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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先锋谈】盟浪葛兴安:能源、工业、交通、建筑是绿色投资重点,需政策与市场指引

国际清算银行表明一种名为“绿天鹅”的系统性风险正在到来,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风险与机会并存,很多权威机构提到未来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数百万亿规模的投资。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刘益

编辑 | 郑萃颖

编者按:在经济转型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国际社会作出双碳目标承诺。控制、减少碳排放,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和进程中的不确定。

“ESG”是国内资本市场正在逐渐接纳的投资理念,促使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尝试搭建自己的ESG评价体系,引导资本和企业做出有长远价值的投资。

界面新闻ESG频道推出系列专访【ESG先锋谈】,听听学界、金融业和政策制定者的经验之谈和方向指引。

 2021115日,工信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产融合作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支持工业绿色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各类要素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不断聚集,力争金融重点支持的工业企业成为碳减排标杆;118日,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发展。

目前,能源、工业、交通和建筑这四大领域是绿色投资的重点领域。整体而言,能源领域的资金缺口会比较大,因为要实现双碳目标,整个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转型的幅度非常大。盟浪首席咨询官、北京绿金院特邀高级研究员葛兴安近日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在采访中,葛兴安介绍了目前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和重点投资领域,以及碳市场对于企业低碳投资决策所起到的作用。

葛兴安曾任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可持续金融技术委员会(TC 322)中方专家,拥有近十五年气候变化、绿色低碳、碳交易领域经验,深度参与深圳碳市场筹备和设计工作。

盟浪首席咨询官、北京绿金院特邀高级研究员葛兴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下为采访实录:

我国绿色金融处于全球第一方阵,碳期货市场有待发展

界面新闻:目前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如何?

葛兴安:总体情况来看,目前我们国家的绿色金融市场发展处于全球的第一方阵,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市场发展比较快速。绿色信贷市场我们的规模余额接近十四万亿,位居全球第一;到今年9月末,国内绿色债券市场余额是1.1万亿人民币,位居全球第二。像绿色基金、绿色证券等其他的绿色金融产品,国内也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界面新闻:哪些绿色金融产品还有待完善?

葛兴安:在碳市场和碳金融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全国碳市场于今年716号刚刚启动,还需要进一步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完善配额分配的方法,形成更好的碳市场定价机制,产生更有效的价格信号,指导全社会在减碳方面有更多的投入。

界面新闻:目前我国主要是碳现货交易市场,碳期货市场的发展现状如何?

葛兴安:目前我国开展的都是碳现货交易,即如果今天你有交易需求,就需要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至于明天之后的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是无法预测的。这样的短期价格信号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它无法指导企业的长期低碳决策,而绿色低碳转型是长达数十年的过程,今天的决策需要考虑未来数年乃至十年的碳价格变化

所有涉及碳市场的投资都是长周期的,比如我需要建一个煤电厂,决策论证需要两到三年,投入建设需要两到三年,建好之后运行寿命有40-50年。而我在决策建还是不建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在煤电厂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以及相关影响,我需要知道未来5年、10年乃至20年之后国家对煤电厂的碳排放管制是加强还是减弱,如果是加强,那么碳价格会上升到什么水平,这样才方便在投资决策时预估我的财务回报。但由于我们现在是碳现货市场,没有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碳价格信号,因此不利于企业的低碳投资决策,而期货市场应该说是目前发现长期价格信号最有效的一个市场。

界面新闻:目前国内有没有针对碳期货交易市场开展一些试点?国际上的发展情况如何?

葛兴安:广州期货交易所其实承担的就是开发碳期货产品的使命。今年11月工信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产融合作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里面的一条主要任务就是支持广州期货交易所建设碳期货市场,规范发展碳金融服务。国际上的碳期货市场发展非常成熟,这不是技术能力的问题,而要看监管部门对要不要发展碳期货的判断。

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四大领域是绿色投资重点

界面新闻:哪些领域将会成为绿色投资的重点领域?

葛兴安:目前,能源、工业、交通和建筑这四大领域是绿色投资的重点领域。整体而言,能源领域的资金缺口会比较大,因为要实现双碳目标,整个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转型的幅度非常大。目前国内可再生能源占全国能源结构大概不到16%,到2060年,这个比重要达到80%。可想而知,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会有巨额的投资。根据国内外一些权威机构的研究,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可能在80100万亿之间,资金需求非常大。

其次是交通领域。在未来,我们整个交通体系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全面转向公共交通和以电力推动为主。在基础设施上,也会建设充电桩、加氢站及换电站等,这方面的投入也会非常大,因为目前我们的基础还比较薄弱。第三个是建筑领域。我们的建筑存量规模庞大,这些存量需要进行彻底地节能减排改造。在工业领域,类似钢铁水泥、石化化工、建材以及有色金属这类高耗能高碳排行业,在节能改造过程中也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在这几个领域里,能源相对来说资金的筹集能力会更好,因为像光伏、风电这类的可再生能源商业化比较成熟,可以大规模地应用,就会更容易地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而不仅仅是依靠国家财政投入,融资结构比较合理。但交通和建筑领域还需要很多政府的公共资金投入。那么政府有没有足够的预算安排和收入来源,会成为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界面新闻:对于社会资本进入意愿不强、但公共资金投入需求又较大的行业,怎么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葛兴安:首先从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投入的问题来看,这和我国创投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创投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通过创投的资金支持,孵化了很多具有真正科技实力的企业。在新能源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我认为我国创投行业的效率非常高。因此从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角度来看,我认为要解决资金缺口问题,需要我们国家公共财政发挥作用。例如说通过公共财政支持的政府领导基金,做一定种子规模的投入,然后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继续通过创投行业把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相关的企业孵化起来。

其次,就是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的大规模应用问题。我刚刚提到的几个资金缺口大的行业,指的是在大规模应用这些领域的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过程中,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进行生产建设。比如说能源行业,在应用过程中的资金缺口可以更多地引入社会资本,因为它已经可以实现商业化地自主运行了。

社会资本对于盈利是有要求的,大家都可以进入,风险也相对小。交通和建筑领域大规模的应用过程中,很多都是基础设施。比如说建高铁、地铁、城际铁路等,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往往这种公共基础设施资金需求量大,回报不高,期限又较长,那么社会资本很难进入,就需要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新政策约束并激励商业银行参与绿色投资

界面新闻:不久前央行设立了碳减排支持工具,能否有效促进部分社会资本进入到重点绿色投资领域?

葛兴安:应该说是肯定的。碳减排支持工具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一部分的低成本资金,这样一来就会撬动其他资金同样进入该领域。主要吸引两个类型的资金,一个是商业银行的资金,因为这项政策的直接支持对象就是商业银行。如果商业银行在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碳减排技术等相关领域有贷款项目,那么人民银行可以按贷款本金60%提供支持,剩下的40%需要商业银行自己提供。因此这个工具带动了商业银行40%的资金投入。

另外一个类型就是社会资本。商业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下放贷款,项目有了低成本资金作为启动和保障,其他的社会资本包括项目方的实施主体,就有更的胆量、更低的风险、更好的回报来参与这个项目的融资。如果一个项目需要10个亿,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央行的资金发放6个亿,商业银行自己提供2个亿,剩下2个亿则可以由项目的实施主体自己出,或者吸引其他的社会资金。

界面新闻:商业银行作为企业而言,其经营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盈利,绿色信贷对于商业银行的财务绩效来说是否有较为明显的正面影响?

葛兴安:目前来讲是不太明显的。商业银行现在提供给绿色项目的贷款利率相对于基准利率一般都是下浮的,这是长期机制所形成的结果。理论上说,我们并不是要降低绿色资金成本,而是要反向提高非绿色资金成本,但实际上操作却是反过来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对非绿色项目的一个基准利率,如果要支持绿色项目发展,那必然在基准利率之上再做一定的优惠,所以就形成了绿色资金投入的财务回报没有非绿色项目财务回报高的特殊现状。

现在国家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来改善这个问题。第一是通过低成本资金的投放,最为显著,比如刚刚发布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就是通过提供更低成本的资金,从而支持商业银行在绿色领域的资金投放;第二就是鼓励地方政府在绿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对金融机构绿色融资行为给予补贴,例如风险损失分担或者更多的贴息。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资金支持和省市分担方面,也承担一部分责任。

界面新闻:现在高碳排行业的融资成本是否比以往提高了?

葛兴安:有的。有些高碳排行业企业在银行贷款受到了很大限制,贷款成本上升。在高碳排行业里,钢铁、水泥还有建材等不同行业产能情况不同,政策要求也不同。我国钢铁产能严重富余,现在也在严格控制产能增长。如果一个钢铁企业在新建钢铁产产能,肯定是要通过减量替代方式,资金成本是会上升的。

界面新闻:商业银行在开展绿色领域的信贷业务时,会不会去考察企业相关项目的碳排放情况?

葛兴安: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部分的商业银行会考察碳排放情况以及计算碳排放数量。但国家在给予政策推动,一方面是约束,一方面是激励。

就约束来讲,今年7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金融行业标准,虽然它是自愿性的,但是实际上已经在国内一些地区,比如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推行了。当地的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本地金融机构按照此标准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这里面就包含了完整碳排放和碳减排数据的相关内容。就激励来讲,比如说刚提到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但商业银行在向人民银行提出资金需求时,要把这个项目的碳减排数据报告给央行。通过约束和激励两方面共同推动,来使金融机构更重视其信贷投放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

界面新闻:《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偏向自愿性,那现在有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表明金融机构如果提供资金给了严重破坏环境的企业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葛兴安: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给严重破坏环境的企业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专业上来讲,这个叫做贷款人环境法律责任承担。目前的法律并没有任何明确规定,表示贷款人因为贷款所支持的项目对环境产生损害时需承担法律责任,但社会上对于这项举措的呼声越来越高。比如说湖北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某家商业银行被环保组织告上法庭,因为它支持的两家企业发生了污染事件,这家商业银行在贷款的过程中,可能疏于对企业环保方面的审查,这件事情的影响也非常大。

如果观察国际上的一些实践案例,通常认为贷款人如果真的是由于疏于检查和疏于监管,导致环境危害事故,那么贷款人是应该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这个是法理的一个基本判断。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国家,贷款人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的范围多大、法律责任的最高限额到哪里,这个就取决于各个国家的不同规定。

界面新闻:您认为之后会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吗?如果出台之后,会对商业银行的业务造成什么影响?

葛兴安:我个人认为目前出台的难度较大,因为会造成整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提升。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核实企业在环境管理方面的资料、能力、设备,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成本,从而也会推高融资成本,因为商业银行会把这一部分的成本转嫁到资金贷款上。

其次,金融机构会要求有非常细致严密的尽责免责规定。因为这其中的情况很复杂,并不是金融机构贷款人做了认真严格的企业环境调查,就能保证企业不出环境污染事故。怎么判断商业银行做好了尽职调查、在尽职的前提下如何免责,这中间的度非常难以把握。

界面新闻: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到未来几十年,这样的约束性法律法规是否会更完善? 

葛兴安:我认为还是分领域,我们不需要在所有领域都开展。首先对于贷款给那些可能产生危险废弃物的污染企业或者项目,需要商业银行承担起更加严格的环境相关管理和监督责任。其次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在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建立贷款法律责任承担以及如何尽职免责等一些制度,在这个基础之上,先总结经验再在全国进行推广。

双碳目标下,我们可以做什么

界面新闻:前段时间的东北限电引发了很多讨论,在推行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怎么平衡绿色发展和保障民生之间的关系?

葛兴安:首先我们要强调先立后破,在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不急于把原有的传统能源体系破掉,我们要通过在传统能源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清洁化应用,为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争取时间。近期而言,居民生活的用能需求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

第二,在整个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还是要加快新型能源的建设和发展,所以最近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文件,包括关于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文件,都对发展新能源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可以说是全面推进,在各行各业都积极地应用新能源,同时推动电网体制的改革、建设智能坚强电网等一系列的措施。

界面新闻:COP26会议上中美联合宣言中提出了要促进甲烷的减排,目前这一块的进展如何?

葛兴安:甲烷是排在二氧化碳之后的第二大温室气体,理应得到更大的重视。甲烷有40%来源于自然排放,比如说湿地和白蚁群落等;剩下的60%来源于人为排放,比如牛这样的反刍动物、水稻种植、化石燃料的开采和垃圾填埋等,后两者是很重要的来源。

减少甲烷排放有很多途经。首先在水稻种植上,可以采取科学、低碳种植;在化石燃料的开采上,要把开采的废气捕捉起来;在处理垃圾的过程中,使用焚烧的手段就不会产生太多甲烷。

界面新闻:作为盟浪的首席咨询官,服务企业碳板块的相关业务,您是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取企业的碳足迹数据?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中的碳排放是否会算入本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中? 

葛兴安:我们建立了一个碳数据核算的线上工具,把国际国内关于企业和组织的碳排放核算标准转化为线上的核算系统,按步骤填写数据。企业需要输入自己能源消耗和生产经营的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这些数据就可以转化为碳排放数据,省去了企业自己计算和转化的复杂过程。

在标准的选择上,我们会先看国内有没有此行业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比如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4个行业的核算标准,那我们就优先采用国家标准。如果国内没有,比如说一些非生产型的行业,我们就会采用国际上的标准。

企业范围三的排放根据企业类型可以分为很多种类,比如说金融机构范围三中就包含了其投融资组合所产生的碳排放。金融机构把资金投给了项目或企业,其产生的碳排放也会计算入金融机构的范围三排放。我们也开发了线上工具,帮助金融机构或者是大型企业集团计算其关联项目或组织的碳排放。

界面新闻:生产型企业有制造相关的产品,碳足迹比较容易衡量,但像非生产型企业,它们的碳足迹如何计算?

葛兴安:和生产型企业类似,也是衡量范围一、二、三的碳排放,但非生产型企业在这三个范围里的碳排放比重就有不同。像高能耗高碳排的生产型企业,范围一直接能源的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会较高。而非生产型企业,比如说互联网企业范围二中用电碳排放会比较高。像物流业,需要把产品向全国各地快递给客户,那么范围三碳排放会更大,因为在快递包装和物流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碳排放。

现在范围三排放受到了更多重视,比如说像金融机构,其实它自身运营的碳排放非常少,但是它范围三投融资组合所产生的碳排放体量非常巨大,因此金融机构必须重视范围三的排放才能实现碳减排。

今年5月份,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布了一篇有关英国金融行业碳排放的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英国银行与资产管理机构共需为8.0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关的融资行为负责。可想而知,金融机构投融资带来的碳排放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并且进行治理。关于这一块目前也主要以鼓励性的政策为主,各个金融机构先把自己投资组合的情况摸清楚,做好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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