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星理

2022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向界面新闻表示，她将提交《关于优化生育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继续为生育政策调整发声。黄细花多年来关注生育政策改革，先后提交了数十份建议，不少建议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宣布实施三孩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仅为7.52‰，人口净增长仅48万，这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连续第五年下降，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

黄细花在其建议中分析，中国出生人口连续五年呈持续下降的势头，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已经结束。所谓二孩生育堆积，是指许多非独夫妇过去虽然想生二孩，但政策不允许，因此这些夫妇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都集中在政策放开的头几年释放出来。放开“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曾短暂出现生育高峰，但新增人口数量呈“先高后低”之势，到2019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至3.4‰，低于“全面二孩”政策启动前的2015年。未来几年，二孩生育堆积效应已经结束，二孩出生人数也随之下降。

二是未来几年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在生育意愿不变的情况下，育龄妇女数量越多，出生人口越多；育龄妇女数量越少，出生人口越少。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0年以后全国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全国育龄女性人数比2010年减少了5749万人，这十年间，育龄女性人数平均每年减少575万人。

三是近几年结婚人数不断下降。根据民政部数据，2020年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结婚人数连续第七年下降，创下近17年的新低。而30岁以上人群的登记比例已经逼近50%，可见中国晚婚晚育趋势明显。

四是年轻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由于住房、教育、医疗价格上涨等原因，人们抚养孩子的成本大大提高了，严重压抑了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2022年1月20日，在国家卫健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介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公开资料显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然而，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例如，韩国和新加坡近年来都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没有明显提高。2020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跌到0.84，为全球最低。

提升生育率是一道“综合题”，必须打出“组合拳”才能达到应有效果。世界各国为了提升生育率，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更多失败的例子。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鼓励生育的效果收效甚微，而法国和北欧国家鼓励生育则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生育和抚养孩子、妇女参加就业、平衡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都享受福利补贴。

有鉴于此，黄细花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现在提“三孩政策”，会给人们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生育四孩是违反政策的。虽然现在有意愿生育四孩及以上的夫妇占少数，但鼓励生育不限多少胎，更符合国情发展。中国正处在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重要节点，目前20岁到39岁生育高峰年龄的人群队列规模和比重都在下降，建议国家发改委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尽早放开生育政策的限制。

此外，应加大转变生育观念宣传。过去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三十多年里，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到居委会的宣传栏，都充斥了计划生育的宣传，许多中国人也接受了“只生一个好”的生育观念。要扭转这种观念，国家卫健委要从过去宣传“只生一个好”转变为宣传“多生孩子利国利民”。

她还建议发放育儿补贴。“放开了”仍然“不愿生”，表明政策限制只是“生育堵点”之一，担心“生得起、养不起”等经济社会因素才是影响生育的更大“堵点”。最直接的办法，可考虑发放生育补贴。例如，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满6周岁时，国家财政每月发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加大政策托举力度也是重要手段。她建议，国家财政部、教育部、税务部门可研究实打实地给予家庭帮助，鼓励积极生育。托幼方面，可考虑实施入托儿所、幼儿园等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房产方面，对于三孩及以上家庭，可以返还或直接减免其房贷利息的50%；医疗方面，可进一步提高婴幼儿入院治疗报销比例。

黄细花建议，女职工应享受全额带薪产假，且重返工作岗位时累计工龄。目前各省份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均延长了产假，但如果延长产假的成本由企业负担，那么企业为了节省人力资源成本，就会尽量不招聘女职工。因此，国家财政应承担延长产假的成本，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她还注意到，随着女性教育和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城市里的大龄未婚女性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孩子的未婚女性，为此，国家卫健委、妇联应出台政策允许单身女性享有与已婚女性一样的生育权利和福利。