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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核查资深人士口述:蛰伏十年,“双碳目标”公布后狂欢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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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核查资深人士口述:蛰伏十年,“双碳目标”公布后狂欢到天明

2013年碳圈人说碳,大家以为在说煤炭;但到了2020年,说起碳,人们想到的是“双碳”的碳。从业十年间,一个碳核查员奋斗过、焦虑过、迷茫过,终于穿越“寒冬”,迎来了碳圈的新时期。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孙早霞

编辑 | 郑萃颖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制定,国内与碳相关的业务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很多人以为碳圈是近几年才火的,其实不然。早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CDM(清洁发展机制)使国内碳圈开始变得活跃,只不过那时还不被公众熟知。国内的清洁能源企业通过注册CDM项目出售,就能获得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收入。

2009年,由于哥本哈根协议达成的实质性进展有限,没有明确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为全球气候合作与CDM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CDM项目降温。之后国内碳圈又经历了CCER(国家核证自愿碳减排量)的启动与关停。碳圈十多年的起伏,一批批人来了又走。为使读者对国内碳圈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界面新闻采访了有十年碳圈工作经历的包明鑫。

作为碳圈资深人士,包明鑫先后就职于中创碳投、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TC)、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等多家与碳业务相关的企业及机构,有着多年的碳核查经验,如今从事ESG及相关的咨询服务工作。

以下为包明鑫口述:

京都议定书之后,07、08年左右,有一阵CDM项目特别火。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大会确立了CDM机制,发达国家企业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行业,可以获得减排量抵消额转让,获取相应减排权,实现履约。比如欧盟国家买中国的风电项目,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风电原本只有国家的补贴,可以再申请成为CDM项目,出售给国外企业。当时的核查员,在业主的眼里就是给企业带钱来的,因为完成立项、审批,减排量卖到国外就能给企业创收。听前辈们讲,当时核查员在企业备受礼遇,且薪资待遇颇有竞争力。

我进入碳圈是2013年,就职的第一家公司是中创碳投。中创碳投的核心团队是国内最早参与CDM项目的人。由于CDM有语言门槛儿,所以当时碳圈的人基本都有留学背景,整体素质比较高。我是交叉学科背景,专业是金融数学和电气自动化,跟碳一点关系没有。但当时碳专业非常小众,不太有专业对口人才,我算赶上了碳圈扩招,现在科班出身的人才非常多。

进入碳圈的我,刚开始做了三年项目管理,偶尔参与几个碳核查项目。但因为中创业务范围广,有课题研究,有第三方项目,参与制度搭建,也有信息化建设等等,我通过项目管理有机会接触到政府课题和碳圈专家,旁观国内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除了学到很多东西,收入也不错。我在中创工作一年后年薪能拿20万,在同龄人中算不错了。但做了3年项目管理后,感觉到了职业瓶颈期,想做技术转型。

2016年,我进入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TC),正式开始做技术工作,其中碳核查是核心业务之一。当时不仅是国内的7个碳交易试点,包括后来新增的试点福建,所有的省市都要做碳核查,为国家做数据摸底。

CTC有较全的国际国内资质,因此承接了较多碳核查项目。核查工作都要通过政府遴选,碳核查机构中标后就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的任务,比如50家某区域某行业企业特定年份的碳核查工作。有的任务甚至要求一个月内就完成报告提交,时间非常紧张。转技术的第一年,我就飞出了一张金卡,在新疆、内蒙、北京周边、广东深圳等各地做碳核查。工作强度最大的时候,我一度是白天进企业核查,晚上在酒店熬夜写报告,加班到两三点。

当时我公司离家很近,公司保安总说,你怎么总周末来公司。因为常常是周末出差回来,去公司取快递、拿文件,然后回家换掉行李箱的衣服,就又出发了。整个核查季,人基本都在外面跑。

核查员的具体工作呢,主要有两项,现场核查和报告编制。现场核查又分为几项重点工作:数据校验,人员访谈,设备查看。为了提高效率,一般会让公司提前准备好相应的材料。我们进厂后,先集中进行数据和文件核查,开展相关人员的访谈,然后进行现场设备设施的查看。

2016年,有些区域是第一年开展碳核查,会涉及到以往多年的数据查找,这对企业来说是挺重的工作量,对核查员也是不小的挑战,比如怎么有效沟通,怎么处理数据缺失。另外,第一年纳入核查的企业一般会担心数据安全的问题,毕竟涉及到生产数据和财务数据,所以核查员都会签署保密协议。同时,核查机构为政府服务,需要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所以核查员除了要对数据报表进行交叉核对,也会要求企业签署真实性声明,保证提供的信息和数据是真实的。

当然也会有企业想在数据上钻空子,往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调整数据。一些区域碳核查工作市场化之后(指企业自己选择有资质的核查机构),也会有企业觉得可以和核查机构谈条件。但实话实说,企业能钻营的空间很小,数据造假,核查员很容易比对出来,有时间和精力做出不被发现的完美假数据,还不如做好内部的碳管理。另外,政府还会对核查结果进行抽查,就是为了确保核查结果的准确。

碳核查的工作很有挑战性,核查员需要嘴皮子比较溜,统筹调度能力比较强,还要明察秋毫。数据核查要严谨细致,生产现场也要认真查看,如查看锅炉型号是否和企业提供的资料一致,监测设备是否在企业所说的位置,是否在正常运行。通常不会有太大问题,但也难免有特别情况。有一次我去核查一家私营化工厂,企业说他们没有烧煤,结果我走访现场,就撞见一个堆煤的区域,明显就是他们漏报了。

作为核查员,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算是“高危行业”,因为要进入到生产区域,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签安全须知。但还是会有意外,我有同事在核查现场被狗咬了。核完化工厂,回来牙龈全肿了。还曾有核查员在工作中突然离世,他年龄比较大,可能是过劳。除了会经常出入一些危险的作业现场,有时候吃饭都挺困难,我在工厂吃过馒头咸菜。

我自认脾气挺好,但也在企业跟人“吵”过。之前去一家企业,对接人态度很好,但你问他要数据,对方就说协调不来。核查时间很紧,行程计划都是提前排满,相关部门不配合,我就只能“杀”到他们办公室据理力争,气氛一度非常剑拔弩张。核查这事儿,因为需要各部门配合,所以公司领导的重视很重要。

当然大部分企业都是配合的,但配合程度有差距。之前去过一家新疆的电厂,到现场发现数据准备地非常充分和规范,进场两个小时,不光是数据收集和核对,排放量都算完了。还有另一家企业,去之前跟我保证说,“老师,你要的东西都已经摆桌子上了”。结果到了之后一上午什么数据都没拿到,只有两个领导陪着我们聊天,当时我内心别提多抓狂了。

因为近距离跟企业合作,也真的能理解企业的不容易。企业有很多合规事项要满足,很多检查要应对。有时候我们在核查,旁边就有别的机构在审计,同一份材料,从这边送往那边,两个会议室同时开工。

我在碳圈的最初6年都是在北京。个人感觉北京的碳圈比较活跃,北京是当时唯一对于碳交易立法的试点,执行力度非常强,企业的参与度高。有一年,全国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来北京交流学习,现场有一家私企代表做分享。纳入碳市场第一年,他们配合完成了碳核查,但没有进行履约,被罚了一大笔罚款,直接罚怕了,当年就在企业内部成立了碳管理小组,通过摸索碳市场规则,提升内部碳管理,第二年他们就通过碳交易实现盈利,也因此从反面教材变成正面案例,受邀来做分享。

6年期间,我也真切体会到碳市场的变化,从试点到全国铺开,从少数企业参与,到纳入至少8个重点行业的企业,包括电力、石化、建材、钢铁等。然而后来,市场的变化开始偏离我的预期。

2017年发改委暂停CCER项目审批,再后来,全国碳市场的启动计划略有调整。而且部分区域的碳核查业务由于市场化竞争,压缩了核查机构原本已经不太多的利润空间。

2016年以前,碳核查的收入主要来自国家拨款。比如2013年给一家企业做碳核查,核查机构最高能拿10万元(多年度的核查),随着备案的碳核查机构越来越多,再加上后来有些省市开始市场化后,碳核查机构比价竞争,一家企业的核查有时候只能拿到8000左右(一个年度的核查)。

过去十年中,CDM项目趋冷之后碳圈流失了一部分人,CCER暂停审批后又离开了一批人。有些同仁进入甲方企业做供应链的管理,有些进入金融机构,也有一些转做其他咨询。

作为核查员,我也很焦虑,首先是市场的发展趋势仍不明确,法规细则有待完善;再者碳核查实际并没有太高的技术门槛,尤其现在信息化程度提高了,将会很大程度上取代碳核查的人力需求。资深核查员的珍贵,在于能处理各类复杂的异常情况,但异常情况并不多见。而且,2018年我有了女儿,作为一个30+的妈妈,家庭的责任也会让我对于未来的发展有更多考量。最后,我决定尝试破圈,从新的行业从头开始,当时能想到的就是CSR和ESG。

机缘巧合之下,2020年我进入CDP,一个国际NGO,专注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这完全符合我对于未来方向的预期,基于碳又多于碳。从前在碳市场,更多是关注企业的碳排放和碳减排。CDP关注企业在气候变化上的内部治理架构以及管理绩效,同时着力于推进国内企业在国际气候倡议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作为CDP中国的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和RE100负责人,我有幸接触了国内不同行业的头部企业,了解企业高管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看法,获知企业在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所遇到的挑战,同时身处国际机构,让我有了更宏观的视野,去发现全球的发展现况与趋势。任职于CDP期间,我支持了共计26家国内企业参与到国际气候倡议中,当然也是因为赶上好时机。

2020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之后,我的整个微信朋友圈真是狂欢到天明,大家终于等到碳圈重回公众视野。有碳圈资源、环境知识,尤其是有碳核查经验的人再次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资源。不过碳圈一火,似乎什么都要跟碳贴上边,这样会把市场搅乱,也容易误导公众。所以,政府也在呼吁不要搞运动式减碳。

当然,“3060”双碳目标提出后,看到很多企业都在积极推进内部的碳达峰、碳中和规划,推进相应的减排行动。正是因为看到来自企业的需求,CDP项目期满后,我加入了一个创业团队,致力于为我国企业提供关于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支持。

我现在的工作内容,依然包含碳核算,对于企业来说,摸清家底,衡量排放基准是规划和管理的重要基础,所以碳排放计算是企业必要的工作,这也真正给了碳圈更多的机会。我特别高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谈论碳排放,也特别高兴有年轻人兴致勃勃地加入到这个行业。

双碳目标提出后,曾经的碳圈人都十分激动和感慨,碳圈终于又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曾经离开的朋友,有些借此机会得以回归,有些进入其他行业继续为碳圈提供支持,比如向供应链传递低碳发展的理念,比如参与设计更低碳的产品,比如推动资金流向低碳创新的行业。

对于碳圈的贡献,其他的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低碳的理念我有很好地传递给下一代。我的女儿今年4岁,别人问妈妈是做什么的,她会说:“妈妈是保护地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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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核查资深人士口述:蛰伏十年,“双碳目标”公布后狂欢到天明

2013年碳圈人说碳,大家以为在说煤炭;但到了2020年,说起碳,人们想到的是“双碳”的碳。从业十年间,一个碳核查员奋斗过、焦虑过、迷茫过,终于穿越“寒冬”,迎来了碳圈的新时期。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孙早霞

编辑 | 郑萃颖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制定,国内与碳相关的业务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很多人以为碳圈是近几年才火的,其实不然。早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CDM(清洁发展机制)使国内碳圈开始变得活跃,只不过那时还不被公众熟知。国内的清洁能源企业通过注册CDM项目出售,就能获得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收入。

2009年,由于哥本哈根协议达成的实质性进展有限,没有明确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为全球气候合作与CDM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CDM项目降温。之后国内碳圈又经历了CCER(国家核证自愿碳减排量)的启动与关停。碳圈十多年的起伏,一批批人来了又走。为使读者对国内碳圈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界面新闻采访了有十年碳圈工作经历的包明鑫。

作为碳圈资深人士,包明鑫先后就职于中创碳投、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TC)、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等多家与碳业务相关的企业及机构,有着多年的碳核查经验,如今从事ESG及相关的咨询服务工作。

以下为包明鑫口述:

京都议定书之后,07、08年左右,有一阵CDM项目特别火。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大会确立了CDM机制,发达国家企业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行业,可以获得减排量抵消额转让,获取相应减排权,实现履约。比如欧盟国家买中国的风电项目,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风电原本只有国家的补贴,可以再申请成为CDM项目,出售给国外企业。当时的核查员,在业主的眼里就是给企业带钱来的,因为完成立项、审批,减排量卖到国外就能给企业创收。听前辈们讲,当时核查员在企业备受礼遇,且薪资待遇颇有竞争力。

我进入碳圈是2013年,就职的第一家公司是中创碳投。中创碳投的核心团队是国内最早参与CDM项目的人。由于CDM有语言门槛儿,所以当时碳圈的人基本都有留学背景,整体素质比较高。我是交叉学科背景,专业是金融数学和电气自动化,跟碳一点关系没有。但当时碳专业非常小众,不太有专业对口人才,我算赶上了碳圈扩招,现在科班出身的人才非常多。

进入碳圈的我,刚开始做了三年项目管理,偶尔参与几个碳核查项目。但因为中创业务范围广,有课题研究,有第三方项目,参与制度搭建,也有信息化建设等等,我通过项目管理有机会接触到政府课题和碳圈专家,旁观国内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除了学到很多东西,收入也不错。我在中创工作一年后年薪能拿20万,在同龄人中算不错了。但做了3年项目管理后,感觉到了职业瓶颈期,想做技术转型。

2016年,我进入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TC),正式开始做技术工作,其中碳核查是核心业务之一。当时不仅是国内的7个碳交易试点,包括后来新增的试点福建,所有的省市都要做碳核查,为国家做数据摸底。

CTC有较全的国际国内资质,因此承接了较多碳核查项目。核查工作都要通过政府遴选,碳核查机构中标后就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的任务,比如50家某区域某行业企业特定年份的碳核查工作。有的任务甚至要求一个月内就完成报告提交,时间非常紧张。转技术的第一年,我就飞出了一张金卡,在新疆、内蒙、北京周边、广东深圳等各地做碳核查。工作强度最大的时候,我一度是白天进企业核查,晚上在酒店熬夜写报告,加班到两三点。

当时我公司离家很近,公司保安总说,你怎么总周末来公司。因为常常是周末出差回来,去公司取快递、拿文件,然后回家换掉行李箱的衣服,就又出发了。整个核查季,人基本都在外面跑。

核查员的具体工作呢,主要有两项,现场核查和报告编制。现场核查又分为几项重点工作:数据校验,人员访谈,设备查看。为了提高效率,一般会让公司提前准备好相应的材料。我们进厂后,先集中进行数据和文件核查,开展相关人员的访谈,然后进行现场设备设施的查看。

2016年,有些区域是第一年开展碳核查,会涉及到以往多年的数据查找,这对企业来说是挺重的工作量,对核查员也是不小的挑战,比如怎么有效沟通,怎么处理数据缺失。另外,第一年纳入核查的企业一般会担心数据安全的问题,毕竟涉及到生产数据和财务数据,所以核查员都会签署保密协议。同时,核查机构为政府服务,需要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所以核查员除了要对数据报表进行交叉核对,也会要求企业签署真实性声明,保证提供的信息和数据是真实的。

当然也会有企业想在数据上钻空子,往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调整数据。一些区域碳核查工作市场化之后(指企业自己选择有资质的核查机构),也会有企业觉得可以和核查机构谈条件。但实话实说,企业能钻营的空间很小,数据造假,核查员很容易比对出来,有时间和精力做出不被发现的完美假数据,还不如做好内部的碳管理。另外,政府还会对核查结果进行抽查,就是为了确保核查结果的准确。

碳核查的工作很有挑战性,核查员需要嘴皮子比较溜,统筹调度能力比较强,还要明察秋毫。数据核查要严谨细致,生产现场也要认真查看,如查看锅炉型号是否和企业提供的资料一致,监测设备是否在企业所说的位置,是否在正常运行。通常不会有太大问题,但也难免有特别情况。有一次我去核查一家私营化工厂,企业说他们没有烧煤,结果我走访现场,就撞见一个堆煤的区域,明显就是他们漏报了。

作为核查员,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算是“高危行业”,因为要进入到生产区域,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签安全须知。但还是会有意外,我有同事在核查现场被狗咬了。核完化工厂,回来牙龈全肿了。还曾有核查员在工作中突然离世,他年龄比较大,可能是过劳。除了会经常出入一些危险的作业现场,有时候吃饭都挺困难,我在工厂吃过馒头咸菜。

我自认脾气挺好,但也在企业跟人“吵”过。之前去一家企业,对接人态度很好,但你问他要数据,对方就说协调不来。核查时间很紧,行程计划都是提前排满,相关部门不配合,我就只能“杀”到他们办公室据理力争,气氛一度非常剑拔弩张。核查这事儿,因为需要各部门配合,所以公司领导的重视很重要。

当然大部分企业都是配合的,但配合程度有差距。之前去过一家新疆的电厂,到现场发现数据准备地非常充分和规范,进场两个小时,不光是数据收集和核对,排放量都算完了。还有另一家企业,去之前跟我保证说,“老师,你要的东西都已经摆桌子上了”。结果到了之后一上午什么数据都没拿到,只有两个领导陪着我们聊天,当时我内心别提多抓狂了。

因为近距离跟企业合作,也真的能理解企业的不容易。企业有很多合规事项要满足,很多检查要应对。有时候我们在核查,旁边就有别的机构在审计,同一份材料,从这边送往那边,两个会议室同时开工。

我在碳圈的最初6年都是在北京。个人感觉北京的碳圈比较活跃,北京是当时唯一对于碳交易立法的试点,执行力度非常强,企业的参与度高。有一年,全国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来北京交流学习,现场有一家私企代表做分享。纳入碳市场第一年,他们配合完成了碳核查,但没有进行履约,被罚了一大笔罚款,直接罚怕了,当年就在企业内部成立了碳管理小组,通过摸索碳市场规则,提升内部碳管理,第二年他们就通过碳交易实现盈利,也因此从反面教材变成正面案例,受邀来做分享。

6年期间,我也真切体会到碳市场的变化,从试点到全国铺开,从少数企业参与,到纳入至少8个重点行业的企业,包括电力、石化、建材、钢铁等。然而后来,市场的变化开始偏离我的预期。

2017年发改委暂停CCER项目审批,再后来,全国碳市场的启动计划略有调整。而且部分区域的碳核查业务由于市场化竞争,压缩了核查机构原本已经不太多的利润空间。

2016年以前,碳核查的收入主要来自国家拨款。比如2013年给一家企业做碳核查,核查机构最高能拿10万元(多年度的核查),随着备案的碳核查机构越来越多,再加上后来有些省市开始市场化后,碳核查机构比价竞争,一家企业的核查有时候只能拿到8000左右(一个年度的核查)。

过去十年中,CDM项目趋冷之后碳圈流失了一部分人,CCER暂停审批后又离开了一批人。有些同仁进入甲方企业做供应链的管理,有些进入金融机构,也有一些转做其他咨询。

作为核查员,我也很焦虑,首先是市场的发展趋势仍不明确,法规细则有待完善;再者碳核查实际并没有太高的技术门槛,尤其现在信息化程度提高了,将会很大程度上取代碳核查的人力需求。资深核查员的珍贵,在于能处理各类复杂的异常情况,但异常情况并不多见。而且,2018年我有了女儿,作为一个30+的妈妈,家庭的责任也会让我对于未来的发展有更多考量。最后,我决定尝试破圈,从新的行业从头开始,当时能想到的就是CSR和ESG。

机缘巧合之下,2020年我进入CDP,一个国际NGO,专注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这完全符合我对于未来方向的预期,基于碳又多于碳。从前在碳市场,更多是关注企业的碳排放和碳减排。CDP关注企业在气候变化上的内部治理架构以及管理绩效,同时着力于推进国内企业在国际气候倡议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作为CDP中国的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和RE100负责人,我有幸接触了国内不同行业的头部企业,了解企业高管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看法,获知企业在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所遇到的挑战,同时身处国际机构,让我有了更宏观的视野,去发现全球的发展现况与趋势。任职于CDP期间,我支持了共计26家国内企业参与到国际气候倡议中,当然也是因为赶上好时机。

2020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之后,我的整个微信朋友圈真是狂欢到天明,大家终于等到碳圈重回公众视野。有碳圈资源、环境知识,尤其是有碳核查经验的人再次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资源。不过碳圈一火,似乎什么都要跟碳贴上边,这样会把市场搅乱,也容易误导公众。所以,政府也在呼吁不要搞运动式减碳。

当然,“3060”双碳目标提出后,看到很多企业都在积极推进内部的碳达峰、碳中和规划,推进相应的减排行动。正是因为看到来自企业的需求,CDP项目期满后,我加入了一个创业团队,致力于为我国企业提供关于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支持。

我现在的工作内容,依然包含碳核算,对于企业来说,摸清家底,衡量排放基准是规划和管理的重要基础,所以碳排放计算是企业必要的工作,这也真正给了碳圈更多的机会。我特别高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谈论碳排放,也特别高兴有年轻人兴致勃勃地加入到这个行业。

双碳目标提出后,曾经的碳圈人都十分激动和感慨,碳圈终于又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曾经离开的朋友,有些借此机会得以回归,有些进入其他行业继续为碳圈提供支持,比如向供应链传递低碳发展的理念,比如参与设计更低碳的产品,比如推动资金流向低碳创新的行业。

对于碳圈的贡献,其他的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低碳的理念我有很好地传递给下一代。我的女儿今年4岁,别人问妈妈是做什么的,她会说:“妈妈是保护地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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