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第安纳州法尔帕拉索——按照大多数标准来说，约翰·阿科斯塔（John Acosta）都是一个成功的法学院样本。他去年12月提前一个学期从法尔帕拉索大学法学院（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 School）这所位于印第安纳州西北部根基深厚的地方性院校毕业，成绩名列全班前三。今年2月，他第一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就通过了。

阿科斯塔39岁，同时也是一位小心经营人脉的人，已经说服一位资深的前检察官入伙，和他一起成立了一家辩护事务及家庭律师事务所。阿科斯塔曾经在佐治亚州当了11年的警察，拥有一项罕见的能力，能够洞察警察的思维，这一点对于潜在的客户来说可能不仅仅只是一时的兴趣。

“我认为约翰能干得很好。”和阿科斯塔在同一家公司租赁办公室的安德鲁·卢卡斯（Andrew Lucas）说，“他获得了对其他陷入麻烦的人们来说很有吸引力的生存技能。”

然而，从财务的角度来讲，阿科斯塔却几乎找不到办法爬出他在法学院给自己挖的坑——当初他借了20多万美元。如果他无力偿还，25年之内，政府最终将免除这笔贷款——或许也就是他这位小镇律师能够赚到的工资。不过，美国国内税务局（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可能会按照收入来处理这笔金额，轻轻松松就有可能让他在退休前夕支付七万美元的税款，而且金额还有可能比这高得多。

阿科斯塔只是几万名最近刚刚毕业就陷入法律行业大转型的法学院学生中的一员。虽然经济衰退开始以来，对其他白领人才的需求大幅增长，但律师事务所和各公司却发现，只要配备比以前少得多的内部律师就能满足需求，挤压了那些刚刚开启职业生涯的人。

根据最近的数据，全国层面而言，应届毕业生中最终找到律师工作的比例比起上一个十年的峰值降低了10%。虽然这个职业的金字塔顶端终于开始显露出一些复苏的迹象，但中间阶层和底层依然低迷，特别是在像“铁锈区”（the Rust Belt，指美国东北部陷入经济困境的老工业区）这样增长率较低的地区。

截至今年4月，法尔帕拉索法学院春季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中只有不到70%的人找到了工作，只有不到一半的岗位要求具备律师执照。131名毕业生中，只有三人在通常会支付丰厚薪酬的大型律所工作。

“读这些学校对人没什么帮助。”倡议团体法学院透明度（Law School Transparency）执行总监凯尔·麦克恩蒂（Kyle McEntee）这样评价法尔帕拉索及其他级别较低的法学院，“债务真的非常高，律考的通过率很可怕，就业情况也很可怕。”

然而，根据麦克恩蒂所在团体的数据，尽管就业前景低迷，法学院学生们的债务却在膨胀，从2010年普通学院贷款学生的9.5万美元左右上升到了2014年的11.2万美元左右。

这就是那些前去攻读法学院、希望获得前辈们享有的中上层社会地位和安全感、结果却发现自己只是陷入了财务上的困境、同时认定母校误导了自己的人们现在的愤怒情绪，现在网上甚至有了一个专门的博客写作门类，也就是scamblog，特别用来发泄这股怒火。

虽然晚了，但现在许多学校已经开始针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或者至少是这种现实引发的入学申请人数暴跌作出反应。今年2月，法尔帕拉索宣布，提出买断终身教授的工龄。截至今年5月，36位全职师资成员中已经有14人或者接受了这个方案，或者已经退休。这所学校计划在未来数年将学生规模从现在的450人减少近1/3。

对于法尔帕拉索法学院和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认可的200所法学院中近20%近年来开始大力收缩的学校来说，这些举措感觉到了严酷得令人震惊的地步。

“或许是我太天真，但我之前没想到会这么惨淡。”长期在法尔帕拉索担任宪法学教授、最近正在领导一个委员会对学校进行改组的罗莎莉·列文森（Rosalie Levinson）说，“需要离开——不是逐步离开、而是马上离开——的终身教职人员数量对我本人来说都很难接受。”

但法学院无法偿还的学生贷款爆发，从陷身其中的学生们的视角来看，这所学校和其他类似学校的重组看起来相当缺乏想象力。

鉴于法律行业整个格局的地壳式剧变，涉及的相关问题或许不是法尔帕拉索这样的法学院应该收缩到什么程度。如今更重要的问题是，它们到底还应不应该存在。

就业优先

如果你今年初春曾经从法尔帕拉索校园东缘开车向西走，进入这座城市坐落着郡法院和几家律所的市中心之前，你可能曾经路过一家当铺、一家折扣烟草奥特莱斯店，以及一块有意思的牌匾，牌子上写着：“咖啡馆出租。”

今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在其中一家律所的办公室见到阿科斯塔的时候，他正在把最后的律师行头搬进一处没有窗子的房子，那里将是他执业的场所。按照计划，他还要再过几个星期、等到向州一级的律师协会宣誓之后才会开始工作，但他有点头脑发昏，急切希望体验自己新的职业身份。

阿科斯塔保留着执法队伍老同事们那种正派的作风和犀利的眼神，当初申请就读法学院的计划是成为一名检察官。但在当地就业市场短暂试水之后，他改变了职业道路，结果发现前景严峻。

不太幸运的是，当地辩护律师的就业市场只是略微好一点点。尽管他拿到了一些offer，但没有一个提供工资或者福利。这些律所为他提供的除了一张办工桌和一张名片几乎没有别的。他给律所带来的任何营收都必须与合伙人五五分成，但他们反过来却不用这样。

正是到了这一步他才决定自己创办一家律所。他说：“如果我要对半分钱，他们却什么都不干，那我就打算跟自己对半分。”

事实上，将来还有别人要分享他的收入。阿科斯塔最近和法尔帕拉索法律专业的另外一名学生艾丽卡·玛兰德兹（Erica Melendez）订婚了。艾丽卡今年春天毕业，打算自己开律所，专门承接移民业务。他们两人的债务总计接近50万美元，同时，他们还要勉力经营两家公司，抚养玛兰德兹一名刚5岁的女儿。

尽管如此，能说一口流利西班牙语的阿科斯塔和玛兰德兹处境还是比他们许多同班同学要好。那些同学并没有掌握独一无二的市场化工作技能，能够让他们自立门户开公司。

那天较早一点，记者和法尔帕拉索法学院五名学生在学校附近一家墨西哥餐厅共进午餐。席间主要的话题是，他们更关心的到底是能否通过律考（法尔帕拉索学院毕业生们近年来一直在这方面努力），还是能不能找到工作。

一名叫伊桑·莱格（Ethan Legg）的学生说，如果能通过考试，他或许就能在某个地方找到某份差事。他的同学达利亚·安德森（Daria Anderson）回应说，如果“只是在星巴克工作，每年挣的钱还不到四万美元”，看不出通过了律考有什么好处。

安德森当初获得法学院录取的时候，一直打算给自己和两个孩子买所房子。之前她已经从印第安纳大学博明顿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in Bloomington）毕业。感谢奖学金，她只欠了一点债，接下来的十年因为从事过一系列不同的工作，还存下了一万美元。尽管她明白法学院会带来财务上的压力，但她还是决定，不试一试将来会后悔。

她说：“我或许会坐在某人的某张办公桌旁，凑合着干着一份工作，心里却在想；‘我不是早该走人了吗？’”

如今，她的负债超过10万美元，求职之路却一直很艰难。因为法律行业的职位线索寥寥，安德森瞄上了这样一类工作，比如审查或者谈判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合同。起步薪资可能介于五位数的中等水平和高等水平之间，但她希望这样的工作最终能够让她获得更高级的职位。

对于像安德森这样的学生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法尔帕拉索法学院的就业市场已经饱和，尽管事实确实如此。向阿科斯塔出租办公空间的律所合伙人卢卡斯抱怨说，整个地区的“律师都供过于求”。

事实是，所有法学院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市场都相对饱和。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针对最近法学院毕业生经济前景广泛撰文的法学教授保罗·坎波斯（Paul F. Campos）说，十年前，排名前10到前15的法学院毕业生中大多数希望在大型律所找到工作的人最终都能如愿。

然而，随着大型律所工作机会枯竭，许多毕业生开始争夺中等规模律所薪酬较低的职位，以及某些以前不会追求的、特定的政府工作职位。

“这个趋势耗光了这类工作岗位。”坎波斯说，“它在整个法律行业产生了涟漪效应。于是，哪怕只是印第安纳州西北部的一家小律所都敢告诉应届毕业生：‘我们希望你们无偿干活。我们不会给你开工资。’”

法学院这一方却似乎对这一切有种奇怪的健忘症。许多学校官方都在强调，优先考虑、而不是强制要求法学学位的工作岗位（也就是安德森现在一直在找的那类工作）数量在增长。但鉴于这个类别的模糊性，坎波斯说，把这类工作岗位的数量打个对折是个常识。

法尔帕拉索法学院最受欢迎的导师之一、税务法学教授小德尔·莱特（Del Wright Jr.）说：“我辅导过大量学生，极力让他们认识到，这类工作非常有用。”

“你能看到所有的业务，了解整个行业的真相。‘就业优先’。”他继续解释说，“如果你有创业精神，但却并不是最优秀的律师，或许可以好好看看这个。”

一团乱麻

法学院占据了法尔帕拉索大学西南角的两栋教学楼：其中一栋是一个肆意蔓延的棕色砖结构建筑，看起来似乎就像是用来容纳某个联邦官僚机构分流人员的场所；另外一栋是红色的砖结构建筑物，规模较小，但更优雅，坐落在主校区的对角线上。记者最近和布鲁斯·伯纳（Bruce Berner）一道参观了这两栋楼。伯纳是法尔帕拉索法学院的资深法学教授，还曾经担任学院的副院长。他2014年退休，但至今在学校依然备受热爱。

溜达穿过楼里的走廊时，伯纳忍不住指了指那些接受了买断、秋季开学时再也不会返校的同事们以前坐过的办公室。“如果不是因为出了这样的情况，伊万不会停止教书。”他说的是最近还曾经担任过过渡院长的教授伊万·伯德斯坦纳（Ivan Bodensteiner）。

伯纳1971年加入法尔帕拉索师资队伍的时候，是九位教授中的一员，学院主要着力于法律指导。但1980年代中到1980年代末，他说，学校越来越强调法律学术，招募了一些能够产生学术成果的师资人员。全美范围内，许多法学院也都经历了类似的演变。

因此，普通法学院师资队伍在这个时期前后快速壮大也并不什么巧合：每一位教授都减少了授课，腾出时间来从事研究。伯纳称，他从以前每年要讲授十五六个学时、一般要带五个班级减少到了不超过12个学时。所有法学院似乎都希望模仿哈佛和耶鲁。（法尔帕拉索称，该校师资力量的扩充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律师协会强制要求提高课程的全面性。）

同样并非偶然的是，法学院都提高了就读的收费，借此帮助支付额外的支出。在市场对律师存在健康需求的背景下，快速兴起的教育机构没有阻拦学费大部分（最后甚至是全部）靠政府贷款、之后轻松就能偿还贷款的学生们。法学院的申请人数在接下来的20年里总体上上升了。

法尔帕拉索的高端市场战略取得了想要的效果。虽然这所学校在印第安纳州北部一直享有可靠的声誉，培养出了大量的法官、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但它同时也开始吸引来自更广泛地区的申请者。法学院录取考试成绩的中位数开始爬升，最终超出了150的分数线好几个点，差不多达到了全国所有参考人员的中位数。

“我们在黄金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伯纳说，“我们总是有底气告诉排在前10%的学生，只要你想，你就能在芝加哥、在华盛顿、在纽约干出一番大事业。”

2004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在这所学校的125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过讲话。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前后，法尔帕拉索以及其他许多法学院接近达到了自己竞争力的顶点。法学院在全国的申请人数2004年将将超过了10万人，之后就开始逐步下滑。

法尔帕拉索法学院的崩盘经过了两个阶段。申请人数从2007年的3000多人下降到了2009年的不到1600人，虽然部分原因在于招生策略的变化。几年之后，申请人数又减少到了1200人以下。

经过第二波下滑之后，学校的师资人员和行政人员开始紧张了。“我当时还是招生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就干坐着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伯纳说，“简直是乱成一团麻。”

招生委员会当时很痛苦，不知道到底应该接受学生人数减少的事实，还是应该接受能力较弱的申请者，维持班级规模的大致稳定。最终，它选择了后者，这个决定就连伯纳本人都承认并不完全名正言顺，因为生源减少就可能意味着收入减少。

他说：“当然，那时候存在巨大的压力，来自学校行政中心的压力，要求维持学生的数量。”【这所大学的校长马克·赫克勒（Mark A. Heckler）称，招生决策完全取决于法学院自己，但学院的财务模式是自负盈亏。】

到了2014年，这个招生策略的局限性已经变得很明显：根据法学院的报告，该院毕业生在印第安纳州律师资格考试中的通过率已经从前一年的77%左右骤降到了61%左右（而且这个数字之前就在下滑）。即使理论上存在工作岗位，大批学生也将无法在这个州从事律师工作。

刚刚开始进入担任法学院院长以来第一个学期的安德烈·莱昂（Andrea Lyon）召集三年级全体学生举行了一次必须到场的大会，回顾严峻的数据，敦促他们参加法学院提供的几门律师协会辅导课程。2015年已经从这所法学院毕业的克里斯·弗雷伯格（Chris Freiberg）说：“那是一次恐慌的大会。”

（“我觉得我必须马上处理这个问题。”莱昂说，“有些学生可能觉得会议很恐慌，但事实并不是那样。”）

但随后的一年，律考通过率仅仅略微爬升了几个点。问题在于，这类通过率往往是预测法学院录取考试分数线的一个普遍通用的变量。随着这所法学院放松录取标准，平均录取考试分数也在下降，学校提高律考通过率的空间也存在限制。

事实上，法尔帕拉索陷入了一个正在泄气的金融泡沫中。因为政府在法律教育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大多数法学院都很迟才注意到这个泡沫。2010年到2015年之间，全国的申请人数最终骤降了40%左右，降幅大致与法尔帕拉索类似。

一个能够说明泡沫正在破裂的迹象是，名声更响亮的法学院在学生入学第一年之后就开始从排名较低的法学院挖人。“我们的学生就流失到了印第安纳大学。”法尔帕拉索的列文森说，“我们每年都有两三名优秀学生流失到圣母大学。”

截至2015年秋季，法尔帕拉索大学的行政中心开始讨论法学院大改组的几个可能选项；其中比较激进的选择是关闭法学院，还是说把它与其他学院合并。最终，学校领导层决定，缩小学院的规模就够了。

情况到了这一步，学院的师资人员几乎没有任何抵制。“人家都赚不了钱了，还要收他们的钱，我不认为是什么道德的事情。”莱昂说，“这就是不对。”

伯纳个人方面在回顾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这些年时体会到了一种悔恨的刺痛。“所有人的本意都是好的。”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过去，我认为我们在拒绝申请者方面犯的错可能多了点。”

荣誉军团

史蒂芬·威尔克斯（Stephen Wilks）教授上个学期的担保交易课程第一排座位其中一边属于一个由五名学生组成的小团体，他取名叫“荣誉军团”。

如果在法尔帕拉索任教，只有这种荣誉军团才能让你相信，你是在行好事。这帮学生散发着睿智的光芒，严谨地为上课做好准备。

他们在同学中不同寻常，那五名学生中有四人还远不到毕业就已经有了多份工作在排队等着他们，其中有一名是肩膀宽阔、来自艾奥瓦州的杰里米·哈恩（Jeremy Hahn）。他将加入艾奥瓦首府得梅因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处。

不用和哈恩交谈太久就能明白，无论把他空降到什么领域，他都能够成功。除了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他还是商务法学社的会长、学生法律学刊的主编以及毕业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

记者出席的那天，威尔克斯教授用一个涉及附属担保的模糊问题来刁难自己的学生。他温和地责备全班同学：“如果这道题答不上来，就会丢掉阐述这个问题的论文1/3的分数。”后来记者问哈恩是否知道答案，他承认自己确实知道，但选择不去验证，以免引人注意。

很容易理所应当地认为，法尔帕拉索决定收缩班级规模的决定意味着，这所法学院将来将由更多像哈恩和他“荣誉军团”里那些战友那样的人才构成。如果确实如此，这个决定或许完全合理。

但实际上，那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那是因为，法尔帕拉索以及其他排名较低的学校吸引哈恩这种学生的办法是提供可观的奖学金，能够承受这种奖学金的唯一途径是，其他占比很大的学生都得全额支付学费。

不可避免的是，许多按照这种标价支付学费的学生都是实力较弱、缺少其他选择的人。明尼阿波利斯圣托马斯大学法学院（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School of Law）研究法学院经济学的专家杰罗姆·奥甘（Jerome M. Organ）进行的研究显示，入学成绩较低以及大学平均绩点较低的学生往往要补贴明星学生；这一点在法尔帕拉索这样的三四类学校尤其突出。买单的都是边缘的学生，而不是像哈恩这样的学生。

而且，这种作用力很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原因很简单：法学院现有容量还是太大，而值得争抢的好学生又太少。据法学院分析师马特·莱西特尔（Matt Leichter）根据美国律师协会ABA文件编撰的数据，虽然自从2010年以来，全美的法学院申请人数已经减少了将近40%，但录取率只下降了大约30%，而全职师资人员的数量只下降了不到15%。

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法尔帕拉索这样的学校事实上面临的选择就是下面这个：要么录取大量的边缘学生，要么关门。

奥甘相信，一些法学院将来确实会关闭。他拿牙科学校做了一个类比，后者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的申请人数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暴跌，导致全部牙科学校中大约10%的学校在1990年代初遭遇了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法尔帕拉索必须承担接收大量学生的风险，学校行政部门其实也并没有隐瞒这一点。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冒险。我只是觉得，我们冒险的时候需要做到聪明和深思熟虑。”法尔帕拉索新任院长莱昂说，“只要你教过书，无论时间长短，你很快就能明白有些人身上的那种希望做好某件事情的饥渴感。它能弥补很多不足。”

推迟的职业生涯

记者和莱昂交谈后几个小时之后驾车向东行使大约75英里的距离，来到了印第安纳州的一家Meijer超市门店，遇到了2015年从法尔帕拉索法学院毕业的学生莎拉·塔皮亚（Sarah Tapia）。

塔皮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兄弟姐妹曾经频繁进出监狱。于是，她在高中决定将来要当一名律师，帮助像他们一样的人们。“我某种程度上就是一辈子抱着这种想法长大的。”她说，“因为钱，因为种族原因，他们在司法领域其实从来没有获得过平等的机会。”

她后来就读于高盛学院（Goshen College），研究历史，被两所法学院录取：一所是法尔帕拉索，另外一所是北卡罗来纳州一直到2011年才获得美国律师协会全面认证的盈利性学校夏洛特法学院（Charlotte School of Law）。

塔皮亚在法尔帕拉索的第一个学期过得很挣扎，但她自称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成绩就开始稳步提升。毕业之后，她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全身心投入到全职的学习之中，完全没有被自己“庞大的”债务负担吓住。发现自己考试没通过之后，她接受了Meijer超市服装部门的一份工作，准备今年2月再考一次。但就在记者出现之前不久，她发现自己再次考试失利。

塔皮亚是位身材娇小的女士，留着一头棕色的长发，说话的时候经常向下看。但如果误以为这是缺乏自信那就错了。她敦促记者去看看Netflix的系列纪录片《制造一名谋杀犯》（Making a Murderer），片子质疑了一名叫史蒂文·艾弗里（Steven Avery）的男子被判定谋杀罪名的裁决。

从招生委员会决定冒险接收一名高风险申请者的角度来看，塔皮亚一定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她已经征服了渺茫的希望，从学校毕业了。而且，她显然对法律有激情。

她身上拥有莱昂说她在寻找的那种无法传授的、希望获得成功的冲动。即使到了今天，经历过两次打击之后，她依然决定继续参加律考，直到通过为止。她心里从来没有怀疑过，终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名执业律师。而且，她很可能是对的。

尽管如此，她同时依然背负着摧毁性的高额债务负担，从事着一份对债务来说杯水车薪的工作。

“为什么法尔帕拉索的经济结构跟哈佛法学院类似？”科罗拉多大学那位研究法学院应届毕业生们发展前景的专家坎波斯反问，“那么做显然不合理。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制定哈佛式收费标准的原因。”

往前倒推两代人，像塔皮亚这样的人就算在法律领域的职业生涯不成功，或许也依然可以去法尔帕拉索上学，但是财务上能够过得去。如今，简单来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坎波斯接着说：“退一万步说，法尔帕拉索这样的教育机构显然曾经发挥过宝贵的作用，直到被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形式各异的各种疯狂扫地出门。”

塔皮亚被问及是否后悔当初决定去攻读法学院时说，她有时候也怀疑，“也许我不该这么干，也许按照设定，我的人生就不该这么过。”但这种时刻总是相当短暂。

“我不会拿我的法律学位交换任何东西。”她补充说，“要换就换我的债务。”

（译者：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