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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第二集:王富玉受贿超4.5亿,吃喝不愁不知道要钱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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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第二集:王富玉受贿超4.5亿,吃喝不愁不知道要钱干嘛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涉嫌受贿的金额,党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达70%以上,党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过30%。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2022年1月16日晚,反腐专题片《零容忍》第二集《打虎拍蝇》播出,通过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案,甘肃省永登县民政局低保办原主任赵永琏侵害困难群众利益案,江苏仪征基层粮站贪腐案,反映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纪检监察就在身边。

“期权式腐败”典型

王富玉曾任省部级领导干部长达20余年,先后在海南、贵州担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王富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4.34亿元。2019至2020年离职后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735万余元。王富玉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王衡介绍,王富玉违纪违法、收钱敛财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直到被留置前几天,他还在收私营企业主所送的钱财,延续的时间很长,隐藏得也非常深。

王富玉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专案组发现了多套涉案房产,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有的是违纪违法所得购买,还有的是老板买下长期供他使用。专题片播放了王富玉在贵阳长期使用的一套豪华别墅的内景,系由关系密切的老板出资进行了高档装修,电影厅、健身房一应俱全,陈设细节无不讲究。这套别墅紧邻高尔夫球场,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茵,王富玉酷爱打高尔夫,想打球了随时就能下楼挥杆漫步。

王富玉在海南海口、三亚、琼山等多个城市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海南发展旅游度假产业,高尔夫球场逐渐兴起,王富玉就在那时迷上了打高尔夫,也正是在球场上,和不少老板逐渐打得火热。

有意思的是,别墅客厅里满墙挂的文字,都在标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中间挂的是康熙年间一位知县的名言:“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两侧挂的是一名老板送给王富玉的一副对联:“做人好心洁如玉,为民精神富若仙”,煞费苦心地将“富玉”二字藏在对联中,对王富玉奉承吹捧。墙上文字和豪华别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两面人”做派的生动写照。

“王富玉表面上把自己包装成清正廉洁,但实际上,贪图享乐、追求奢靡生活的问题,在王富玉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他甚至想着冬天要住三亚,夏天要住贵阳,春天、秋天要住深圳,所以他安排老板在三亚、深圳、贵阳给他买房,然后再装修。”王衡介绍。

1994年到1998年,王富玉在当时的海南琼山市,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首次尝到了“一把手”的滋味。作为交换,买房的老板得以承包了当时琼山的重点项目海瑞大桥的部分工程。此后,王富玉陆续安排多名私营企业主在多地购买了多套房产,放在亲属名下;收受的大量钱款也由弟弟王富保管。

王富玉又安排王富用假名“陈鑫”在河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自己则用假名“陈克孝”在河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用虚假身份证开设多个银行账户,累计存入上亿元钱款。王富玉自认为隐藏周密,没人会发现;又位高权重,没人能监督,逐渐敬畏之心全无,乃至到了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涉嫌受贿的金额,党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达70%以上,党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过30%。

2012年起,王富玉先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他感到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钱敛财的行为更加疯狂。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强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级高官不断落马,连王富玉的弟弟都劝他考虑收手,他却仍然胆大妄为。

茅台酒是贵州独有的稀缺资源,王富玉自然也不会放过利用这个资源的机会。他利用权力为儿子王斌获取茅台专卖店经营资格,又违规获取大量茅台精品酒指标,赚取巨额利润。2014年,茅台集团在三亚投资开发一家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请托王富玉帮忙承揽项目建设,王富玉安排弟弟王富出面,与沈某以“合作”为名在前台办事,自己藏身幕后运作。

随后沈某顺利中标,王富以“合作方”名义坐收45%的利润分成。2015到2020年之间,沈某按照约定陆续将钱转给王富。王富玉弟弟介绍,贿款“总体应该有个6000多万,这么大一笔钱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处理,他说就放你那儿,先把它保管下来。”

王富玉还通过儿子王斌收受巨额贿赂,也是打着王斌与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从事园林绿化的私营企业就以这种方式向王斌输送利益6000多万,王富玉则帮助他承揽了一系列大型项目。

在持续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下,王富玉又采取了一种规避监督的手段,先帮老板办事,等退休后再收钱,堪称“期权式腐败”典型。

“老板对他有承诺,说你现在在位不方便,退休之后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些保障。退休之后,他一度认为自己已经安全着陆了,主动打电话提醒这些商人老板,说这个承诺你该兑现了。”王衡介绍。

意味深长的是,被查后的王富玉对着镜头忏悔:“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这都是我自己出的问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出了问题。我自己也是口服心服地认为,我自己走错了道。”

扶贫干部“黑手”伸向帮扶对象

2018年,甘肃省永登县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专项治理过程中,就严肃查办了一起严重侵害困难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在永登县纪委监委信访窗口,工作人员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陆续有多名群众来实名举报同一名干部。

甘肃省永登县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王作纲介绍,“从党的十八大以后,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多人举报同一个人,这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被举报的干部,是甘肃省永登县低保办主任赵永琏。除了信访窗口,甘肃省委第一巡视组也接到了相关举报,反映的也是赵永琏利用职务之便向群众索要钱款的问题。永登县纪委监委将线索汇总研判并进行初核后发现,赵永琏的问题还不止这些举报,决定立即对赵永琏采取留置措施,并同步向社会公开消息,进一步征集线索。

后来,纪检部门又陆续收到了11笔线索,大部分都涉及到扶贫领域,就是大病救助、或者是养殖资金、或者是廉租房等方面的问题线索。这些举报最终都被查证属实。赵永琏身为县民政局低保办主任,承担着全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临时生活救助等重要职责,手握一些扶贫民生资金的审批权,但她却滥用职权,从困难群体身上捞取好处。

对曾经的所作所为,赵永琏不愿多说,或许是因为自己也觉得难以启齿。汪子强是受害人之一,2016年时他女儿汪涛身患骨癌,先后住院17次,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积蓄花光了,还欠下了债,女儿继续化疗还需要花钱,汪子强那段时间心力交瘁。有人告诉他,他的情况可以申请大病救助,汪子强当即到民政局申请办理。这正是赵永琏的职权范围,她却骗汪子强说,办这事儿得找人,得花钱。

“她看了以后说,这样吧,你给我5000,我给你想办法报1万块钱。她说要把上面一些该打点的打点一下,不打点一分都报不上。”汪子强说。赵永琏对汪子强说,可以给他想办法报下来7万多元,但需要先给她3万5千元去打点关系。汪子强无奈之下,东拼西凑借够了钱交给赵永琏。救助款最终报下来了7万3千元,赵永琏又向汪子强索要了1万元。

“7万3里面她拿掉了4万5,我最后剩了2万8。”汪子强说。

杨小玲是永登县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一对一帮扶措施,赵永琏就是杨小玲的结对帮扶干部。谁知赵永琏不仅不帮扶,还在扶贫对象身上骗取钱财。杨小玲当时养了羊,赵永琏说自己能帮她申请到10万元养殖扶贫资金,前提是先拿5万元给她去找人打点。

魏玉朝和苏继平夫妇是又一户受害人,赵永琏欺骗他们的名目又花样翻新。苏继平2018年头部摔伤,做了开颅手术,医院一度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村里帮助他们申报大病救助,报下来7万多元,这本是一笔雪中送炭的救命钱。不曾想,申请是赵永琏经手审批的,她知道这家人刚领到了救助金,就主动打去电话,声称还能帮他们申请廉租房。

“后来的一天,她打电话说,你到民政局来,我给你申请一个廉租房。我说需要多少钱,她说需要六七万块钱。”魏玉朝说。申请廉租房其实并不在赵永琏职权范围内,她利用困难家庭需要钱的心理,谎称能找熟人帮他们办,诱使他们把刚拿到的救助金拿出来。

在赵永琏不断欺骗诱导下,夫妻俩不仅把7万多大病救助款全拿给了她,还找兄弟借了7万,总共给了她14万多元。过了一段时间“廉租房”毫无消息,魏玉朝才意识到可能受了骗。

赵永琏骗取的这些钱,全扔在了麻将桌上。自从染上了赌博恶习,她输多赢少,越是想翻本,就输得越多,沉溺在赌瘾中无法自拔。不少困难户都曾接到赵永琏的电话,说需要立即转钱,好请关键人物吃饭,他们万万想不到,电话那端的赵永琏其实是坐在牌桌上。

经查实,赵永琏共从13名受害人手里,非法索取55万多元,2019年11月,赵永琏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江苏仪征粮站“塌方式腐败”

2019年,江苏省仪征市纪委监委查处了一系列国有基层粮站案件,仪征15个基层粮站中有14名站长被查处,其中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问题线索是仪征市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中主动发现的,在对全市基层粮站进行检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多家粮站的对公账户,以及一些和粮站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对公账户,都和粮站站长私人账户之间存在财务往来。

“按道理,粮食企业收购也好、销售也好,应当是公对公的事情,公账户和粮站的负责人个人之间的账户发生经济交往,这个是异常的。”江苏省仪征市监委委员李翾旻介绍。循着疑点调查下去,多家粮站站长“靠粮吃粮”的问题浮出水面,手法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在粮食等级上“做文章”。

江苏省仪征市陈集粮站原站长高时林坦陈腐败的手法:“收购的时候是按照三等粮收购的,后来化验达到二等粮标准,差价当时也没有明确说,就这么装在自己身上了。”三等粮和二等粮收购价虽然每公斤只差几分钱,但粮食量大,累积起来就不是一笔小钱。陈集粮站原站长高时林通过这一种方式,就套取了10多万元。

另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手法,则是贪污“升溢粮”。粮站从农民手中收粮时,如果粮食水分、杂质超标,按国家标准要扣除一定斤两;之后粮库通过烘干、除杂等处理,通常会产生一定溢余。例如100斤粮食经过“扣量”按98斤收购,实际去除水分杂质剩了99斤,多出来的一斤粮就属于“升溢粮”。一个收粮季下来,积少成多,数量也颇为可观。出现“升溢粮”本身是正常现象,按规定属于国有粮食,应该登记入账,一些人却隐瞒并私卖“升溢粮”、侵吞粮款。仪征市多名粮站站长都存在这种行为,获利从十几万、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不等。

“升溢部分就打到我们账上,有时候会打到我们卡上。我们仪征所有粮站都这样操作。”江苏省仪征市仪扬河粮食中心库原主任吕孝廷坦白。“升溢粮”和私利挂上了钩,进而导致有的粮站在收粮时,故意多扣农民的分量,变相增加“升溢粮”数量。

水分杂质早年都是靠经验手感判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现在,粮站都已经有了仪器可以准确检测,扣量率也有国家标准,但收粮高峰时,仪器检测慢,主要还是靠手摸,多扣一点量,只要不是太过分,农民一般也不会提出异议。

涉粮腐败问题,一方面直接侵害农民利益,一方面变相套取国家资金,“转圈粮”就是又一种典型手段。我国粮食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导、政策性收购为补充,遇上粮食供大于求的年份时,市场粮价如果低于一定价格,国家就会启动政策性临时收储,俗称“托市粮”,就是用国家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目的是防止谷贱伤农,保障粮农利益,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也是维护粮食安全的宏观政策之一。然而,一些主要粮产地有人用“转圈粮”的方式,钻这个制度空子。仪征多家基层粮站就是如此,当“托市粮”收购启动时,将先前以较低价格收购的商品粮,通过虚假合同伪装卖出,实际暗渡陈仓,转为价格更高的“托市粮”买进,一方面能赚取差价,另一方面,“托市粮”属于国家储备粮,国家还会付给粮库配套的保管费用,一举两得。

虚假销售合同用于做什么呢?李翾旻介绍,方法是“做账”,“你看到的是整个这一仓粮食卖掉了,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卖,通过这个设备拖出去,在门口转一圈,然后再拖进来。把形式上做得和“托市粮”收购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叫“转圈粮”,就是在门口转一圈。”把粮食装车转上一圈,再假借一些关系人的身份证和账号冒充农民,完善卖粮手续,商品粮就摇身一变成了“托市粮”。

仪征市纪委监委调查发现,多家基层粮站出现腐败问题,主管单位仪征市粮食局和市购销总公司也难辞其咎。例如,各家粮站“升溢粮”从未按照制度上报并入库,主管单位也从未对照制度监督检查,内控机制流于形式。而在违规进行“转圈粮”操作上,仪征市粮食局、粮食购销总公司实际也参与其中。

最后,在这一案件中,仪征市粮食局多名领导干部,粮食购销总公司领导班子都被追究相应责任,共计2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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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第二集:王富玉受贿超4.5亿,吃喝不愁不知道要钱干嘛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涉嫌受贿的金额,党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达70%以上,党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过30%。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2022年1月16日晚,反腐专题片《零容忍》第二集《打虎拍蝇》播出,通过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案,甘肃省永登县民政局低保办原主任赵永琏侵害困难群众利益案,江苏仪征基层粮站贪腐案,反映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纪检监察就在身边。

“期权式腐败”典型

王富玉曾任省部级领导干部长达20余年,先后在海南、贵州担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王富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4.34亿元。2019至2020年离职后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735万余元。王富玉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王衡介绍,王富玉违纪违法、收钱敛财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直到被留置前几天,他还在收私营企业主所送的钱财,延续的时间很长,隐藏得也非常深。

王富玉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专案组发现了多套涉案房产,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有的是违纪违法所得购买,还有的是老板买下长期供他使用。专题片播放了王富玉在贵阳长期使用的一套豪华别墅的内景,系由关系密切的老板出资进行了高档装修,电影厅、健身房一应俱全,陈设细节无不讲究。这套别墅紧邻高尔夫球场,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茵,王富玉酷爱打高尔夫,想打球了随时就能下楼挥杆漫步。

王富玉在海南海口、三亚、琼山等多个城市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海南发展旅游度假产业,高尔夫球场逐渐兴起,王富玉就在那时迷上了打高尔夫,也正是在球场上,和不少老板逐渐打得火热。

有意思的是,别墅客厅里满墙挂的文字,都在标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中间挂的是康熙年间一位知县的名言:“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两侧挂的是一名老板送给王富玉的一副对联:“做人好心洁如玉,为民精神富若仙”,煞费苦心地将“富玉”二字藏在对联中,对王富玉奉承吹捧。墙上文字和豪华别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两面人”做派的生动写照。

“王富玉表面上把自己包装成清正廉洁,但实际上,贪图享乐、追求奢靡生活的问题,在王富玉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他甚至想着冬天要住三亚,夏天要住贵阳,春天、秋天要住深圳,所以他安排老板在三亚、深圳、贵阳给他买房,然后再装修。”王衡介绍。

1994年到1998年,王富玉在当时的海南琼山市,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首次尝到了“一把手”的滋味。作为交换,买房的老板得以承包了当时琼山的重点项目海瑞大桥的部分工程。此后,王富玉陆续安排多名私营企业主在多地购买了多套房产,放在亲属名下;收受的大量钱款也由弟弟王富保管。

王富玉又安排王富用假名“陈鑫”在河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自己则用假名“陈克孝”在河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用虚假身份证开设多个银行账户,累计存入上亿元钱款。王富玉自认为隐藏周密,没人会发现;又位高权重,没人能监督,逐渐敬畏之心全无,乃至到了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涉嫌受贿的金额,党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达70%以上,党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过30%。

2012年起,王富玉先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他感到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钱敛财的行为更加疯狂。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强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级高官不断落马,连王富玉的弟弟都劝他考虑收手,他却仍然胆大妄为。

茅台酒是贵州独有的稀缺资源,王富玉自然也不会放过利用这个资源的机会。他利用权力为儿子王斌获取茅台专卖店经营资格,又违规获取大量茅台精品酒指标,赚取巨额利润。2014年,茅台集团在三亚投资开发一家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请托王富玉帮忙承揽项目建设,王富玉安排弟弟王富出面,与沈某以“合作”为名在前台办事,自己藏身幕后运作。

随后沈某顺利中标,王富以“合作方”名义坐收45%的利润分成。2015到2020年之间,沈某按照约定陆续将钱转给王富。王富玉弟弟介绍,贿款“总体应该有个6000多万,这么大一笔钱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处理,他说就放你那儿,先把它保管下来。”

王富玉还通过儿子王斌收受巨额贿赂,也是打着王斌与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从事园林绿化的私营企业就以这种方式向王斌输送利益6000多万,王富玉则帮助他承揽了一系列大型项目。

在持续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下,王富玉又采取了一种规避监督的手段,先帮老板办事,等退休后再收钱,堪称“期权式腐败”典型。

“老板对他有承诺,说你现在在位不方便,退休之后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些保障。退休之后,他一度认为自己已经安全着陆了,主动打电话提醒这些商人老板,说这个承诺你该兑现了。”王衡介绍。

意味深长的是,被查后的王富玉对着镜头忏悔:“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这都是我自己出的问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出了问题。我自己也是口服心服地认为,我自己走错了道。”

扶贫干部“黑手”伸向帮扶对象

2018年,甘肃省永登县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专项治理过程中,就严肃查办了一起严重侵害困难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在永登县纪委监委信访窗口,工作人员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陆续有多名群众来实名举报同一名干部。

甘肃省永登县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王作纲介绍,“从党的十八大以后,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多人举报同一个人,这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被举报的干部,是甘肃省永登县低保办主任赵永琏。除了信访窗口,甘肃省委第一巡视组也接到了相关举报,反映的也是赵永琏利用职务之便向群众索要钱款的问题。永登县纪委监委将线索汇总研判并进行初核后发现,赵永琏的问题还不止这些举报,决定立即对赵永琏采取留置措施,并同步向社会公开消息,进一步征集线索。

后来,纪检部门又陆续收到了11笔线索,大部分都涉及到扶贫领域,就是大病救助、或者是养殖资金、或者是廉租房等方面的问题线索。这些举报最终都被查证属实。赵永琏身为县民政局低保办主任,承担着全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临时生活救助等重要职责,手握一些扶贫民生资金的审批权,但她却滥用职权,从困难群体身上捞取好处。

对曾经的所作所为,赵永琏不愿多说,或许是因为自己也觉得难以启齿。汪子强是受害人之一,2016年时他女儿汪涛身患骨癌,先后住院17次,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积蓄花光了,还欠下了债,女儿继续化疗还需要花钱,汪子强那段时间心力交瘁。有人告诉他,他的情况可以申请大病救助,汪子强当即到民政局申请办理。这正是赵永琏的职权范围,她却骗汪子强说,办这事儿得找人,得花钱。

“她看了以后说,这样吧,你给我5000,我给你想办法报1万块钱。她说要把上面一些该打点的打点一下,不打点一分都报不上。”汪子强说。赵永琏对汪子强说,可以给他想办法报下来7万多元,但需要先给她3万5千元去打点关系。汪子强无奈之下,东拼西凑借够了钱交给赵永琏。救助款最终报下来了7万3千元,赵永琏又向汪子强索要了1万元。

“7万3里面她拿掉了4万5,我最后剩了2万8。”汪子强说。

杨小玲是永登县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一对一帮扶措施,赵永琏就是杨小玲的结对帮扶干部。谁知赵永琏不仅不帮扶,还在扶贫对象身上骗取钱财。杨小玲当时养了羊,赵永琏说自己能帮她申请到10万元养殖扶贫资金,前提是先拿5万元给她去找人打点。

魏玉朝和苏继平夫妇是又一户受害人,赵永琏欺骗他们的名目又花样翻新。苏继平2018年头部摔伤,做了开颅手术,医院一度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村里帮助他们申报大病救助,报下来7万多元,这本是一笔雪中送炭的救命钱。不曾想,申请是赵永琏经手审批的,她知道这家人刚领到了救助金,就主动打去电话,声称还能帮他们申请廉租房。

“后来的一天,她打电话说,你到民政局来,我给你申请一个廉租房。我说需要多少钱,她说需要六七万块钱。”魏玉朝说。申请廉租房其实并不在赵永琏职权范围内,她利用困难家庭需要钱的心理,谎称能找熟人帮他们办,诱使他们把刚拿到的救助金拿出来。

在赵永琏不断欺骗诱导下,夫妻俩不仅把7万多大病救助款全拿给了她,还找兄弟借了7万,总共给了她14万多元。过了一段时间“廉租房”毫无消息,魏玉朝才意识到可能受了骗。

赵永琏骗取的这些钱,全扔在了麻将桌上。自从染上了赌博恶习,她输多赢少,越是想翻本,就输得越多,沉溺在赌瘾中无法自拔。不少困难户都曾接到赵永琏的电话,说需要立即转钱,好请关键人物吃饭,他们万万想不到,电话那端的赵永琏其实是坐在牌桌上。

经查实,赵永琏共从13名受害人手里,非法索取55万多元,2019年11月,赵永琏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江苏仪征粮站“塌方式腐败”

2019年,江苏省仪征市纪委监委查处了一系列国有基层粮站案件,仪征15个基层粮站中有14名站长被查处,其中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问题线索是仪征市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中主动发现的,在对全市基层粮站进行检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多家粮站的对公账户,以及一些和粮站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对公账户,都和粮站站长私人账户之间存在财务往来。

“按道理,粮食企业收购也好、销售也好,应当是公对公的事情,公账户和粮站的负责人个人之间的账户发生经济交往,这个是异常的。”江苏省仪征市监委委员李翾旻介绍。循着疑点调查下去,多家粮站站长“靠粮吃粮”的问题浮出水面,手法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在粮食等级上“做文章”。

江苏省仪征市陈集粮站原站长高时林坦陈腐败的手法:“收购的时候是按照三等粮收购的,后来化验达到二等粮标准,差价当时也没有明确说,就这么装在自己身上了。”三等粮和二等粮收购价虽然每公斤只差几分钱,但粮食量大,累积起来就不是一笔小钱。陈集粮站原站长高时林通过这一种方式,就套取了10多万元。

另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手法,则是贪污“升溢粮”。粮站从农民手中收粮时,如果粮食水分、杂质超标,按国家标准要扣除一定斤两;之后粮库通过烘干、除杂等处理,通常会产生一定溢余。例如100斤粮食经过“扣量”按98斤收购,实际去除水分杂质剩了99斤,多出来的一斤粮就属于“升溢粮”。一个收粮季下来,积少成多,数量也颇为可观。出现“升溢粮”本身是正常现象,按规定属于国有粮食,应该登记入账,一些人却隐瞒并私卖“升溢粮”、侵吞粮款。仪征市多名粮站站长都存在这种行为,获利从十几万、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不等。

“升溢部分就打到我们账上,有时候会打到我们卡上。我们仪征所有粮站都这样操作。”江苏省仪征市仪扬河粮食中心库原主任吕孝廷坦白。“升溢粮”和私利挂上了钩,进而导致有的粮站在收粮时,故意多扣农民的分量,变相增加“升溢粮”数量。

水分杂质早年都是靠经验手感判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现在,粮站都已经有了仪器可以准确检测,扣量率也有国家标准,但收粮高峰时,仪器检测慢,主要还是靠手摸,多扣一点量,只要不是太过分,农民一般也不会提出异议。

涉粮腐败问题,一方面直接侵害农民利益,一方面变相套取国家资金,“转圈粮”就是又一种典型手段。我国粮食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导、政策性收购为补充,遇上粮食供大于求的年份时,市场粮价如果低于一定价格,国家就会启动政策性临时收储,俗称“托市粮”,就是用国家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目的是防止谷贱伤农,保障粮农利益,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也是维护粮食安全的宏观政策之一。然而,一些主要粮产地有人用“转圈粮”的方式,钻这个制度空子。仪征多家基层粮站就是如此,当“托市粮”收购启动时,将先前以较低价格收购的商品粮,通过虚假合同伪装卖出,实际暗渡陈仓,转为价格更高的“托市粮”买进,一方面能赚取差价,另一方面,“托市粮”属于国家储备粮,国家还会付给粮库配套的保管费用,一举两得。

虚假销售合同用于做什么呢?李翾旻介绍,方法是“做账”,“你看到的是整个这一仓粮食卖掉了,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卖,通过这个设备拖出去,在门口转一圈,然后再拖进来。把形式上做得和“托市粮”收购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叫“转圈粮”,就是在门口转一圈。”把粮食装车转上一圈,再假借一些关系人的身份证和账号冒充农民,完善卖粮手续,商品粮就摇身一变成了“托市粮”。

仪征市纪委监委调查发现,多家基层粮站出现腐败问题,主管单位仪征市粮食局和市购销总公司也难辞其咎。例如,各家粮站“升溢粮”从未按照制度上报并入库,主管单位也从未对照制度监督检查,内控机制流于形式。而在违规进行“转圈粮”操作上,仪征市粮食局、粮食购销总公司实际也参与其中。

最后,在这一案件中,仪征市粮食局多名领导干部,粮食购销总公司领导班子都被追究相应责任,共计2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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