繁杂且质量参差的内容，一面是快速灵活的传播方式和传播主体，如何辩证地审视人们的网络行为和文化商业化的趋势呢？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柴焰。

信息传播和情绪发泄的满足

社交媒体激发了人们表达和营销自我观点的欲望，但是有些观点是不成熟和碎片化的，你觉得这有可能摧毁现有的知识体系么？

没有那么夸张。应该说电子媒介的属性决定了人们知识接收方式的碎片化，因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电视和网络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日本一位传播学者命名其为网络人），与伴随纸质媒体成长起来的人相比，心理相对比较封闭。他们认识世界往往是凭着感觉走，思考和表达都偏感性和非理化，也非常注重个性化的体验，这也反过来促进了社交媒体的发展。比如说2015年3月，扎克伯格在“读书年”中推荐的第7本书是来自崔时英（Michael Suk-Young Chwe）的《理性的仪式》（Rational Ritual），称这本书对他做社交媒体启发很大。他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现在人们对外界事物的处理和认知不仅依赖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还依赖于他人和全人类共有的知识体系。人们在处理周遭世界中遇到的问题时，不仅基于我们各自懂得什么，也需要知道别人知道什么和那些大家共享的常识。所以他认为设计社交媒体要面临权衡为每个个体创建个性化的体验和为大众开发通用体验之间的关系。

《理性的仪式》封面，作者崔时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擅长博弈论。

但这些“知识”的有效性是有待考证的吧？再者人们又能真正地消化多少，比如微信公众号的“订而不阅”。

现在这个局面比较有趣，一面是信息爆炸，一面媒体又有信息饥渴症，因为真实、有价值的信息还是紧俏产品。网络上大量存在着流言、谣言以及煽情性、耸人听闻的信息，让受众难辨真假，很容易陷入信息的漩涡，无法自拔。再说对信息的有效接收，短信、微信促进了文字阅读的复兴，而大量的视频和音频在传递信息时更具多样化和不确定性。我们不按播放按钮，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一瞬间会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并且用图、音、视传播信息时，看似是有图有真相，实际往往会因为拍摄时间、拍摄角度、后期处理等问题造成受众解读信息时的曲解，反而掩盖了真相。

还有手机阅读，这个移动终端的出现让人们患上了媒介依赖症，而不是提供了一种高效的阅读手段。你貌似看了很多，但记住的有多少呢？信息量大未必是好事。人的注意力就那么多，大笔时间都花在了浏览上，浅阅读替代了深度阅读，最后真正给你留下的有价值的信息很少很少。现在已经有科学研究证明，长期看手机注意力会下降50%，这是很可怕的。另外，对媒介过于依赖，也会削弱人自身对社会的感知能力。

同时，新媒体对纸媒的冲击也体现在人们如今的阅读倾向方面。如果参照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成年人均阅读量数据来看，国人对纸质书的阅读热情实在是比较低，过多的注意力转向对移动终端。但是机器的储存量并不等于人的实际阅读量，比如kindle，你下载了几万本书，最终读的可能就一两本。量的暴增其实是剥夺了人的关注力，人的侧重点成了量的拥有而非质的获得。我觉得它是个销售噱头，商家往往说这个机器有多大的容量，好比说一张DVD上能收录多少歌，但 是你常听常唱的就那么几首。

网络提供了一个更快捷的曝光渠道，增强了舆论监督的能力，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网络暴力。有些网友留言、扒皮毫无节操，你觉得网络实名制有助于此改善么？

通俗上看，一方面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要害怕被人肉呢？但换过来说，这是损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啊，它是人的基本权利。所以这就需要国家加强管控了，个人是很无力的。当然，我们也要提高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要什么都拿出来晒。

匿名让人性中恶的释放变得更容易了，网友任性地发言是一种无理性的扩张，发泄个人压力的渠道。一旦观点冲突，就彼此一味打压、谩骂，这其实与观点本 身已经无关了，就是纯情绪的发泄。就拿先前“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这个事情说吧，消息发布三周内，点击率就超1.1亿。它是个假新闻，但是它暗合了某些人的偏见和心理诉求，比如城乡差异，女孩拜金等等。这就引发了各种角度的观点表达，言辞多激烈的都有。最后成就了一场媒介狂欢，大家不就“事”论事，对它的真假反而不那么在意了。网络实名制一定会有震慑作用，不过实现尚需时间，就像火车票实名制那样，刚开始大家有抵触，真正实施了也就习惯了。

公众、媒体、政府的价值交集

前两年有机构总结出一张微博热度趋势图，发现人们关注的话题及人物由时政要闻和公知转移到社会新闻、娱乐美食和明星段子手。你觉得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好是坏？

新浪微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5微博用户发展报告》中显示，娱乐明星和搞笑幽默已成为微博用户的主流兴趣标签。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看。按照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丹拉瑟提出的后院篱笆原则，大众本来就更喜欢聊社会新闻。而微博也是生活化媒介，从它上线到现在，服务的用户层次是在逐渐下移的。最初知识型用户占主导，公知可能会成为意见领袖；但随着明星、垂直行业专业人士把这里开辟为宣传战场，后来进入的大量普通用户就更多成为了他们的追随者。

比如美食现在这么火，我觉得就跟当年《舌尖上的中国》有挺大关系。本来人们认为去高档餐厅才是值得提及的事，但如今一个烧饼、一碗拉面也可以晒得特别有派头，这是观念变了。你说它是好是坏？它就是反映了在移动终端时代，新的媒介渠道下，人的生活状态。特别是90后，会吃会玩，他们的情感、思想、表达都区别于70后和80后，身上背负的沉重比较少，更注重自我和自由。

现在国家开始规范媒体对网络流行语的使用，对标题党也作出了一些限制，这意味着什么？

必须意识到有些草根性的词语太低俗，中国词汇是很丰富、高雅的。虽然说使用网络流行语有助于快速获得读者的认同感，但长此以往就可能会转变成对传统汉语言使用的贫乏。再者，民众用语也能反映一定的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在媒体层面做一些有意识的规范还是好的。

标题党是必然的。路透社今年1月发布的《2016新闻、媒体、技术趋势》报告里就提到“下一代成功的新闻生产者是会撰写标题的人”。标题制作已经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必备技能，但我们反对用耸人的标题去传播虚假无效的信息。

不过关于假新闻的追责，好像还没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机制，尽管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官博参与到热门话题的讨论当中。

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造谣传谣无疑会受到惩戒，但大部分假新闻是无害的，或者说至少不妨碍多数读者的利益，相较之下，追责成本反而比较高。比如金庸去世的消息经常会出，这个假新闻会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么？所以受众对假新闻的容忍也是造成其泛滥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都对假新闻人人喊打，会大大降低假新闻的数量。

社交媒体便利了用户间的信息交流，人们有机会产生情绪感染。再加上在部分认知、经验的基础上达成了观点共识，那么当遇到违背共识的事情出现时，人们就会群起而攻之，扮演道德裁判员的角色。比如“贩卖儿童一律死刑”、“包贝尔婚礼闹伴娘”、“和颐酒店女子遇袭”等等。这种已经成为公众性的话题，主流媒体甚至政府公号不能缺席讨论，需要及时发出一种严肃且具有正确引导性的声音。

槽值爆表的文化产业，如何表现诚意？

雷剧被骂、烂片被骂、翻版综艺也被骂，但总是不缺观众去看，这个不良循环怎么跳出来？

观影的粗鄙化和低俗化与观众的文化水平、鉴赏能力相关，有些人觉得看片然后骂两句就能够宣泄情绪。但是你骂了于正，骂了郭敬明，你就比他们优越了 么？没有，你的愤怒为这个烂作品增加了热度，增加了票房，只会刺激他们再接再厉地拍烂片。反正你就是花钱过嘴瘾，人家是闷声发大财。

6月11日，电影《爵迹》导演郭敬明率剧组部分演员亮相上海电影节红毯。

原创综艺少也很正常，原创的成本多高啊，尤其是在文化人才和创造性都缺失的情况下。成功的市场机制没有建立，只买不卖，是难以进行文化输出的。我觉 得无论是影视还是综艺，还是要回归到内容取胜的层面，反映社会现实，考虑到受众的共同价值观和好的审美标准，而不是仅把作品作为一个流水线商品或者个人化的符号。就拿《太阳的后裔》来说，它为什么这么火？因为这个故事足够新鲜，并且塑造出了一个韩国军人的国际形象，设计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共通意义的，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剧情。

现在网剧跟合拍片特别流行，不过口碑差别还是挺大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投资方想赚钱，想获得认可，自然希望剧集的播放平台越高越好。然而现在一剧两星的政策压缩了电视台的播剧空间，一些剧可能排队两三年也上不了星，那就不如借助网络平台发行了。以后的网播剧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年轻人的观看注意力正在向视频网站集中，比如说前一段很火的网播剧《太子妃升职记》就是如此。

合拍片是应对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但有时它很难保证制作团队的想法统一。导演、编剧、演员多个环节都想兼顾，过多地向投放市场的口味倾斜，却忽略了影片本身的故事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实际上是弱化了集中优势。不过，合拍片在市场投放和吸引投资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越来越多的IP被改编成影视产品，但评论多是“毁原著”。好剧本稀缺到一定要傍小说的地步了么？小说要实现更多商业价值又是否必须成为影视产业的一环？

小说提供故事，但它不等于剧本，这个转换过程是非常考验技巧的。陈忠实的《白鹿原》可以说是当代小说的巅峰之作，但王全安花了那么多心思把它改编成电影，效果上还是会有遗憾之处。

现在影视剧剧本不缺，缺的是好剧本，而好剧本往往来源于好小说。好小说能够为影视剧提供精彩的故事。像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帮小李拿到奥斯卡影帝的《荒野猎人》也是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小说借助影视可以覆盖更多受众，扩大影响力，但同时IP带来的粉丝经济也可能 会稀释好故事。

（青岛晚报/掌上青岛/青网记者 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